“继续革命模式”概述

（一）“继续革命模式”的含义

“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相当风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关键词能比“革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分量更重。从辞源上说，“革命”是一个具有本土性的话语，源出《易经》，是解释“革”卦时的“汤武革命”一语。“革”卦卦象为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所以，《易经》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218]水、火在一起，势难相容，要么水决火灭，要么火燃水枯，这就好比成汤灭夏、周武伐商。由此，在本土话语中，“革命”含有以暴力为基础的改朝换代、此兴彼灭、你死我活之意。当然，在20世纪的中国，通过吸收西方的“革命”话语，中国的“革命”已突破了传统的语境，从纯粹的朝代更替，演变为对各种社会变革的一种描述话语。“革命”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亦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承诺”。但是，“革命”话语虽然裂变，但“始终未脱离中国传统政治变革的历史和认识的轨道”^[219]。20世纪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曾这样表达他对“革命”的理解：“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220]在这里，“革命”既有血雨腥风的政权更替，也包含了文化、艺术等的“改变”；最基础的，“革命”还是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变，这种改变肯定伴随激烈的斗争。

从字面上看，“继续革命”表示在此前“革命”的基础上，在已有的“革命”成果上，接着“革命”。在逻辑上，“继续革命”的概念有其矛盾性。“革命”既已成功，“你死我活”的大局已定，接下来应该是理性的发展，至多对影响、阻碍发展的制度进行改革、改造。对自己的“革命”成果再展开“革命”，就如同“当家闹事”，在正常的理性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在非理性、非常态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发生。

在20世纪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北伐战争要革军阀的命，抗日战争是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些都符合“革命”的本义。就中国共产党来讲，1949年之前的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目的是建立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结束。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基本建立，“革命”的对象不再，社会的变革已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来言说，“革命”在逻辑上没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了。但是，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偏差，在实践中发生“左”的错误，逐渐从“人民内部矛盾”中给自己树立了“敌人”，并以这些“敌人”为对象，“革命”就有“继续”的合理性了。在这一逻辑的支持下，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命题，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就在这种错误的命题中，在自己的阵营中“继续革命”。

从上面对“继续革命”的释义可以概括，所谓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实践的“继续革命模式”，指的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教育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受社会政治领域“继续革命”的推动，从而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开展的教育“继续革命”。虽然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教育领域中的各类“革命”被命名为“教育革命”而非“教育继续革命”，但都是在社会领域“继续革命”的语境中展开的，其实质是教育领域的“继续革命”。因而，可以将1958年到1976年间，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命名为“继续革命模式”。

教育领域“继续革命模式”的对象是什么呢？经过“改造模式”以后，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从理论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教育领域的“革命”基本结束。然而，教育从来就是受社会政治影响的，社会政治领域既然非理性地兴起了“继续革命”运动，教育要继续革命也就在所难免了。“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一切的“红卫兵”们，将一切既有秩序变成了他们继续革命的对象。教育领域的继续革命，其对象也理所当然的是当时既存的教育秩序了。具体而言，教育继续革命的可能对象包括：第一，1949年以前的教育遗产。这些虽然经过“接管”和“改造”，已被“革”过“命”了，但可能不彻底，其“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性质有时还有表现，在“放大镜”下可能还挺惊人，因而，有继续革命的空间。第二，1949年到1957年间，通过“接管”和“改造”所形成的教育的新秩序、新遗产。这些新的教育秩序，可能不符合政治家们的理想，不符合他们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理想的设想，需要颠覆性重构，因而也有可“革”的空间。

应该说，无论是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批判的彻底性的担忧，还是对“新教育秩序”完善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如果不适当地夸大，并将它们当作需要继续革命的敌我矛盾来看，那就成了非理性、非正常的了。不幸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全社会非理性的“左”倾狂热的“继续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实践误入了“继续革命模式”歧途之中。本来，当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在1957年基本形成以后，根据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规律，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性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良性发展，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理想策略。然而在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过分夸大了教育发展中的某些内部矛盾，又对这些矛盾采取了“继续革命”的处理方式，这就使得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降的近20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实践走上了南辕北辙的“继续革命”道路。

（二）“继续革命模式”的发展阶段

“继续革命模式”从1958年“大跃进”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持续近2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教育领域继续革命初步展开。这一阶段，受社会领域“大跃进”狂潮的影响，教育领域的继续革命初步展开，表现为^[221]：一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教育方针的表述进一步发展。二是形形色色的突破现有教育秩序的“教育革命”出台，包括以生产劳动代替学习，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发动群众办学，各级各类教育盲目发展；学校工作中开展群众运动，逆教育、教学规律而行；教育改革试验迅猛发展。三是在学术领域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粗暴的学术大批判。

