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以后，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迅速被应用于工业生产，很大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了生以电力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崛起，推动了社会生产力高速、高效前进，也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高速增长。但这样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工业结构的发展上是不平衡的。生产力增长影响了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表象从无政府状态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已有所“缓解”。
辛迪加：原意是“组合”、“联合”，是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指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签订共同销售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而建立的垄断组织。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法律上保持独立，但在商业上已失去了自主性。辛迪加较卡特尔牢固，它主要是在采购与销售领域。
托拉斯：是较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指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为了垄断某些商品的产销，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而组成的大型垄断企业。可分为以金融控制为基础的托拉斯和以企业合并为基础的托拉斯等。托拉斯在美国最为普遍，其作用覆盖整个采购、生产、销售过程，它可说就是一个大的垄断企业。
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极大地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使得对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模糊了，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用渐进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资产阶级政府调整统治策略，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其蜕变为贵族，在理论上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它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
一、爱德华·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年—193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他一生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从1881年初担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15年是伯恩施坦的黄金时代。他是作为一位杜林主义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以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此期间，他在恩格斯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等方面，对党内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在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列宁也曾说，伯恩施坦当时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开始公开显露出来。1896年至1898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一组文章，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的最初“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责难的代表，开启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争论。其主要内容有：
1.借口反对“崩溃论”，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借口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辩护。根据资本主义的中小型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片面事实和信用制度、商业统计等新机能的出现，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
2.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消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意义和作用。其社会主义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立法的完善、社会对经济监督权的扩大、企业的民主管理的逐步发展等。
3.以“探求当前问题的细节”的重要性为借口，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是伯恩施坦的座右铭。“主义”与“问题”之争。“共产主义渺茫论”。
4.借口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辩护。他试图区分殖民政策的好与坏的方面，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暴行和掠夺，而不应该反对国际贸易的扩展，因为这有利于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制度的范围。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简称《前提和任务》，书中伯恩施坦对他的机会主义理论与政策作出了最为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最为全面的“修正”。伯恩施坦本人也承认，这本书中不仅“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主张的见解”，而且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前提和任务》成了伯恩施坦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决裂的宣言书。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修正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错误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一切困难和问题，都是与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民主党总有一天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有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走入歧途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到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在这里，伯恩施坦把唯物主义与承认理想、道德、信念等精神的作用的观点对立起来，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唯物主义，因而要用抬高精神作用的新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2.用庸俗进化论代替唯物辩证法
伯恩施坦从否认黑格尔的辩证法入手，否定唯物辩证法。他宣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认识的“陷阱”和“圈套”，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和“最致命之处”，因此必须“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
3.用折中主义的因素论代替历史决定论
伯恩施坦一方面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歪曲为具有宿命论倾向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它把人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傀儡；另一方面把恩格斯晚年强调上层建筑的能动性作用的观点歪曲为把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修正为“因素论”，也就是承认经济、政治和思想因素的共同的相互作用。这实际上是对社会历史中的各个因素同等看待，等量齐观，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历史观。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修正
1.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否定为起点，进而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大加贬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伯恩施坦断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只是一个主观的“纯粹的思想的幻想”，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缺乏现实的可行性。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只是一种“道德的命题”，并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
2.否定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伯恩施坦避开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必然性，只是从“资本家数目”的多寡上认识问题；撇开资本主义股份企业运行中大资本家对股份的实际控制权，以及股份企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内在规定，只是从持股人数的迅速增长上认识问题；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内在趋势，只是空泛地谈论剩余价值的“吸收”问题。
3.否认了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宣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一种“过时”的理论。伯恩施坦故意混淆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源头和直接原因，舍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分析。得出信用制度能够自行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和个别工业中出现的生产过剩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这样两个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相反的结论。
（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责难
1.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
伯恩施坦把阶级的划分完全看作对人们的财产及其收入的划分，以现代企业中劳动过程分工体系的等级划分来理解阶级问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一方面污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以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为典型例子的，不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现在已经过时，已没有生命力。
2.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曲解
伯恩施坦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他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责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
3.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
伯恩施坦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合作经营的论述是十分肤浅的，并且也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其实合作经营形式不仅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它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它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
对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首先展开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公开争论，先后召开了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899年10月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9月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围绕“运动和最终的目的”等，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展开争论。罗莎·卢森堡、奥古斯都·倍倍尔、卡尔·考茨基是其中站在批判前沿的斗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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