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一、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卢森堡非常看重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这场斗争涉及社会民主党的“生死存亡”。她说:“同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²³⁵⁾在她看来，这场斗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伯恩斯坦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把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如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决定要素，它是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必须透过表面现象而揭露其实质的重要性。她指出，尽管伯恩斯坦确实已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但鉴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他不会公开地、直接地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抗，而往往还要戴上假面具。她说:“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²³⁶⁾事实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像伯恩斯坦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不敢公开地亮出反对派的旗帜，这只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力量之强大。她还这样说道:“谁今天还算做社会主义者，而同时又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²³⁷⁾卢森堡在这里借助于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特征的批判，揭露了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一切反对派的共同面目:他们既不想放弃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又不愿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一所能做的是一方面表现出自己是尊敬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却又在一些关节点上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且又把此说成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卢森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认清修正主义的本质就成了当务之急。她说:“我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产业无产者迫切需要做的事情。”⁽²³⁸⁾她特别强调，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这种“内核”的认识，应不仅仅局限于党内少数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让广大工人群众也能看清其本质。在她看来，实际上伯恩斯坦在理论上表述的修正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上风，按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既然如此，“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里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²³⁹⁾具体地说，卢森堡主要从四个方面，揭露了“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

(一)揭露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会“崩溃”的理论的彻底否定，从根本上取消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卢森堡指出，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这样三个后果为依据的: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变得不可避免;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到来的变革的积极因素。而伯恩斯坦首先竭力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的第一个，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

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否定资本主义会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走向“崩溃”，这说明伯恩斯坦“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本身”⁽²⁴⁰⁾。在她看来，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必须区别开来: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问题，二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问题。对于后者，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提出各种见解，但千万不能动摇对资本主义会发生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这一点的信念。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存在”⁽²⁴¹⁾。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实际上正是要推倒这一基本判断。卢森堡指出，如果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全部修正归结起来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慢得多，那么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人们一贯所主张的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间推迟一些，因而在实际上顶多能够得出斗争的速度应当放慢的结论。“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伯恩斯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²⁴²⁾

卢森堡揭露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以全面否定资本主义存在危机与矛盾为宗旨这一点以后，进而指出伯恩斯坦这样做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她强调，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斯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²⁴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谈论什么社会主义，那这种社会主义则完全是求助于一些道德的说教了，当然也就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论据，而客观的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论据，却消失了。”⁽²⁴⁴⁾面对社会主义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其一是一如既往地认为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客观的矛盾，如果是这样，那就必然认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而抛弃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会“适应”新的形势的说法;其二是倘若接受伯恩斯坦的说法，那就等于认可资本主义有能力防止自己的崩溃，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谈论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物质发展的结果”。她紧接着这样说道，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归结起来就是:“或者，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²⁴⁵⁾就必然站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²⁴⁶⁾。

(二)揭露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对资本主义全面“适应”新的形势的论证，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人们反抗这一社会的理由

伯恩斯坦并没有简单地提出资本主义已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而且还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论证。与此相应，卢森堡也并没有简单地宣布伯恩斯坦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而是还对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论据加以严厉的驳斥。

伯恩斯坦用以说明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适应”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是这一制度采用了信用制度，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巨大的职能。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指出:“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²⁴⁷⁾她承认，信用职能有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某种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能力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她又强调，这种通过“信用”来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应”的本质，“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其最后的结果便是“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这样，信用必然加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矛盾。她的结论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话，这恰恰就是信用。”⁽²⁴⁸⁾她甚至还这样说，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撤销信用。也就是说，要使资本主义能适应新的形势，不是要实行信用制度而是要撤销信用制度。像当今资本主义所实施的那种信用制度，“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革命手段”⁽²⁴⁹⁾。

企业主的联合，是伯恩斯坦用以论证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在伯恩斯坦看来，像卡特尔、托拉斯这样的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在这里严重误解了这些组织的性质，从而用它们来论证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也是毫无根据的。关键在于，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资本家建立卡特尔这样的组织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消灭无政府状态，但实际情况是加剧了无政府状态。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满足国内需求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结果造成国外竞争加剧，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卢森堡通过她的分析再三强调的是，“从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的作用来看，卡特尔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²⁵⁰⁾。

中小企业的广泛发展在伯恩斯坦那里，也是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在这里做了自己错误理解的“牺牲品”，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就会逐步从地面上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她揭示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科技革命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本身来说并不都是好事，而是都隐含着推翻这个社会的革命意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小企业的处境相一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也处于相互对立的两种趋势的影响之下:一是降低其地位的趋势，即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性地超过了中等资本的生产力，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这给中间阶层的发展带来不利;二是抬高其地位的趋势，即现存资本的周期性贬值使生产规模在一定时期一再缩小，而这正好有利于中间阶层的发展。在这两种趋势中，往往是第一种占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和中间阶层力量的日益减小。不能把中小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象得和正规战争一样，在这里，军队中软弱的一方是直接在数量上日益减少。实际上这正如割草一样，中小资本不断地被大资本周期性地割断，然后它很快又长高，不断地割不断地长出来。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看到了中小企业以及以此相应的中间阶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不断发展的趋势，但问题在于他对这种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看不到“中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对于个别中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而这对于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²⁵¹⁾卢森堡要表明的意思是中小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状态，并不像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是“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²⁵²⁾

卢森堡认为，被伯恩斯坦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已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从而不再会陷于危机之中的三大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证据明明表明了资本主义正日益走向灭亡，而在伯恩斯坦眼里却成了资本主义获得新生的标志。如果伯恩斯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人们当然已没有理由再和这个社会进行斗争。伯恩斯坦之所以为了替资本主义评功摆好，竟不惜歪曲事实，指鹿为马，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没有理由起来反抗资本主义。