第二阶段：196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调整时期，教育领域的继续革命在调整中延续。从1960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在教育领域，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开始对“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进行调整。1961年9月、1963年3月，中共中央分别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使教育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继续在发展，特别是在1961年到1966年间，毛泽东多次对教育提出批评，有些批评助长了教育领域的“左”倾狂热，使得继续革命在教育调整中依然得以延续。表现为：从教学改革到学制改革的热情探索得以继续；在学校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学术界、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的非理性批判仍然延续等。

第三阶段：1966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的“继续革命模式”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22]在这场“内乱”中，教育领域的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假设的推动下全面展开。主要表现为：全面否定建国以后17年的教育成绩；全面颠覆既有教育秩序，“停课闹革命”、工宣队进学校、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教师等等；推广“五·七公社”经验、白卷“英雄”、“朝农经验”等“左”的典型经验，构建“继续革命”后的教育“新秩序”。由于教育领域继续革命的这些“破”、“立”举措，都是建立在对我国政治、教育发展形势的错误判断之上，是非理性的甚至是荒唐的、错误的，因此给我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灾难。1976年10月，教育的“继续革命模式”随“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其使命。

（三）“继续革命模式”的语境

1．“继续革命”的社会背景

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兴起一波又一波的“左”倾社会运动，在这种全民狂欢式的“革命”社会语境中，教育“继续革命模式”在所难免。

（1）“整风反右”：“继续革命”的端绪。鉴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产生的一些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整风。但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人借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随着运动的展开，反右被扩大了，到1958年反右结束时，先后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反右”运动，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偏差。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得出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反右”运动后，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改变了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3]这一论断，开启了“继续革命”之门。

（2）“大跃进”：“继续革命”土壤的培植。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样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高层领导要思考的问题。但恰恰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周恩来等在1956年主持的“反冒进”。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好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恢复1956年初的做法，必须促进，而不能促退。在此后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1958年1月）、“成都会议”（1958年3月）上，毛泽东继续对“反冒进”提出批评。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过高的计划指标。“总路线”提出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渐入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虚报浮夸、全民大炼钢铁，各行各业竞相“放卫星”，给国民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试图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中的不当做法。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掀起了“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大跃进”的错误在1960年前后得以延续且有所扩大。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在1960年7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继续革命”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3）经济调整期“左”倾思想的延续：为“继续革命”续薪。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的任务。196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这些措施，促使国民经济在1962年到1966年间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尽管“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领域有所纠正，但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仍在发展。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发展了他在“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4）“文化大革命”：为“继续革命”厚植根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在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错误口号的引导下，中央领导机构被错误改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全国各级领导机构陷入瘫痪，社会陷入全面内乱。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1971年9月13日，在中共九大上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在策划武装叛乱败露后乘飞机外逃，途中机毁人亡。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批“左”并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主张仍没有被接纳的空间。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此后，又相继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继续延伸。1976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植厚了教育“继续革命”的根基。

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本应迎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时期，却在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想的引导之下，走上了南辕北辙的“继续革命”之路。社会政治领域的这一语境，便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实践的“继续革命模式”的土壤。

2．“继续革命”的思想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知识分子性质的判断，成为“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波又一波“左”倾运动的理论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实践的“继续革命模式”的理论背景。

（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关于“革命”的理论逐步从生产力领域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发展为政治、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概念^[224]。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225]可见，“制度”和“生产技术”的革命，在这时的毛泽东眼中是并重的。1956年1月，毛泽东发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样，“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就成为当时政策的焦点。但是，这两个“革命”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被思想、政治领域的“革命”压倒，最终演变为政治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导致“革命”观发生这种不幸变化的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当时国内一些城市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在国外，波兰和匈牙利于1956年先后爆发严重骚乱，苏联开始对斯大林展开评判。国内外形势引发了对“修正主义”的担忧，促使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判断。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226]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227]：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接受为党的意志。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1963年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将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逐步上纲上线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环境逐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进一步将一系列“左”倾错误做法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要点有：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这些理论概括，被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完全接受，从而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继续开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这种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曾评价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228]

（2）对知识分子性质的估计。经过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得到了肯定。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229]

在“反右”和“大跃进”中，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对知识分子队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划入剥削阶级范畴中。此后，随着诸如“知识分子最无知，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白专道路”等荒唐观点的出现，在知识界和大专院校开展了“反对专家治校、反对走白专道路”、“向党交心”和“拔白旗树红旗”等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愈趋消极。

20世纪6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有所调整。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为反右倾、反右派中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帽子的大多数人摘帽、平反。1962年2、3月间，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继续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陈毅在会上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经过12年锻炼，我国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但对知识分子认识的调整受到了随之而来的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想的干扰，并对知识分子再次出现了错误的认识。1964年6月，毛泽东在给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错误的估计下，对知识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1965年11月7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把对知识界的批判推上了高峰，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更被视为“臭老九”，所得到的评价低到了极点。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到，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降，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在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左”倾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对知识分子队伍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将大多数知识分子划入了需要“革”其命的阵营。这也构成了教育领域“继续革命”的核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