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视角下的国际分工演变

一、世界体系视角下的国际分工

世界体系视角下的国际分工将世界生产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旨在发现这一体系的变化规律。皮尔逊和巴斯亚里安(2006)认为，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依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采用了依附理论的“核心-外围”分析概念，并增加了半外围地区。其研究结果认为，核心国家和外围地区的关系是依附关系，在本质上是剥削的关系。西方学者把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分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一个分支。16世纪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第一个市场贸易充分发展且经济势力支配一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经济的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地区执行不同的经济职能，这样就构成了世界体系下国际分工的三级结构:最上层是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差别化产品的中心国;最下层主要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且产品种类较少的外围国;介于其间的则是相对于中心处于外围位置、相对于外围则处于中心，兼具剥削与被剥削者角色的半外围国家。尽管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的速度也有差距，但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同时成为国富民强的中心国，因此，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分工格局将持续下去。

依附理论、世界体系下的分工理论及其发展都说明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层次性，以及形成的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但这些理论都认为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必然存在着剥削，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一种剥削关系，并且这种依附关系还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多样性等现象的出现，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强调国家间分工的层次性和互补性，而逐步淡化国家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35年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提出了“雁阵理论”，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东亚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根据该理论的解释，发达国家、次级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上存在着差异性，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技术较密集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动态地分析了国家间产业层次的差异性和变化。这一理论不再强调国家间的剥削性，而主要根据经济规律对国家间产业的层次性进行解释，并分析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动态变化。

二、市场视角下的国际分工

市场视角下的国际分工的逻辑起点是将国内市场国际化，存在着跨越国界的“自由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和功能，国家间的分工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然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分工带来的好处。市场视角下国际分工的基础是一国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一视角下的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最近的内生性比较优势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并能对现实的国际分工作出很好的解释和分析。

根据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在充分自由贸易的制度下，每个国家自然会将其资本和劳动投入那些对它来说最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全社会共同利益相一致。李嘉图认为，通过推动工业的发展，通过对能工巧匠的报偿，通过最有效地利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特有权利，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最有效同时又是最经济地分配劳动。由于生产的专业化，产量将普遍提高，它还必定会将利益扩散开来，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换，把个人同社会、各个国家同整个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

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差别出发，解释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此说明比较优势的源泉。这一理论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认为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与劳动力一起都在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生产成本;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相配合，而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别正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以及H- O模型实质上都是把国家间先天赋予的生产条件差异作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因此从李嘉图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比较优势理论被称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对于这一理论体系，后来的学者们通过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并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角度加以完善和拓展。

20世纪80年代，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个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的垄断竞争模型，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90年代，梯伯特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将其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但多勒尔等学者却认为规模经济并不能充分解释比较优势。他们认为，以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现代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这些国家中的专业化，而技术差异才是对这些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从研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发展了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据此来研究通过研发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研究成果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方法也有较大创新。他们的模型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研发的激励和研发活动的资源要求。

杨小凯和博兰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这就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尝试从更新的角度来分析国际间的比较优势。格罗斯曼和麦吉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各国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一方面，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

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比较优势理论者认为国家间的分工来源于一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性决定了国际分工的格局，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演化的唯一稳态。此外，这些理论都极力主张推行自由贸易的政策，通过交换来获取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福利提高。

三、国家视角下的国际分工

“国家视角”是指在分析国际分工时，“国家利益”是其核心概念，即如何利用国家主权影响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程度、地位及策略。国家视角下的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理论。因为，为了“国家利益”，政府应该对国际分工进行干预，从而使得本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开放的政策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根据李斯特等的观点，只有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参与国际分工才能给一国带来收益，否则将对一国长期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很多国家在向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往往都会弱化国际分工的作用，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再逐步开放国内市场，进而更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如英国、美国、德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阶段都采取了保护贸易政策。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所以目前来看，尽管一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也会采取措施弱化国际分工单一市场机制的影响，但却不是简单地退出国际分工，而是采取了协议性国际分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各国应该达成相互开放某些产品市场的协议，即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充分实现规模经济的好处。所以，国家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也经历了从简单的不参与到协议性国际分工的演变。协议性国际分工由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他认为如果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不能完全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反而可能导致各国企业的集中和垄断，影响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贸易的稳定，因此，国家间可以通过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减弱竞争性贸易的不稳定性。

国家视角下的国际分工强调了国家在分工中的作用，并且一国参与分工的程度、形式、进程等都要以一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

四、企业视角下的国际分工

“企业视角”即考察“企业内分工”、“企业机制”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企业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一般经历了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品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到基于产业链的国际分工的演变。基于企业在某种产品上的边际扩张观点，当一种产品由于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其在一国的比较优势也逐步发生改变;因此，这种产品就不断地从技术领先的国家向成本优势的国家进行转移。目前来看，这种分工已逐步让位于基于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后者将产品划分为设计、生产、销售等不同的阶段，然后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相应的分工。商品价值实现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技术环节，其次是生产环节，再次是营销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这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到低再由低转高的“U”型走势，当国际分工深化发展为增值过程在各国的分工(即价值链分工)后，就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之间的分工，这种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其在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而非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国际分工总体的边界已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成为商品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这种分工形态的出现使得国际分工的产业边界在弱化，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的作用在提升，使各国争夺价值链顶端的地位成为未来产业发展升级的指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