(三)揭露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对社会改良主义的百般推崇，从而从根本上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走向社会主义

卢森堡指出，既然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具有“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能力，既然伯恩斯坦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在他那里即使还讲什么社会主义，走向这种社会主义的道路肯定是改良主义的。事实也是如此，贯穿于伯恩斯坦全部理论的主线就是对改良主义的百般推崇。对于伯恩斯坦把工会、社会监督和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视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她针锋相对地逐一加以驳斥。

对于工会，卢森堡指出，“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但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工会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工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让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剥削，哪怕是逐步地取消也做不到”。⁽²⁵³⁾在她看来，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进行工资斗争和缩短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这乃是工会力所不能及的。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工会发展的进程不可能同伯恩斯坦所设想的相符，即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引向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所说的实施“社会监督”就是让社会同工会组织一起携起手来给资本家阶级订出条文，让其根据这些条文行事。在伯恩斯坦看来，这种“工厂立法”的过程，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这里所说的“社会监督”实际上是“国家监督”，他“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就是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国家。而由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国家“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在这里，资本的利益也就是社会改良的界限”。⁽²⁵⁴⁾既然以工厂立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监督”是以不触犯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那么这种社会监督也就根本不会在所有制变更和剥夺“剥夺者”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也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迈出一步。卢森堡讽刺伯恩斯坦说:“如果伯恩斯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气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²⁵⁵⁾

伯恩斯坦把“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的前提，强调当今的国家已发展成为社会，即国家执行社会的职能。对此，卢森堡严厉地驳斥说:“今天的国家是属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如果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担负了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整个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是相符合的。”⁽²⁵⁶⁾国家往往表现出两种职能，它有时候也代表着社会对社会进行干预，但即使它这样去做时，“它的阶级性质总是迫使它把它的活动的重点和力量手段放在只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领域”。卢森堡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中的这种矛盾极其鲜明地表现在现代民主制中。“固然，从形式上看，民主制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²⁵⁷⁾她引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实指出，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的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马上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抛弃。卢森堡的结论是:“民主制整个说来不像伯恩斯坦所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手段。”⁽²⁵⁸⁾

应当说，卢森堡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伯恩斯坦改良主义的揭露是强有力的，因而她关于只有通过革命而不是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无可辩驳。她这样告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²⁵⁹⁾

(四)揭露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用手段替代目的，并借此从根本上要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险恶用心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集团认为，社会民主党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方面，不会使工人运动丧失最终目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的目的作为一种趋势也包含在运动本身之内。卢森堡指出，“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的”。在她看来，全部的关键在于，就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来说，如果在进行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之前，有一个夺取政权的自觉的坚定的意图作为指路明灯的话，这种说法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倘若人们把这种预先确定了的意图同运动分离，首先把社会改良当做目的本身，那么事实上“社会改良不仅不能导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还会达到相反的结果”⁽²⁶⁰⁾。而就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来说，当然是属后一种情况。

卢森堡指出，由于社会改良主义总把一切直接的实际结果作为主要目标，而把那种只对致力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峻的阶级立场置之度外，从而总会使人对“下一步”感到茫然。人们往往在社会改良的大海上漫游之后，就决定一切“听天由命”，随风飘浮。“社会主义决不是在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作为一种趋势所固有的，它在这里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尖锐化的客观矛盾所固有的，也是工人阶级主观上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所固有的。”⁽²⁶¹⁾卢森堡认为，如果像伯恩斯坦那样既不承认社会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日益尖锐化的客观矛盾，又不把“工人阶级主观上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视为社会主义的前提，那么工人运动“就会起先降低为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并且由于本身的重力最后落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²⁶²⁾。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之路的要害，就是通过回避、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来引诱人们放弃远大的目标而只在日常斗争中漫游。卢森堡强调，伯恩斯坦“理论上的依据不是消灭这些矛盾要通过自己本身的彻底发展”，他“不愿意让矛盾发展到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矛盾的尖端消灭矛盾，而是宁愿折断矛盾的尖端、缓和矛盾”。⁽²⁶³⁾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卢森堡得出这样的结论:“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²⁶⁴⁾

卢森堡还指出，伯恩斯坦之所以放弃目的而只谈手段或者把手段视为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历史主义的观点。他根本不懂得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这把钥匙不是别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当做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²⁶⁵⁾伯恩斯坦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这种社会主义者立场的历史的观点，从而竟然把马克思强调要使实际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思想说成是“二元论”，说成是“马克思体系是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对此，卢森堡驳斥说，“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目前的二元论”，当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二元论，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这只不过说明他“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上存在的二元论”，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空想主义的残余”。“伯恩斯坦的一元论也就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论，则放弃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以便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终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元论。”⁽²⁶⁶⁾这种“一元论”合乎逻辑地促使伯恩斯坦这样劝告工人阶级:躺着睡觉去吧!最好永远躺着!卢森堡这样说道:“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伯恩斯坦的这一方面也会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伯恩斯坦的放弃最终目的，也就是放弃整个运动的方针。”⁽²⁶⁷⁾具体地说就是，开始时，伯恩斯坦为了运动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那么他的结局就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抛弃掉。

卢森堡认为，贯穿于伯恩斯坦上述四个方面的错误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背叛，说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背叛。当他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之时，也就是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伯恩斯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²⁶⁸⁾伯恩斯坦为了兜售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不得不求救于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机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²⁶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