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作为文艺学建设的一个新语境

对我们今天来说，经济全球化会触及文化文学生产活动，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少时候是通过一些中介来实现的。经济、技术上的变革与文学等意识形态性强的精神文化的变革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不少论述中已经指出了这点。如他曾要求“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

2．政治全球化

所谓政治全球化，不是说各国领土边界、行政管辖权等的消失，而是指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国在本国法律、政策（包括文化艺术领域的法规政策等）制订或执行时，需要考虑所制订或执行的法律、政策是否具有与别国的可对接性。换言之，政治全球化主要意谓各国家之间在政治层面的可对接性、可交流性日益提高的现象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政治上一方面如罗素所说“世界性的国家已成为一种技术上的可能”^[10]，另一方面如亨廷顿所说世界在未来并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11]政治全球化的境遇中，民族国家的功能除了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组织经济文化事业等本国事务外，还多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维护世界和平、调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本国之外的事务。可见，我们这里用政治全球化这一称谓，仍然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组织所不能完全替代的，主权国家间关系的总体发展状况规定着政治全球化的内涵。也就是说，政治全球化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它是主权国家间政治联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权国家所发生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政治全球化的发展。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再作些阐述。

第一，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政治的大背景。我们这里谈论政治全球化，并不是说各国政治要统一于一个固定的模式，也不是说国际政治将由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来进行治理，而是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共存性。民族国家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全球化程度，而是取决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差异。然而，伴随信息、技术迅速更新而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跨国组织等，使当今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作为现代国家，主权表明了它作为民族社会的国际合法代表的唯一性以及某一领土范围内权力行使的最高地位。这里主权有着对内、对外两种权力。对内权力是指在某一领土范围内，国家权力行使的自主地位，国家施用权力的自主性能力。对外权力是指诸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主权的独立地位或自主地位。上述两种权力是相互依存的。就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来着眼，国际关系、国内关系趋于多样化和复合化，一些国内问题国际化了，一些国际问题全球化了。因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方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相对独立”，它同时应寻求社会多层次的合作以及国际体系的支持，为其国家主权的实现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更多样化的资源。就当前中国来说，国内法律、规则和政策的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际规则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环境污染、毒品和恐怖主义等生态、社会问题跨越了国家疆界成为全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依靠单一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求由各国参与的全球各国协同治理来共同完成，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超越国家主权之外的国际规则体制来协调和规范各国的行动。文化文学方面也出现了国际性规则体制。国内一些文学思潮和文学研究理论，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和文化变迁方面的影响，因此可以从一种“国际化”、“全球化”语境来加以考察。

第二，国际政治的变化会带动国内政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削弱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自主性。发展中国家为了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采取了较自由化的政策。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更加积极地寻求参加多边或地区贸易组织。这样做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受全球经济规则的限制。当然，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让所有进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马上变得富足。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国家或地区变富裕了，竞争力更强了，如此人们会进行伦理—政治方面的判断，尤其在各民族都想生活得更富有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会对政治全球化产生一种焦虑。一方面要尽量实施更有利于拓展市场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尽量考虑保障自己市场为己任的政策，后者是一种与前者相矛盾的抵抗性政策。可以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建立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博弈过程。这里文化文学政策上的复杂博弈过程在涉及文化文学管制方面会有所体现，它们也在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中得到反映。

3．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只存在于经济方面，而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没有全球化。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正确。简单的原因如下：其一，“全球化”不能直接划同于“全同化”。人们习惯上强调全球化“趋同化”、“一体化”的一面，而忽视其“共存性”、“多元性”的一面。犹如一个硬币之两面，“趋同化”（一体化）、“共存性”（多元性）是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两面。这“两面”都很重要，不能随意偏废某一面。也就是说，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去看全球化，对全球化的理解才可能比较全面些。美国学者杰姆逊的说法值得我们重视：“正如全球性劳工运动从未形成，真正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联盟也没有出现。不过，既然新的技术可能性使得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间的接触和交换急剧加快，知识与思想的网络也一定会抓住这种机会并利用这种可能，不然的话就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当前世界各地不同国家里的思想文化运动或活动比诸现代主义或帝国主义时代有着远为明确清晰的意识。”^[12]我们提出和谈论文化全球化，更多的是出于当今时代，不同语境中的人们有了更频繁的联系和沟通，在文化文学上出现了某种思想、理论相互关联的新模式。因此，不能认为提出和谈论文化全球化就一定是以各个民族文化的消亡为前提的。其二，我们认为当前谈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更多地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或过程中所出现的消费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境遇中，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各种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大规模交流和互动。消费主义文化全球化，最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把受众当作消费者的全球性文化发展趋向，它将自己的文化产品提供给遍布世界各地的最大多数的消费者。如可口可乐、肯德基、比萨饼和Adidas（阿迪达斯）等所代表的消费文化产品日益频繁地跨越国界和文化边界进行散播，它们是大多数人可以最直观感受到的文化跨国化、文化全球化的具体样式。

首先，消费主义文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数量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因此文化全球化是其基本诉求。有学者研讨了消费主义文化形态下的全球化文化技术和生产、发行网络的一些重要特点：一是在消费主义文化产品中，从新闻节目到肥皂剧、文学属于地方生产、地方消费的正日益增多，即有时所称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二是消费主义文化技术、产品生产出了一批新型的受众，他们“没有国籍之分，只有语言和宗教之分”。三是有意识的融入全球性，出现“世界音乐”之类的跨文化混合类型。当然这里在以全球化为目标的商业文化活动中，也有形成小“艺术”或“独立”地盘的迹象，“这在翻译出来的遍及全球的‘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四是卫星同步传播，虽然目前除了完全普及卫星同步传播的少数国家，它覆盖的主要是上层阶级或富有人群，但是各异质文化类型却为消费者选择（或满足）不同的口味和需求提供了平台。^[13]

其次，消费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得更大的利润，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消费主义文化呼吁文化全球化，从而构筑更大规模的视听空间，直至“无国界传播”。为了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抓住可能的发展机会和弥补成本的上涨，消费主义文化就在规模等方面着力，塑造了全球化的文化工业。一方面，全球化文化工业从流水线上生产出了更为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全球化文化工业要求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更大规模地出现在全球荧屏上，创造更大的利润，如MTV、EPSN、肥皂剧《达拉斯》、迪士尼卡通形象及《蜘蛛侠》之类的叫座影片等。这里有几点值得重视：一是这些全球化文化工业的基地大部分在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统、民族积习、审美取向的稳定性和排他性体现出对全球化文化工业的抵制。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文化工业力求生产符合全球消费者口味（需求）的文化产品。如好莱坞影视的高投入制作，着重从受众的感官享受、精神消费欲望等来打造作品。二是全球化语境下，市场经济、电子技术、信息时代催生了人们的一些娱乐消遣需要，也更有可能来满足人们的一些娱乐消遣的要求。三是美国传媒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制订的电视节目样式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电视模仿的对象。如有学者指出：“近80%的欧洲电视节目都源自美国。”^[14]除了直接影响之外，其实还有不少间接影响，如节目的制作理念、制作方式，学者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受到了美国的影响。

我们当今时代仍可以看到消费文化全球化的诉求。然而全球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它们的独特文化内涵仍然存在并发展着。不同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是不同民族所特有的内在心性结构，是由不同民族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历史性差异。文化全球化不可能是文化的单质化和同质化，也不可能导致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走向消亡。不但主张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的“普世文明”是不存在的^[15]；而且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也认为“单一世界文明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恰好相反：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性。”^[16]

