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社会风险”

如何摸清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状况？首先应当考察全球化语境中“何为社会风险”，然后明确中国社会风险状况有何自身特点，再进一步探讨这些特点的成因。那么，在国外学者眼中，“社会风险”一语里的“风险”是何意思？在他们看来，风险概念具有两个属性:一是损失性，二是不确定性，这两个属性的概括与马克思主义对风险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相似之处，而对于其与马克思主义风险概念的区别，前文已有论述。

风险的损失性是指它有可能对未来造成损失。风险是危机的前奏，是处于潜在状态的危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会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从而对社会造成损失。风险首先会对社会财富产生危害，消解人们的物质积累，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最终对人造成各种负面影响。正如大卫·丹尼所说:“风险包含一个附加的、更负面的意思，即‘超出危险’……在这种意义上的风险涉及伤害身体……的可能性。”^[1]对于这种产生损失效果的负面影响，他举了一个航空领域的实例。航空风险产生的根源是其必须以科学技术克服地心引力。对飞机而言，它往往要搭载若干人员、货物或武器，在正常飞行的状况下不会有任何损失，但是在意外情况或者人为操作失误的状况下，飞机会因坠毁而导致生命和物品的损失。由此可见，损失性是风险的一个必要属性。此外，风险还会对人的心理(如安全感)造成伤害。因为风险的损失属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于是它就化身为高悬在人们头顶、随时有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人们时刻注意着身边的危险，终日惶惶不安。这样，风险就用剥夺安全感的方式不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状态，对其主观世界造成损失。

风险的不确定性是指它造成未来损失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质在于，在专家或政府部门已经获知的风险中，它们造成损失的结果只是预示着一种趋势，按照这种趋势继续发展，损失可能逐渐发生或突然爆发。但是，这种趋势也可能由于人为的原因(如政府部门采取了防范措施)或它本身的原因而渐趋终结。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对“不确定性”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风险划分为可量度的概率风险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风险两类，并指出，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混淆了这两类风险的关系。奈特从风险与利润的关系切入，认为其他学者“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一段适当的时间里预见到的变化与没有预见到的变化的差别。”^[2]在他看来，可量度的概率风险是不能产生利润的，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风险才会产生利润。因为在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来量度的情况下，成本是可以测算的，而售卖生产与服务的价格就是测算得来的成本，这时，售卖的结果只能是收回全部成本，而没有利润；但是，如果生产或服务所面临的风险不可量度，因而具有了不确定性，那么售卖的价格可能超出预期，于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就具有了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利润。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奈特的研究虽然深化了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但其对利润的看法却是不正确的，利润仍然应当是劳动的产物。

那么，既然风险是损失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那么国外学者所使用的“社会风险”概念又应当如何理解呢？在他们眼中，社会风险是后工业社会到来的一个附属物。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以往的“集体生活方式、社会控制能力、自然资源开发”等要素正在被全球化、个体化、生态危机和金融风暴等新生事物所代替；以往简洁和线性的发展模式正在被无法预测的复杂性发展模式所代替。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说，就是“在第一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一种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有所区别的新的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社会和新的个人生活正在形成”。^[3]在他看来，以社会风险的视角来看待整个社会是对以往各种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这些社会理论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官僚统治或专家治国的牢狱，而人口占多数的普通民众只是庞大国家机器里的一个齿轮。与此不同，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更加注重现代社会中偶然性和矛盾性的描述，并进一步表达了进行社会重建的愿望。

一方面，当代社会业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社会风险”成为这一阶段的代名词。尽管社会风险不是当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在过去的各个社会阶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风险现象，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社会风险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凸显出来，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当中去了。

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的风险正在急速扩张。可以说，社会风险不是零星式、碎片式的个别现象，而是系统化、传导式、复合性的负面事物。多数风险研究者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全球化是造成“世界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全球化进程使得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在“村庄”的某一个角落产生的风险因素很快就会传导到“村庄”的各个部分。在这里，风险传导的速度是极快的，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进步，给这种传导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媒介。例如，电脑病毒和黑客攻击就是风险全球传导的一种形式。正如庄友刚所说:“随着人类实践规模的扩大、程度的加深，人类交往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这一趋势的客观后果是使原来因实践引发的局部的区域性风险转化为世界的全球性风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