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演变的内在动力

一、生产力发展与国际分工

社会生产力对国际分工的决定作用主要是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各国生产力水平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第三，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国际分工的形式、广度和深度;第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国际分工产品内容。

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来看，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在上述几个方面不断地被深化。由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未来国际分工也将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

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上看，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也具有层次性(参见表3- 1)，因此其在国际分工上也必然呈现出高低不同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层次性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一国若要突破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必然依托于生产力水平的突破。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呈现出动态的变化。一方面，国际分工不断地深化;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在国家间不断地变化。

表3-1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

二、要素禀赋与国际分工

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曾是国际分工的主导因素，国家之间的分工取决于其自然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和在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密集度。这种要素禀赋主导的国际分工模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常见，也由此决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间国际分工的格局。

有关要素禀赋和国际分工的关系，最初由赫克歇尔(1919)和俄林(1933)提出。他们通过2×2×2模型，对劳动和资本在一国国际分工中的作用进行了诠释，进而明确了这些要素的取得对一国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影响。换言之，在两国技术一定的条件下，一国将出口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禀赋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该国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保罗·萨缪尔森及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1]。保罗·萨缪尔森在强调2×2×2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进而使得该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并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分工与贸易问题的基本方法。在该分析框架下很容易推出一些重要的贸易理论，诸如要素价格均等化、雷布钦斯基定理等。尽管这些重要的推论都是在2×2×2模型下得出的，如果维持技术的外生性以及对技术苛刻的假定不变，即便将该模型扩展到多种要素、多种产品，甚至在N×N时，一些在2×2×2模型下得出的结论仍有可能成立。Vanek(1968)将H- O模型扩展到产品种类多于要素种类的情况，证明仍可以得到H- O理论描述的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结论，这就是著名的HOV理论，该理论也成为以后对H- O理论进行检验的理论基础^[2]。

鉴于HOV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理论上HOV模型的无懈可击，为了检验这一理论对现实世界贸易源泉和模式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从里昂惕夫(1953)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对HOV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就检验的方法而言，主要有两种，即产品版本(commodity version)和要素版本(factor content version)。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还采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对HOV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如Balassa(1979、1984)分别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国家进行分析，以验证H- O模型决定出口形态的理论。HOV理论解释了“贸易、技术、要素禀赋”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论述了一国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要素禀赋与出口产品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对HOV直接的实证检验也应该检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3]，即产品版本。然而这种检验方法受到产品种类和要素种类的限制，当产品种类多于要素种类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唯一地确定。现实世界中可贸易品的数量明显多于要素的种类。由于受到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一般对HOV理论的实证检验集中于要素版本，即检验一国净出口贸易的要素含量和一国剩余禀赋之间的关系。这种检验方法是对HOV理论的一种间接检验或者弱化检验。但是，这种检验方法不受要素种类和产品种类的限制，从而使这一检验方法所需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更容易得到满足。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禀赋对于国际分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要素禀赋理论对于产业间贸易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分工逐步弱化。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分工

随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的分工格局也越来越受其全球生产性战略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了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在市场结构和需求多样性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市场结构和需求结构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从而形成了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海默(1967)认为，跨国公司是市场竞争不完全的产物，而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国际资本的套利行为;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垄断优势使其能够从事对外投资，而这种投资的基础就是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寡占性。尼格尔伯格(1973)进一步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在母国市场中寡占竞争跨越国界的结果，是一种寡占反应，原因是抵消同样处于寡占地位的企业对外投资后自己所处的竞争和战略上的劣势。直到邓宁的理论，在阐述跨国投资行为时仍强调市场结构的重要性。在邓宁看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过程就是通过一体化将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内部化的过程，最终在东道国的市场上只剩下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和同样实力雄厚的本土企业之间的寡占竞争。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国际分工的演变。第一，市场结构已经不是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一市场结构下，国别生产结构等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到国际分工的演变。所以，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说明了市场结构本身正在经历着变化，跨国公司的发展只是顺应了这一变化趋势。第二，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看，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认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扩大投资资金来源、提高生产技术、增强出口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并改进就业结构、维护生态环境等。但实际上这些宏观效应是通过微观厂商行为作用于东道国的市场，进而改变和促进东道国市场结构来实现的。东道国市场结构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到产业，进而对一国的国际分工产生深远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演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改变了国际分工实现途径的单一化，强化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机制;同时，还从知识、价值链和市场等层面推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这种深化不仅表现为知识分工日益突出和价值链不断被拉长，而且还表现为交易成本的节约和市场全球化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