当然，经济全球化势必加强各地区文化的联系，对文化交流有较大影响。各民族文化多元交流、对话和碰撞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主义传媒文化风靡全世界而形成的文化话语霸权，使各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视听产品具有更强的入侵性，它们直接进入家庭，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有选择地把资讯灌输给人们。它们不仅代表着技术与资本的权力，而且潜在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会影响人们。因此，有学者由此出发，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立性受到威胁、传统文化特色被消解等，认为全球化会出现一种民族认同危机。

此外，各民族文化多元交流、对话和碰撞中，可能融合重组出一种世界各民族都共同接受的全球性文化类型。吉登斯曾指出在许多文化种类间存在“更为中间的联结纽带”：“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的转型，是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法的两级。……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存在许多种类的更为中间的联结纽带。……但由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层次如此广阔，以致‘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背景下交互联结了。”^[17]不光经济全球化中会逐渐形成一套同质性的运行规则，而且这也会逐渐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一套为各民族都可接受的新文化理念。一方面各民族多元文化通过世界化的形式，逐渐超越民族而为世界各民族所接受；另一方面各民族立足于民族来消化全球性价值，以适应民族自身发展的需求。

从上述几个领域可以看出，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发达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的约束，他们不得不做出适应规则的改革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发达国家也会不断调整，以维护其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全球化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合作提供了新舞台和新机制。我国学界尽管对全球化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分歧，但都肯定应该从具体的历史文化出发，来回应这种全球化浪潮所可能带来的挑战。

第二节　全球化实践的实质及其影响

简而言之，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交流、交融而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不可分割的世界性格局；全球化的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而逐步开展的；然而，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地表现出同质化和异质化，冲突和融合，世界化和本土化的同时并存。

所谓“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然后逐步地扩展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这个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不断地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之中就已经做过了经典性的描述和论述。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8]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给我们从原则上指明了“全球化”的基本含义，这就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各地推行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过程：“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9]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预见到一些具体的全球化的促进因素，像杰姆逊所指出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20]；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全球化”的基本含义、实质、特征都做了准确的界定和论述。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存在、发展以及各种现象的根本出发点。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发源地，创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实践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人类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只有以实践——这一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作为根本出发点，才有可能从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全面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根本特点。

实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考察。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分为社会实践方式和社会实践关系两方面。

在历时性的时间维度上，社会实践方式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人们进行实践活动采取的方式，它不同于社会实践的形式。尽管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时间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获得新的实现方式。因此，实践方式强调的是从实践发展的纵向角度，即某一种实践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表现出来的形态来进行比较。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活动方面，就可以以传统农耕和现代工业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来比较分析。

在地域性的空间维度上，社会实践关系是特定区域中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形式和范围。以往在对人们之间实践关系的分析中，空间只是作为一个自明的预设隐含于分析前提之中，即所有对实践关系的分析都建立在这些实践活动发生在一个相对稳定、有限的空间中的假设之上。但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展，实践关系的空间性问题将日益凸显。也就是说，实践关系不仅仅从微观层次上反映了某一地方一个具体实践活动过程所包含的人与人的关系，它更从宏观层次上反映了特定时间维度下，包括全球不同的空间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在内的，实践着的整个人类的相互关系状态。

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社会实践方式和实践关系的影响。从人类实践的角度考察，全球化意味着人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趋同化和人的社会实践关系的普遍化^[21]。

一、人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趋同化

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三种：首先，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其次，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实践；最后，处理人与思维关系的实践。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相比，全球化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思维关系的实践方式上各自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

（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类的生产方式逐渐趋同

地理大发现之前，不同地区的人们生产实践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在亚欧大陆的主要文明区，东亚、西欧以及伊斯兰世界已经发展到相对先进的农业文明阶段，而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地区而仍停留于较落后的采集、狩猎阶段。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相互隔离和孤立的状态，同时也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则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2]资产阶级建立世界殖民体系、开拓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将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带有侵略和殖民的性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资本扩张为直接动因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现代工业生产力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各个部分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和地区正在进入或者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不仅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全球化的过程和结果。尽管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工业化在发展时间和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人类生产实践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像全球化时代这样接近和趋同。

（二）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民主与法治成为人类的共同诉求

其一，人的生产实践方式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人们改造社会的形式。全球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在世界的扩张为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比如，市场经济内在的包含了对自由、平等理念的追求，而它们正是民主与法治制度的最重要支撑。其二，发达国家凭借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民主和法治制度，给它们以制度上的压力。尽管这些政治压力和外交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自身利益服务的，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许多国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制度以顺应民主化潮流。其三，全球化拓展和加速了信息的交流，有利于民主化的发展。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快捷地接收大量信息，从而使政治组织很难垄断和阻塞民众对一些重要信息的知情。民众不仅可以随时了解国家政策走向，而且可以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这些都对政府行为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给政府决策过程造成了无形的压力，有力地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在处理人与思维关系方面，人类文化越来越具有共同性的特征

其一，人类生产方式的普遍趋同化增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人类生产实践方式的趋同带来了精神生产以及精神产品从内容到表现形式的趋同化。同时，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也使其中的公平、效率、诚信等价值观念也被广泛地接收。其二，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方式的交融，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日益趋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然影响到精神生活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全球大众文化的趋同化。各国大众文化都无一例外地蕴含着科技意识、开放意识、参与意识，具有标准化、通俗化、市场化等特征。其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导致全球意识的产生。全球化时代，人类愈来愈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引起人类利益共同性的凸现。尤其是人类文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被异化等问题，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挑战。于是全球意识、全球观念应运而生，体现了人类对整体利益的价值认同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其四，全球化促进了文化交流，使不同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性与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23]比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观念虽发源于西方，但现在也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

当然，无论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方式的趋同，还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以及处理人与思维关系的实践方式上的趋同，都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将走向同质化和一元化。趋同只是意味着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共同性的增加，并不否定和抹杀多元性。例如：民主、法治尽管已成为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人民的共同追求，但是在具体的实现方式和发展道路上却是各具特色，互不相同的。

二、人的社会实践关系的普遍化

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实践关系展开的范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4]全球化不仅带来了人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趋同化，而且推动了人的社会实践关系的普遍化，即人的社会实践关系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扩展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遍联系。

全球化时代之前，在生产力落后和技术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高山、沙漠、大海等自然条件阻挡了人们相互交往的脚步。人们的实践活动只能局限于自身一直生活着的狭小区域之内，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一个国家之内人们的交往也是如此。

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人们的相互关系还比较简单，主要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比如，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承载了汉唐千余年中西方的经济联系。除了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和政治上的统治管理与军事征服，其他直接发生的实践关系非常少，文化交流往往只是经济和政治交往的附属品；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支持，这些关系发生和进行的规模都比较小，一般仅是个别现象，而且时断时续。这是仅就关系相对密切的亚欧大陆的状况而言，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基本上仍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实践关系的简单化和个别化。

如前所述，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相互隔离和孤立的状态，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为全球性交往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推动力，而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则是其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由此，人类的社会实践关系开始由地方走向全球，由个别走向普遍。

其一，全球化增加了人们之间实践关系发生的广度和频度。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实践活动从地方扩展到全球，人们的实践关系也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即使是本土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因某种实践关系的存在对遥远的地方，甚至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和民族人们之间频繁的实践活动使得实践关系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也大大加强。跨边界、跨民族实践关系的广泛确立彻底打破了世界各地孤立、封闭的存在方式，将人类置于全球性的复杂多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其二，全球化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实践关系进行的持续性。全球化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必然克服时空条件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交往和互动，并由此结合成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因此，全球化过程中实践活动的扩展、实践关系的延伸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地区之间的实践关系的发展更具有深刻的动因，更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性，也必然突破前全球化时代实践关系的个别性、偶然性、短暂性，从而更具持续性和稳定性。

