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

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到底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原本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曾引进过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但它们都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一破产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结果是“果然一学就灵”^[2]。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的过程，也就是强有力地证明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的过程。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并不是任何人依靠强力或话语霸权所推行的一己之见，而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所作出的庄严的历史结论。

随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指导地位的认同，也日益体现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学术界的进步人士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观察和分析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自觉地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各种人文社会现象，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等诸多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中国学术界的认识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事实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指导地位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多年里，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程度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也是非常明显的。那时，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问题上，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的学者，还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为专业的学者，大家的认识都是比较一致的。1953年，李达同志在恢复和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时，曾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一切科学中的首席科学，并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建系方针，即认为哲学系的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为“两翼”。这一建系方针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的思想，它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是极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那时，许多过去长期专治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如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等，也都满腔热情地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曾有这样那样的不大准确、不大完善之处(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但他们毕竟开始了新的学术历程，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

“文革”期间，整个思想理论战线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也被严重扭曲。那时，林彪、“四人帮”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而大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表面上被抬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却被极端地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甚至漫画化，遭到各种形式的歪曲和肢解。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概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受到根本否定，而用来“横扫”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武器”正是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和声誉，给当代中国哲学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哲学界的广大学者对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极大的义愤是理所当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学术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也得到恢复和重新确立。人们不仅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篡改，而且也反思和澄清了在过去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理解、特别是教条式的错误理解，同时还纠正了以往在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上的“左”的错误看法和做法。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所有这些重要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地、认真地做下去。正因如此，1980年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等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重要成就。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有些人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充满了怨恨，甚至利用新时期学术研究的良好社会氛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报复性的攻击和诋毁，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30年来，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思潮，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它的势头却是一阵强过一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这种思潮还只是采取了“真理多元论”的形式。一些人认为，现在该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争地位、争地盘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多也只是“多元”真理中的一“元”，它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是完全“平权”的，因而它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占据指导地位。如果说“真理多元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否定还比较隐晦，那么，到90年代中后期，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思潮则日渐公开化，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的形式。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并不值得从理论上认真驳斥，因为它不像“真理多元论”那样多少还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论证，而是表现出极端的武断和不讲道理。一些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宣泄某种情绪。他们为什么不说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古老”得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过时了呢?只要问问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所浸染的情绪色彩就会一目了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思潮来势更加凶猛，各种论调也更加露骨。这些论调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如果说“真理多元论”毕竟还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元真理”中的“一元”，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也毕竟还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则干脆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也没有正确过，因而它不只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而是连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占一席之地都不允许，也就是主张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显然，与“过时论”相比较，“取消论”的情绪色彩更加鲜明，其口气也更加霸气和自大。这些“取消论”者宣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只有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才算是真正的学问、高深的学问，才能真正出思想、出“原创性”的成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而只有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才能找到真正的哲学智慧，才能成为适应世界哲学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不仅如此，有人甚至在贬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两种功能：一是让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有碗饭吃；二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可以拿它来训人。有人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造成的。今天，这类论调已经如此喧嚣，以致我们不仅可以经常在一些论著和报刊文章中读到，而且还能经常从专门培养哲学后备人才的大学讲堂上听到。与此相应，在我国的一些高校哲学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逐渐边缘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也遭受各种形式的排挤。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否定，在今天已演变成一种风气、一种氛围，甚至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彻底，谁就自视为或被某些人吹捧为最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