其三，全球化增加了人们之间实践关系实现的快捷性。“1500年之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的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一直愈来愈快的缩小，以至今天竟真正成了一个‘宇宙飞船地球’、一个‘地球村’。”^[25]比如，在现代交通和通讯条件下，从北京到纽约乘飞机只要十几个小时，打电话只需几秒钟便可以接通，实现同步对话，尽管二者之间的距离在一万公里以上。这一切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中是绝对难以想象的。

全球化实践意蕴的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角度透视全球化的本质，对我们深入认识全球化现象，积极应对全球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全球化的实践意蕴要求我们树立全球性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6]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思维方式则是实践模式在主体认识活动、观念活动中的内化和固化，实践的性质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思维的范式和进程。全球化时代之前，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技术水平的低下，世界上各个地区人们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各自一直生活着的狭小范围之内，这种相互封闭、隔离的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视野只能局限于自身社会实践活动所及的范围内，以一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人的实践关系的普遍化使今天的全球交往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越了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跳出以往的狭隘历史经验，立足本土，面向全球，更多地站在全球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以一种开放性、联系性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其次，全球化的实践意蕴要求我们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取向。前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民族各自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区域内，社会实践关系也处于分散或者隔离的状态，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完全是一种相互斗争，你死我活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不同地方人们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地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追求，当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各方都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整体的、共同的价值要求。全球化使人们的实践活动摆脱地域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复杂的实践关系网络和利益关系网络，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利益的共同性日益凸显。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政治上的相互关联，文化上的密切交流，使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毕竟实践关系的普遍化已经把全球连接成了一个利益交织、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因此，在维护本民族合理利益的前提下，确立全球性价值取向，发展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全球化条件下必然的价值选择。

最后，全球化的实践意蕴要求我们确立全球性的发展理念。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趋同化使我们有必要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确立全球性发展理念。尽管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各有不同，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可能正是其他国家曾经或者正在面对、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国的解决方式对我们而言，就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关系的普遍化为我们实现开放式、全球性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前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在各自的区域独立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要靠每个民族自己去探索。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我们有可能学习其他民族已经创造出的文明成果，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赶超先进。因此，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超越自我封闭的发展方式，将本民族自觉置于全球发展的潮流之中，广泛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经验，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转化、创新，实现自身的发展。

第三节　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世界历史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世界历史的概念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历史学意义上关于整个人类产生以来相对于国别史、民族史而言的总体世界历史理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7]；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现代社会产生以来各民族和国家产生跨国化交往的历史现象和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我们分析的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理论。当今热门的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总体上来看，他们描述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向全球扩展的历史过程，我也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看成是他的“全球化”理论，虽然两者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

下面具体来分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29]：

第一，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于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治结构的揭示，应从具体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出发，才能形成“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来自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提升，而且因为生产是交往建立的基础，因此，生产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得以实现的根本动力。而生产的主要表现在当时就是大工业的生产劳动。

在大工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产业工人摆脱了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被组织起来从事机械化的劳作，“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30]，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分工打破了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不同的生产资料和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流动，加强了各个名族、国家、地区的联系。“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经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31]这种大工业化的分工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了：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32]。

资本的逐利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首先在生产领域，资本“在运动的状态下，只能实现在新的活劳动中或者是推动以前闲置劳动，或者是产生出新的工人（促进人口增长），或者是扩大处在流通中的交换价值的新范围（这可以从生产方面通过以下办法来实现，即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开创新的生产部门，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交换对象，新的使用价值形式上的物化劳动），或者是通过扩大贸易把一个新国家的物化劳动引进流通范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因而，新的活劳动必然被创造出来。”^[33]

其次在流通领域，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物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34]。资本的扩张除了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新的交换对象、新的活的劳动之外，在消费流通领域同样不断扩展其流通的范围，这种扩张的特性是由其内在本性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5]

最后，这种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不同资本间的竞争，这种多种方式、不同领域的竞争同样会突破国家领土的边界，从而形成全球性的资本竞争。马克思已经看到资本竞争的必然性，指出，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从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36]。资本自身并不会为自己设定积累的规模和流通的范围，它会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流向地球的各个角落，而马克思很早就明锐地发觉了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内在动因。国外学者霍普金斯（TerrenceK.Hopkins）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扩张）理论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论（从此有了“资本自我扩张”一词）对我们是个有用的出发点，原因有二：一是它是世界体界发展问题的核心；另一个是它的视角：它的理论实际上是该主题的唯一主要理论，不是含蓄或明确地关于国家的（或国际的）发展，而是关于总体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如我们选择将它解释为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37]

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不仅体现在现代社会大生产过程中，也表现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物质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是劳动分工的产物。马克思看到了交往对于生产的依赖性，“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8]交往的普遍发展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人与人及其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世界交往的背景下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和全面。“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39]

第二，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体上有三条基本规律：总体性、不平衡性和周期性。

首先，总体性是指马克思把世界历史当作不同单个社会历史的全面融合，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是这个总体中的基本要素，总体和要素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民族国家的发展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前提，恩格斯告诉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经济部门个别的、安静的独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它们全都相互依赖，既依赖最遥远的国家的进步，也依赖紧邻的国家的进步以及变动着的世界市场的行情。”^[40]世界历史与民族国家的相互促进过程中，民族国家从属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悖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民族国家会被淘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1]

其次，不平衡性是指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是一个不平衡的体系。19世纪的世界由中心国、依附国和殖民地三部分构成，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各不相同很不均衡。像“英国”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决定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当时的英国几乎控制着世界的市场。“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42]而像德法等大陆国家在19世纪属于“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国家，依附于英国发展：“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43]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受西方列强的剥削程度不同，但整体上几乎都以原始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像样的文明历史。印度“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44]中国也只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45]的国家。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没有独立性可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开这些国家的贸易市场，以不平等条约等方式把他们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中。这三种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他们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均衡的，在这种斗争过程中，也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都预言印度将在世界市场的推动下“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旧中国被推翻后，人们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46]

最后，周期性是指历史的发展由孤立走向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内在矛盾，其必将由繁荣走向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的周而复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47]而且这种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在内的区域性的危机，而是一种会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麻痹性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48]马克思还认为，经济危机由于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世界历史只有是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的爆发，必然使整个世界历史呈现出同样的周期性。当然，世界历史的周期性并不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完全同步，因为同样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只是“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而作为人类活动的总和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其发展就必然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49]

第三，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就发现：“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的经验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50]人类经验的共同性使得世界文化的形成成为可能。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1]

世界文学的概念最早有19世纪德国大文学家歌德于1827年提出来，“一种全球性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为我们德国人保留着一个光荣的地位。”他认为：“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52]与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不仅是指小说、戏剧、诗歌之类的作品，还可以看作是泛指艺术、政治、哲学等文化产品的文化概念，类似于伏尔泰提出的“文化知识的共和国”的概念。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是希望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全世界的精神产品更好地进行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以世界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世界文化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也可以反作用（包括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于世界历史的形成。诸如传教、战争、旅游等活动都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贸易的活跃，“需求的世界性发展——它的普遍推广——首先取决于世界各国相互间对产品的了解。……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例如，使东方产品更出名的十字军征讨，大大增加了西欧对东方产品的需求。”^[53]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54]归根结底还是物质生产实践催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谈到作为总体性的世界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族文化的问题，马克思并未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能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在这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碰撞中，有学者时常保持着一份清醒和谨慎，担心“世界文学”概念包含了一种“西方中心”或文明优越论的话语逻辑。王卫东、杨琳就明确地指出：“隐藏在‘世界文学’概念之后的是一整套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通过这种讲述赋予世界文学一种秩序。在这套话语中，‘民族文学’是特殊的、边缘的，‘世界文学’才是普遍的、中心的，只有符合超越于众多其他民族文学的更高的模范标准或价值尺度的文学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全世界的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服从于同一逻辑，在一个中心、一种典范的引导下发展并走向统一。”^[55]当然，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任何文化都会有一些糟粕的东西；即使在特定的时间段是先进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也可能会变成落后、消极的东西。因此，在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都需要抱着开放、多元、创新、求变的态度。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消灭民族特性，以整齐划一的形式推进，更不会是某一种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和殖民，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民族文化强制趋同。随着殖民制度的土崩瓦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化正在不断地融合他国文化中发展。这种本土化和全球化同步进行的发展正是世界文化在融合中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

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世界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一是各种文化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化进行压制，威胁文化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化压制必然引发文化冲突，甚至战争。当前，最具威胁的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界、政界有些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总是顽固地坚持西方文化优越论，认为它包含最合理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到全世界，甚至还有些西方政客公然以维护文化一元化为幌子，将本国文化强加于人。当然，不仅西方中心论，以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二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威胁。文化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文化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这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本文化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认同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就必然导致容忍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文化现象的存在。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文化观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56]。

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要求我们树立全球化的自觉意识，以全局和多元的视角，以和平和发展的主题，去建构和平共处的国际新秩序以及相应的“世界文学”。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应该被世界主义和多元主义所代替。一步步实现马克思梦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个人类联合体^[57]。

第四节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发展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地表现出同质化和异质化，冲突和融合，世界化和本土化的同时并存。因为资本主义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帝国主义殖民化，因此在世界上构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第一世界）和曾经被殖民化或者半殖民化的反霸权主义（第三世界）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还交织着反对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美国的某种矛盾和斗争（第二世界），所以，全球化的进程和状态，在当下就呈现出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尤其在文化领域之中，这种同质化和异质化，冲突和融合，世界化和本土化的同时并存的态势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是我们当代美学发展所面临的“全球化”现实和语境。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全球化”现实，中国当代美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美学工作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必须在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运动之中来进行。

从同质化方面来看，中国当代美学应该在各种美学流派的对话和交流之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一方面，在国内环境之中，不同的美学流派在多元共存的格局之中，相互对话和交流，相互论争和探讨，对美学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展开研究，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共同发展，共同创建中国当代美学的新局面。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可以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同心合力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而不是像后实践美学那样简单的持有“超越论”、“终结论”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国际范围之内，中国的美学要与国际美学接轨，探讨全球化的美学课题，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研究，在这种研究之中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形成中国与世界相互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学术氛围，打破那种自说自话、闭关自守的学术格局，开展中西美学的对话和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就异质化方面来看，中国当代美学又应该在与各种不同美学流派的对话和交流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一方面，中国当代美学要保持自己中华民族的特点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特点，保持它的“天人合一”、“生命意识”、整体思维、“美善相乐”、“君子比德”，等等“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特色。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美学还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近百年来的主流美学潮流的优秀传统，它主要包括三个历史阶段的美学主潮：一是以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审美启蒙主义”，二是以毛泽东为旗手的“革命现实主义美学”，三是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蒋孔阳等人为代表的“新实践美学”。只有这样，中国当代美学的“中国特色”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积淀的真实成果。

而且，这同质化和异质化的两个方面应该是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异同互补，同异相成，不能以同质化消弭异质化，也不能用异质化来取代同质化，否则各种不同民族的美学流派，不同地方的美学流派，不同观点的美学流派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也很难形成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美学。

第二，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必须在世界化与本土化的矛盾运动之中来进行。

从世界化方面来看，中国当代美学要发展就应该找到一种符合世界美学发展潮流的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我们认为，这种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体系，实践美学的话语体系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中期诞生以来已经经历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革命实践的严峻考验，在曲折之中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改造世界的哲学科学也已经经受住了形形色色的反对和挑战；而实践美学的话语体系，不仅继承发扬了德国古典美学（康德、席勒、黑格尔）的实践话语传统，而且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奠基开始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无论在世界的东方，还是在世界的西方也都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的话语体系具有世界的视野。不仅仅在《共产党宣言》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视野已经充分展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全世界；而实践美学话语的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着眼于全人类的“在劳动中的自我生成”，马克思在论述“美的规律”时就是从人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入手进行的，最后得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建造”的实践美学的经典结论，而且，在关于美和美感的生成的分析之中马克思都是从人类的“以往的全部世界的历史”着眼的，从而指出，人的感官，感觉的人类性（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感受音乐美的耳朵）都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是自然的人化的产物。这些都表明了实践美学话语体系的全人类性和全世界性的宏阔视野，因而可以最好地适应当前全球化现实和语境，也最有利于中国当代美学的世界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当代美学在全球化现实和语境下发展的最适合的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这也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当代美学所取得伟大成绩的现实所证实了的。

从本土化方面来看，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必须突显“中国特色”。这就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美学的传统精神。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传统由于时代的变迁也有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两大部分。要突显中国当代美学的中国特色，当然要继承发扬中国古代美学的传统精神，不过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来说，中国现代的美学传统精神似乎更加直接，更具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古代虽然具有悠久而丰富的美学思想遗产，但是中国之有“美学”的正式名称毕竟还是现代的事情。一般认为，王国维是中国美学的真正最早倡导者，“他从19世纪末年到上海开始接受西方新学的影响，1902年立志从事哲学研究，以探索人生的真理，陆续把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等人的哲学、美学、文艺观点、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从此中国人开始知道有‘美学’。”^[58]具体来说，1904年王国维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在介绍叔本华的哲学体系和教育学说体系的时候多次提到“美学”和“美育”，这似乎应该就是中国人知道“美学”的学科名称的具体时间^[59]。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在中国就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同样中国现代美学的传统也就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因此，从王国维开始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精神就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更加直接和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二，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本身就是在广义的“全球化”的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中西文化和中西美学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所以，借鉴和继承中国20世纪前40年美学发展的传统就显得更加直接和重要。像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宗白华等等融通中西的大师所留下来的美学传统，就是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现实和语境下发展中国当代美学的楷模，他们的许多成功的经验就可以直接为我们所用，他们的某些不足之处也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直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的传统精神可以使我们在应对“全球化”的复杂境况时增加许多自由，减少新的盲目。

从中国美学的本土化来看，继承和发扬中国现代美学的传统精神，还需要分清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精神的三个不同部分：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审美启蒙主义”，20世纪40－80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美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21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的本土化当然离不开这三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精神，但是，其中后面两种传统精神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精髓，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被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中国现代美学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结束了西方形形色色“思想”、“主义”左右中国美学界的混乱、驳杂、殖民化的状况，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美学”的新时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核心的地位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就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学界于20世纪50－60年代进行了一次美学大讨论，形成了美学的四大流派：主观派（吕荧、高尔泰），客观派（蔡仪），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实践派（李泽厚）。不过，在这个历史时期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想和路线的错误。这不仅使文艺和美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花园百花凋零，美学园地也变得一片荒芜。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讨论和研究，全面、系统、完整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就给实践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并且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发展，使得实践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也就是成了中国当代美学传统精神的最基本、最直接、最现实的部分。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现实和语境之下，要发展中国当代美学并使其具有本土化方面而突显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应该是一个坚实可靠、切实可行、适合国情、顺应潮流的出发点。

第三，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必须在冲突和融合的矛盾运动之中来进行。

从冲突方面来看，无论是国内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之间，还是国际上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之间，或者是中西美学思想和流派之间，都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冲突，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主张在全球化的现实和语境之下，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都可以多元共存，相互对话，相互争论，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际上，实践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是在与后实践美学和其他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的冲突之中才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实践美学作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格局之中的“一元”未来的发展也不断离不开与国内外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的冲突。这样才可能形成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的局面。

从融合方面来看，对于中西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任何一个美学流派、美学家都只可能采取“各取所需”的融合态度，在“全球化”的现实和语境之下，任何人和任何流派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唯我独尊，称王称霸，拒斥他者，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就必然是一个在充分冲突、充分对话、充分交流之中的大融合的“多元共存”的过程。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新实践美学一定会不断发展完善，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第五节　我国文艺学发展与全球化的关联

我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岁月。在这一历程中，文艺学不能脱离文学所关联的社会现实，不能脱离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具体现实。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文艺理论在哲学基础、文学观念、学术范式、论述对象、观察视角、思维方式、叙述模式以及命题、范畴、术语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当社会现实有重大变化的时候，当文学创作和接受现状有显著改变的时候，文艺学就有必要做出相应的理论调整。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现实、文化形态不断革新的时代。全球化被普遍认为是当今时代的经验性事实或发展趋势。它使文学处于了某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也使文学创作和接受出现了一些显著的改变。肯定与否定、激进与保守、赞美与贬斥等各类思潮常常交替出现在文艺理论界。因此，无论理论上所进行的局部调整，还是学科上所进行的整体重建，当前文艺理论所出现的变化都应该注意与其全球化语境的联系。

第一，从现实视角来看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全球化对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或发展趋势。在这一新的社会现实或发展趋势中，当前文艺理论需要做出应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我们当今时代由于受到全球化这一现实力量或发展趋势的影响，因而导致了符号体系的审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比较普遍。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网络文艺、广告艺术、街头舞蹈、MTV等文化现象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如有研究者是这样来概括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的：“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60]“与西方社会相似”是全球化可能给中国社会某些方面所带来的一种后果。要谈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变革的各个方面是不能脱离全球化语境的。就全球化这一新的社会现实或发展趋势来说，我们认为文艺学一方面应该看到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文学的新变化、新动向，另一方面对这种新变化、新动向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前者，这种新的社会现实或发展趋势对文学和文学研究造成了影响。它们向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从而对新现象做出新解释，甚至建立新理论。文艺理论界所提出的“生活与审美、生活与文学的新变化、新动向已经宣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之类的极端说法，我们应该给予剖析和澄清。置身全球化语境中的我国当下文艺理论研究，体现出下列明显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认为传统的文艺学原理和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已经难以深中肯綮，于是人们对当今的文艺理论展开了反思和讨论。另一方面当今文艺理论所引起的争论，大大超过了文艺理论本身的范围。以“文学终结论”的争论为例。围绕“文学研究是否会消亡”这一议题的论辩实际上超过了文艺理论本身的范围，涉及对全球化语境下社会文化现实及其发展的定位。

其次，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的创作和接受现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文学创作和接受现状而言，下列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信息图像符号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现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我们当今社会已经跨入了信息科技社会。信息科技、图像符号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使文学的创作内容和接受方式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文艺理论界因此相当重视图像符号艺术等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现状所产生的较大影响。二是文学创作中不断出现新的思潮。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开放、多元文化状态，使经济学、哲学、社会理论、传媒研究、文化理论诸领域的某些思潮被文学创作所关注。如此文学创作中出现各种新思潮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三是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变化会影响文学所使用的材料以及相关材料的选择使用，如此由使用这些材料所产生的文学语境受到了影响，作家的总体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受到了影响。于是文学创作中可能出现新的思潮。四是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文学样式、种类或文体。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图像文学甚至手机文学，在我们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境遇中越来越常见了。对于这些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新文学现象，文艺理论应当加以关注和研究。一方面，人们容易把一些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问题简单地归究到上述现象所导致的，而缺乏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文艺理论对新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过程中，会在一定限度内更新原有的知识，会扩大自己的边界。与文学创作现状改变密切相关，文学接受现状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总言之，全球化语境下图像符号艺术、新的文化文学思潮、新的文学样式文体等，为文学创作和接受注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方法，因此文学的创作和接受现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再者，从当今全球化语境来看，文艺理论面临着理论创新建构甚或学科重建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态势下，文艺理论似乎危机重重。首先，当代社会文化态势下，以图像等形式为特征的审美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我们当今文艺理论对图像等形式为特征的审美文化的研究、这一审美文化对文学所产生影响的研究等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次，当代文学显示出了与以往文学的不同特点，文学的范围和边界产生了某些改变。当今文艺理论如何及时跟进应对这一现象和问题，还需在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和阐释。最后，国外文艺理论、文学研究趋于衰落的现状或说法，自然也会影响当前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当前文艺学一方面从“史”的角度，对过去文学观念和方法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也从批评的角度，借鉴了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或文本分析方法。这两方面的努力试图更新我们既有的文艺理论观念，改进我们既有的文艺理论方法，调整我们既有的文艺理论格局，从而最终实现文艺理论的理论创新建构甚或学科重建目标。

最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理论总体格局出现了变化。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一度被规定为封闭单一的理论模式，曾出现过不少非学理的理论误区和盲点。有文艺理论研究者认为应该用泛文化批评来改造文艺理论研究。我们认为这一观点认识到了中国既有文艺理论的自省自觉是有所不足的，然而，这一观点的背后，一旦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理论流派、观点没有真正被我国现当代文论吸收消化，那么就会淹没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思考。就当前文艺理论来说，这种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理论流派、观点所带来的新冲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用泛文化批评来改造文艺理论研究这一设想存在着学说自身无法克服的某些矛盾。从实践上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引进了西方各种哲学、文化、文艺理论思潮，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吸纳了古代文论中有用的成分。文艺理论在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形成了一种开放的理论构架。从理论上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总体格局的变化，是随着文学实践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因为文学和审美是历史地变化的，所以文艺理论应该随着这一变化而谋求新的意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于是文艺理论总体格局会出现变化。全球化关联着文学和审美的这种变化。它也势必会引起文学和审美的变化，引起文艺理论在总体格局上的变化。当然这种总体格局的变化中，也可能出现了新的不足。如新概念、新术语堆积，文艺理论的有机性减弱，与文学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联系越来越疏离等。

第二，从发展视角来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全球化对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当前社会仍处于经济文化转型时期，全球化的作用和力量使这一转型更趋复杂。我国现行文艺理论学科缺乏对当前文学的阐释能力，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现行文艺理论已经处于了理论老化、言说不力的尴尬境地，难以继续有效地适应文学实践活动的要求。我们认为，上述理论方面突现出来的一些不足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前文艺理论所面临挑战的主要意谓。这一挑战可以从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化发展趋向来作些阐析。

首先，当前文化发展的趋向造成了中国当前文艺理论的困境和危机。其一，虽然一段时间内，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对文学史的写作、文学鉴赏批评以及高校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体现出了学科自身的生命力。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些文学研究新观念、新术语、新视野、新方法的融入，原先的文艺理论体系不再能完全适应文艺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文社会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文化研究学说和文化批评实践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注意。我国一些学者借鉴或套用了西方文化研究观念、方法对我国当前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在相关的分析中，过去的文艺理论似乎成了被抽空了现象和学科丰富性的东西。其二，当前文化发展趋向来看我国文艺理论，不少学者习惯上把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形成主要归结于对苏联文艺理论模式的仿效或套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我国文艺学界所开展的一些工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对苏联文艺理论模式的仿效或套用的轨迹：一是基本照搬了苏联文艺理论的学科设置、学科内容和范畴体系；二是精心翻译了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苏联的文艺学教材或著作；三是热情邀请了毕达柯夫等苏联文艺学学者来我国授课。上述事实与当时文艺理论在中国扮演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是分不开的。文艺理论思维方式和所采用的许多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受着苏联文艺理论模式的影响和支配。中国文艺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看来，如一些学者所说那时文艺理论在步入主流话语中心时，却失去了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失去了某些学科内在的有效性。而文艺理论自身学科独立性的缺乏、学科有效性的降低，会使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最终受到伤害，从而造成文艺理论的困境和危机。其三，当前文化发展趋向中，不少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会把更多精力投到文化研究上去。一旦他们当中有人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更多地转移到了历史、社会、思想等非文学的研究领域，这不利于文艺理论困境和危机的真正解决。再说文学研究如果什么都研究，相反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却越来越稀薄，到头来会削弱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建设。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视当前文艺理论界所出现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当前我国的文艺学学科是一个受到挑战的学科，因此有必要对当前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和危机进行认真反思，并就文艺学的建构、发展作些探索和论证。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导致了我国文学、审美活动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促进文艺学与我国当前社会文化发展之间有机、积极地联系，从而实现文艺理论与当前文艺新现实、新现象、新变化的更好结合。

其次，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向同样造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困境和危机。我们当前的文艺理论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危机，曾经被我们热情引介的西方文艺理论在当代文化语境和发展趋向下似乎遭遇到了更大的挑战。其一，当代西方文论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要求超越“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的主张或思潮。这些主张或思潮大多强调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它们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如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等都显示出了把文学放置到某种文化关系中去加以研究的思路。当今西方文论界，文化研究十分繁荣。文化研究在某些研究者那里甚至被极端化了，出现了“反诗意”的文学研究倾向。其二，高科技的发展、传播交流的便捷等，让一些西方学者感到传统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会受到冲击。如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当前文艺理论处于了穷途末路，米勒等学者甚至提出文学研究将不复存在。（下文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详谈。）严格地说，西方文艺理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我们文艺理论的现状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指研究者所进行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成了不是“文学的理论”，甚至成了“没有文学的理论”。中国当前文艺理论在西方这种文艺理论现象和事实的参照下，更让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觉得文艺理论的困境重重。当然，在由经济和信息等因素综合推动的全球化事实或趋势中，西方文艺理论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也可能位移于中国。一旦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认为全球化在当代已是一个不争的发展趋势，那么西方许多大学出现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更有可能波及我国不少大学。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传统文艺理论领地的萎缩和边缘化，这些西方文艺理论的现实境遇于是也被当作中国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必将出现的一个问题来进行了阐释和研究。

再次，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变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扩大，文化发展的趋向将进一步影响我国今后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问题被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学全球化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其现实性在于，物质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实现全球化是可能的、现实的；其不可能性则是多种因素使然，“这些因素包括各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等等。”^[61]我们赞成这一分析所作出的观点。全球化构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背景，它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全球化对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和研究。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能造成文化文学的全球一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在全球化语境下会更加凸现。全球化问题之杂多、复杂，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那里，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重大研究课题。这也是文艺理论所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新现实。就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全球化问题之杂多、复杂可以从下列几个维度体现出来：一是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这一维度认为经济、技术有了越来越大的突破，这些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这一历史性过程，或者说造成了全球化这一历史性阶段，从而对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这一维度认为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具有某些普遍的美学现象和美学风格，于是全球化成为这些美学现象和美学风格的一种概括。三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哲学思维范式。这一维度认为全球化是研究当今全球化时代中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文学（文论）的一种新哲学思维范式。这几个维度在今后的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上应该加以关注。文艺理论界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学研究新变和文艺理论挑战展开了一定的探讨。这些探讨为文艺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它是我们今后文艺理论研究推向更高水平的台阶。

第六节　全球化作为文艺学建设的一个新语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成了一个我国学术界、商业界、传媒娱乐界等领域常常用到的术语。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问题已被作为了文艺理论所需应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尤其有文艺学研究者认为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通信技术和网络平台所带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必然会在文化文学领域出现新的变化。比如传媒资讯的普及发达、网络文化的快速兴起、消费主义的迅猛增长、通俗文艺的方兴未艾，以及各种文艺思潮的空前活跃，使一些研究者认为终有一天会出现“地球村”。尽管一些学者主要是基于技术决定论、媒介万能论等层面来论证“地球村”的终将到来，但是这也让另一些文艺学研究者更有信心推测全球化是一种可经验到的现实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21世纪的历史上演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资讯、技术、商品和人员——尤其是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内空前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地突破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以及意识形态划出的传统疆域。”“不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利益、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文化霸权还是日常生活，全球化无不显示了深刻的后果。”^[62]因此，文艺学必须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后果。

在文艺学研究领域，全球化语境、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学新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文学研究新课题。学界大量涌现的全球化论著（包括译著）可供文艺学研究参考。如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俞可平主编了“全球化论丛”和“全球化译丛”。文艺学界也译介或编撰了不少全球化论作，一些学者以全球化语境为研究视野编撰了文艺学方面的论著，如童庆炳等《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王宁《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等。《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一些文艺理论界有影响的刊物，都开辟专栏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理论热点问题加以了关注。一批有实力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反思和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问题。国内文艺理论界召开了多次国际性或全国范围的以“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应对”为研讨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此外，从全球化语境来考察和研讨相关文学和文学研究问题，几乎已经成了新近举办的各类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中的必选议题。

因此，全球化问题成了当今影响面大、渗透程度深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文艺学研究和建设自然也会受到来自全球化浪潮的一些冲击。世界交往和发展日益深化的今天，全球化语境是我们进行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和研究视角。

首先，当经济水平、技术变革、社会力量等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层次之后，当代全球化趋势便成为一种可能，它必然对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自然也会对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这一预言，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已经变成一种经验性事实。即无论情愿与否，我们已经处身于经济和技术因素大规模融合与渗透的现实当中。这一现实中出现了不少跨越了传统民族、地域国家界限的现象，从而体现出一种“全球性”的特征。这一全球性特征仍有着进一步拓深的趋势。这是一种新现实。在全球化的新现实下，在经济、新技术高速发展的光环下，思想文化方面的某些观念以更隐蔽更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譬如当下中国还没有结束现代性进程，社会生活中涌现的新问题整体上还无法用后现代性来解释，然而局部思想文化却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后现代性特征。现代性、后现代性对文学、文艺理论的影响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

其次，在经济、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力量的作用和推动下，全球性流动、交往的速度和全球性网络的广度、便捷等所带来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几乎涉及了所有社会文化领域。它也自然会影响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问题。一是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能够对遥远的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会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一个地区的哲学文化思潮、文学审美精神的发展变化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走到了一起，民族身份、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和文学研究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当前文艺理论界不少研究文学身份认同的成果便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全球化可能让人们把经济学的价值观念、市场化操作方式引入到文学领域中去。因为全球化最基础也是最少争议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掀起了强大的市场化浪潮，它追逐着“利润”这一目标。当今文学领域也遭到了一些来自市场化思潮的干扰和冲击。现代传媒等在一定程度上又恰巧为市场化、全球化大开了方便之门。如用新的方式去改编文学经典、对新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商业化包装、拍摄影视剧等，它们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文艺学研究不应回避或忽视这种趋势或现象给文学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现象或趋势可能引起阅读对象和方式的变化，也可能影响整个文学审美方式和艺术思维模式。

综前所述，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新课题，是文艺学研究和建设的一个新语境。下面，我们侧重从几个方面来简述这一新语境对当代文艺学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这种影响的理解）。

第一，产生了“理论旅行”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学术观念之间，不同的文艺学观念、规范和理论会发生某些位移。当今全球化浪潮下，与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泛泛地被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民族”等）的文化文学观念相比，西方文化观念、文艺学理论处于强势，所以学界会较多地关注西方文艺学思想或理论向东方国家、民族的位移。赛义德在阐述东方国家、民族在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理论时曾提到“理论旅行”一说：“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63]我们认为，西方文化观念、文艺学思想理论不可能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一元化的垄断格局。因此，西方文艺学向东方文化文学领域的位移不是一种文艺理论的“西方化”。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艺学观念和理论之间的位移，没有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反会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与互动。这也说明文艺理论领域会呈现出体系与多元、世界与本土、普遍与个性等现象并存的复杂格局。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势必会促使理论旅行。尽管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学术观念，但是全球化使理论的旅行变得容易实现。文艺学观念、规范和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某些位移。如杰姆逊所指出的全球化的传播学含义：“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交替遮蔽、传播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有一种感觉，即当今天世界各地，既有更密集又有更广泛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非凡革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有世界上所有国家或至少是它们大城市里越来越大程度的现代化作为它们的基础，包括这些技术的转移。”^[64]赛义德所说的“旅行的起点”、“穿行的距离”、“旅行的条件”、“旅行后被容纳被改变”等理论旅行的几个可能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在拥有更密集更广泛传播网络的今天，会变得越来越常见，也更容易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文化或理论现象。

第二，促进了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开放性、多元化。

首先，就开放性来说，我国现代文艺学的创建和发展与中外文学思想的交流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艺学是一个“混血儿”，是中外思想交合的产儿。鉴于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在起点上是一种开放的产物。外来学说、思想、方法的引入，使中国古代文论发生了质的变化。全球化背景为中外文学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外来文化文论思想、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及其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典形态的文艺理论（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型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早期拓建者。他们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和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文论问题、命题、范畴、概念和术语等；借鉴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启动了转化古典文论、建立现代文艺学的最初一轮探索性尝试和实践性操作。早在新文化运动前，梁启超等人发动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由早期以传统文学观误读西方文学事实，后来转向把西方批评方法用于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如他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从“导言、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附论新同化之西北民族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附论女性文学与女性情感、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文学里头所显的人生观、表情所用文体的比较”^[65]等十四讲来列写，明显受了西方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此文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较系统归纳分类，显示出梁启超本人文学批评方法的根本转换。这一转换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学思想对话融合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王国维则较多地受了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影响，在重视文学人生功能的同时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五四时期的学人引入大量外来学说，写出了与古典“诗文评”式文论不同的新文章、新著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与中国的社会斗争形势相关，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文学观使人们更关注文艺与社会、文学与时代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使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在此后较长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和阐释，从根本上改造了我们的文艺理论，使我们的文艺理论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它在我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四十年代，既引入了许多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思想，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等，也继续大量介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和苏俄文学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改革开放使大量外国的哲学文化思潮、学说不断涌入中国，给文艺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观念和研究视角，进而影响当时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大规模地介绍和研讨各种新引介的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学说，使一些学者开始就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如何与我国文艺理论早先建构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等，展开了积极的对话和讨论。开放给文艺理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兹列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国人可以用自己的眼光、观点来理解与阐释千百年来中外文艺现象；第二，承传中国古代文学、文论传统，从中汲取有生命力的观念及其他丰富的营养；第三，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结合，确立起能够阐释我国新文艺现象的新文论。这种文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我国当前文艺理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在不断地总结艺术实践的经验和批判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学在实践中积累的新鲜经验有待总结；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来予以应答。因此，吸收国外、本土的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有利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如此不但能更好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学在实践中积累的新鲜经验，而且能及时应对当代文学、文艺学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当然，开放性对文艺学研究来说，也会带来一时的挑战。如文论中的“新术语大爆炸”、各色文论标签被乱贴……不过，这些文艺理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从侧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实现，有利于上述一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其次，就多元化来说，中国现代形态文艺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与多元共生、多元并存、多元竞争、多元对话的氛围是分不开的。文艺学的发展也不是一种“我吃了你，你吃了我”的单线式发展。文艺学建设和发展需要走多元化、多样化的道路。全球化问题的提出，有利于我们更多地去关注文艺学建设和发展中的多元对话、多元发展问题。

全球化语境下，有学者对文艺理论建设的多元化问题更加关注了。尤其是对全球化既接受又批评的学者，更强调文艺理论建设的多元化。如被认为是新儒学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就提出：“从观念上看，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理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世界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依存从未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它显示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66]我们认为上述说法对当今文艺学来说也同样适合。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形态不是一种与西方同质的理论模式。中国文艺学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各民族或地域的文化文论在全球化语境下仍然会存在。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理论一个重要特征是理论多样性特征的凸现。它不能被简单地同质化为只有一个调子的理论模式。

多元化可以把不同文艺学观念、方法等对照起来。这给全球化语境下的各种不同文艺学观念、方法进行自由对话带来了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后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它弘扬了多元文化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与下列这一追求是不矛盾的：我们的文论在吸收中外古今优秀文学、文论思想的基础上，在阐释本国与外国文艺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我们当前文艺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注重吸收中外古今优秀文学、文论思想，旨在寻求一套能有效阐释和概括本国文艺现象的具有我们自己理论独特性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当然这一规范、术语和观念系统也能指导、启发和帮助我们去解读外国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对我国当今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三，全球化与我国当代文艺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在当前中国社会谈论全球化问题，应该与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从现代性、后现代性意义上来探讨全球化，我们能更清晰地梳理出理论脉络。张法认为，近百年的现代文艺学的演进逻辑是依托在一个在现代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新传统，即中国现代以来的学科传统之上的。他提出在新时期，以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一个不同于建国前期的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具有初型”，其中“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一直是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共识亮点”，“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的共识”^[67]。张法也曾“从比较美学看西方后现代以来的文艺理论”。他在出版相关研究成果时，“遵从出版社的建设”而把书名改为“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这里全球化时代文艺理论的论述，他主要是从后现代这一历史阶段、逻辑特征来把握：“后现代文艺理论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组合方式：一是在西方文化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组合，二是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与各非西方文化文艺理论的组合。前者显示的是世界文化的主流，后者显出的是世界文化的整体。主流和整体要通过互相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才能整合成一个全球化的整体世界。”^[68]

我们认为，当今时代在中国谈论全球化问题，基本上还是在现代性为主导的逻辑框架中来展开的。尽管后现代性思维或现象在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中也有所体现，但它尚不能与现代性分庭抗礼，更不要说取代现代性了。我们文艺理论界的一些后现代性论述相当一部分是由模仿和想象西方后现代性学说而构造起来的。尽管文学等精神实践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我们的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作品，解读和阐释它们需要在理论上及时跟进；不过，因为这种后现代性创作实践更多的是一种借鉴和学习，所以相应理论也就大体上来自对西方学说的引用和翻版。当然在中国文学中，现代性、后现代性学说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作用和推进，我们文艺理论界也有着自己的某些新创造。然而我们当下现实中，现代性还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性还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具体点说，我们一方面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物质生活上的充裕等；另一方面也重视人文精神，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进程。现代性在后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反思和批判，它重视现代性审美精神、人文批判在现实中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下面对几种关于现代性的认识误区，我们简单作些评述。

其一，把现代性完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文化构造的全球化幻象。国内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建立经济政治制度、并把这种制度进行全球扩张所构造的文化幻象。这种把现代性完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文化构造的全球化幻象，我们认为并不十分确切。当今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与普遍联系，现代性既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也不再仅仅以西方为中心。因此，现代性不能说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构造的全球化幻象，相反现代性就全球来说会呈现出一种多元现象。再者，从不同社会形态、文化的变迁等视角来看，我们也常常看到现代性并非单向度的，它往往是一种多向度的现代性。就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们倡导现代性，也并不是完全要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全盘引入中国。现代性不能等同于一种资本主义文化构造的全球化幻象。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值得我们这里关注：“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69]这里把现代性完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构造的全球化幻象，有着对西方现代性的不满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负面影响的顾虑，然而这种认识用的是一种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的方法”。

其二，把寻求现代性的过程等同于全盘西方化。我们不能像有的西方学者那样把西方看作是“合法性的最终根源”，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模仿各种外国的模式才可以摆脱自己文化的积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强国，技术的现代性观念也得以盛行。随着殖民主义的崩溃，世界所需要的似乎是用一种建立在仿效美国的技术合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化快速地取代各种传统文化。”^[70]这样一种观点究其实质仍然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在这一观点的支持下，寻求现代性就变成了全盘西方化，全球化也就被逻辑地等同于处处向西方看齐的西方化了。

全球化这一新课题、新语境给文艺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问题。套用陈寅恪的话来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1]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一方面有着于实践中显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予以新的阐释和应对。荷兰文艺理论家佛克马认为，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产生新的美学、文艺学形态的需要。他指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诞生和合法性存在的三种主要的标准或依据：“众所周知的原则首先就是认为，一个命题如果符合它要描述的经验事实就是正确、有效的。和事实相符的陈述变得合理。其次，一个命题可以根据它与那些被认为有充分根据的理论的一致性而被视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陈述的合理性基于它与当前时兴的理论的相容性，最后，一个命题可以根据它在特定的一个研究小组内部得到接受而被视为有效。因而，陈述的合理性建立在某种一致性的基础上。”^[72]尽管这里在论述全球化时代建构一种新的文艺理论形态时，我们并不赞成佛克马所谈及的第三个标准或依据。作为文艺学命题，它能否被接受主要取决于它对文学现象或文学问题的阐释能力，而不是仅仅看它是否被某个特定的小组内部所接受。不过，他的观点在我们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看来，仍有值得我们重视之处。全球化时代仍然有产生新的文学概念、新的文艺理论的需要。

这里结合全球化语境、我国的文艺具体实际，在借鉴、改造佛克马的部分观点的基础上来阐发了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新的文学概念、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几点看法。我们认为这一新的文学概念、新的文艺理论应当符合全球化时代所要描述的经验事实，应当与那些已有充分理论根据的学说相一致，应当与我们近些年来文艺理论研究上所获得的经验或教训相一致。

第一，文艺学命题应当符合它要描述的经验事实。佛克马所说的经验事实可以泛指被观察的现象。他认为任何文学领域的研究都是从对经验事实的一些模糊的直觉或思考开始，然而通过一个概念化的阶段，最后产生一些可以验证的、暂时可以被视为是真实可信的陈述。作为文艺学的命题，它无疑离不开它要描述的经验事实。当今文艺理论研究处于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时性文化现象，共时地出现于我国当代文化生活中。文艺学所被观察的文艺现象或所要描述的经验事实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经验事实。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来说，上述语境是需要认真加以辨识和应对的。

第二，文艺学命题应当与那些有充分理论根据的理论相一致。这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理、近百年来文艺学所形成的新人文传统是我们值得重视的“有充分理论根据的”理论或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理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理论。在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已充分展示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我们当前时代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是我们应答和解决建设和发展中所出现问题的一种基本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解决文艺学实际问题的一种基本思想资源。它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解决现实思想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际问题。其二，近百年来文艺学所形成的新人文传统是我们当前文艺理论界值得重视的理论基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虽然其历史相当短暂，但它已经走过的那近百年历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人文传统。这一新人文传统带给我们一些普遍性、启发性的经验和方法，有利于我们从中历史地、逻辑地构造出一些具有恰适性、普适性的概念或理论。总的说来，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其特殊性，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具体语境出发去理解它。同样我们也必须从我国的具体语境出发去理解当时的文艺理论问题。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处在下列这样一种张力和平衡中：文学的诗意审美与它的社会意义、价值、功能保持着特定的张力和平衡。这对我们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新潮流、新趋向、新境况仍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第三，文艺学命题应当与我们近些年来文艺理论界所获得的经验或教训相一致。文艺学研究要重视对语言、文学自身因素的研究，也要重视对文学所处文化语境、文学所具有的文化含蕴的研究。在具体研究中，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也要避免走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研究路子。文艺理论界曾有人为了抬高某一类文学思想而压制了、排挤了另外一些文学思想。这是一种用二元对立方式去看待问题、指导行动的结果。由于抬高审美论文艺理论因而压制了、排挤了其他文学思想，这就使得整个文艺理论的发展显得有些极端化、狭窄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为了批评上述这种极端化、狭窄化了的文艺理论发展观，于是着力对审美论文艺理论进行质疑。他们对抬高审美论文艺理论而否定其他文艺学说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对当今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如果只是泛泛地来批评审美论文艺理论，就未必切中要害了。原因简单说有几个：其一，审美论文艺理论有其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建构。其二，如果把审美论文艺理论放置到当时政治统帅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它对纠正政治占绝对优势的文艺社会学、认识论文艺学之某些“偏差”有着特定的历史贡献。因为政治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学文艺学、认识论的文艺学曾一度让中国文艺学命题显得单一，并且也不能完全解释、说明全部复杂的文艺现象。其三，审美论文艺学、现象学文艺学等相关理论学说的出现，在此后的文论发展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政治学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当然，这里所谓近些年来文艺理论界所获得的经验或教训，实际上泛指我们文艺学多年来，尤其20世纪初以来所进行的各种新开拓。它意在重视人们从不同的哲学基础或不同的视角、层面对文艺学所做的学理探索和体系建构，并历史地、科学地看待这些学理探索和体系。如侧重哲学基础方面来探讨而产生的认识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实践论文艺学等体系建构和理论阐释，侧重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来探讨文艺本质而产生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语言学等研究新成果。

【注释】

[1]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6页。

[2]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页。

[3]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页。

[4]罗宾·科恩等：《全球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2页。

[5]《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编写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第5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3－27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8]Fredric Jameson，“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eds．），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6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10]罗素：《权力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135页。

[1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2页。

[12]杰姆逊（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47页。

[13]西蒙·都灵：《全球规模的大众文化：文化研究面临的一项挑战》，《国际理论空间》第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4－5页。

[14]Lafeber Walter，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9，PP．109－110．

[1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43页。

[16]Anthony D．King（ed．），Culture，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6．

[17]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34－3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3页。

[20]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250页。

[21]以下对于全球化实践本质分析参见吕松涛：《论全球化的实践意蕴》，《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8页。

[2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6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3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8页。

[29]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9－1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6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6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361－36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15－31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9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9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246－247页。

[37]Terrence K．Hopkins，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Associate，World－system－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ology，Sage Publications，1982．P14．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5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42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43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47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67－76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6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281－282页。

[49]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45－14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398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52]《歌德谈话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11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82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9页。

[55]王卫东、杨琳：《如何走出西化的文论话语》，《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56]杨学功等：《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57]李思孝：《马克思“世界文学”的现实意义》，《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8]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59]刘刚强：《王国维美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3、15、17、23页。

[60]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61]钱中文：《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

[62]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63]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38 －139页。

[64]Fredric Jameson，“Notes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eds．），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55．

[6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文集》下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21页。

[66]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80页。

[67]张法：《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68]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第25页。

[6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31－832页。

[70]安德鲁·芬伯格：《中文版序言》，《可选择的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2页。

[7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266页。

[72]马克·昂热诺、杜埃·佛克马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艺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437－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