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评说

二、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评说

伯恩斯坦推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以后，马上遭到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致反对，不仅左派人士反对，就连中间派和右派人士也不敢公开苟同。让·饶勒斯在法国社会民主党内是著名的持右翼立场的思想家，尽管他实际上是赞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但他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伯恩斯坦。他的基本策略是支持当时以“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通过肯定考茨基间接地肯定伯恩斯坦。他一方面说，“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争论中，总的说来，我是站在考茨基一边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当我完全赞同考茨基的时候，我也就部分地赞同伯恩斯坦”。⁽¹⁴⁷⁾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许多贡献都是受了伯恩斯坦的影响，在考茨基身上有许多是“伯恩斯坦的东西”，如果没有伯恩斯坦的影响，考茨基就不会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基于这一认识，他反复申明，自己不想“否认伯恩斯坦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巨大贡献”，伯恩斯坦起码能够起着这样一个作用:“迫使我们大家重新检查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至少使我们对这些观念加以调整，使之更确切地适应现实。”⁽¹⁴⁸⁾

如果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的肯定仅限于伯恩斯坦能够启发人们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新思考，从而使之更适应变化了的现实，那么这种肯定是无可非议的，但实际上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的肯定，主要是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所作出的全面的否定和修正。只不过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的肯定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手法”，这就是:他致力于论证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批错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原先也持有与伯恩斯坦大致相同的观点。这就是说，他不是批评伯恩斯坦理论本身的错误，而只是指责伯恩斯坦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把马克思推到对立面。在他看来，伯恩斯坦不必让自己以“修正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而应把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从而让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成为“修正主义者”。应当说，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里，让·饶勒斯的这种手法确实显得非常“独特”⁽¹⁴⁹⁾。

让·饶勒斯认为，人们对伯恩斯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在以下四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即价值理论、经济唯物主义、辩证法、进化和革命理论。他强调，实际上伯恩斯坦这四个方面的理论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这一切都是马克思原先所持有的观点。伯恩斯坦并没有“离经叛道”，也没有什么创新，而只是把原先马克思的一些被人忽视的观点重新揭示出来而已。

对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让·饶勒斯这样说，伯恩斯坦所以要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强调资本家的利润不仅仅是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无非是要证明“工人无须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证明“工人力量的发展可以同资本家的利润相调和”。⁽¹⁵⁰⁾他强调的是，“为了要证实伯恩斯坦的论点，也并不一定需要修改马克思的论点”。⁽¹⁵¹⁾在他看来，马克思早已提出，资本家的利润不一定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例如改进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设备等，都可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如此，工人如果提出限制劳动日，就不一定马上会与资本家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他这样说:“根据马克思的论点，他所提出的全部价值理论，同工人为争取限制劳动日的强烈行动并不是不相容的。马克思在提出来价值与剩余劳动理论的同时，非常强调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在各处争取限制劳动日，尽量提高工资，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自相矛盾，也不是由于马克思疏忽大意。伯恩斯坦的思想，即认为工人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应该行动起来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不相容的，有人企图动摇经过科学论证的价值理论，以便使工人阶级能够采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容许的直接行动，这完全是徒然的。”⁽¹⁵²⁾在让·饶勒斯看来，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路线，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而反对改良主义路线的革命派，反倒有违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让·饶勒斯认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的“歪曲”甚至“动摇”，也是“徒劳的”。⁽¹⁵³⁾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的批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基础之上的。伯恩斯坦批评马克思，是为了反对把人类历史的一切变化都说成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改变引起的，而强调意识等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与伯恩斯坦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异。让·饶勒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现”，人们不应当只看到这一“社会性的发现”只在于发现了“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基础本身”。⁽¹⁵⁴⁾如果这样去认为，就完全曲解了马克思，而伯恩斯坦正是拘泥于这样一种曲解之中。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和他表述他们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抽象的历史理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根本否认其他的政治或意识的因素的作用”⁽¹⁵⁵⁾。如果像伯恩斯坦以及其他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完了”。但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宗教等等观念的相互关系”。伯恩斯坦完全无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立场，把马克思歪曲成一个教条的经济唯物主义者。在让·饶勒斯看来，伯恩斯坦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自己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在于把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对立起来，通过批评马克思的“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正确”。

针对伯恩斯坦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评，让·饶勒斯指出:“我们同样也可以很容易证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并应用于人类进化的辩证法理论可以完全保留下来，它同伯恩斯坦建议我们采取的实际行动丝毫没有矛盾。”⁽¹⁵⁶⁾他指出，通常人们总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无非要证明共产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而资本主义除非本身消灭，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他进一步指出，他很理解伯恩斯坦对一些人通常运用其辩证法理论所得出的这一结论“表示疑虑”，因为这一结论确实如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会使无产阶级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事物的实际发展就是像辩证法公式在脑子中的发展一样的迅速，一样的容易”⁽¹⁵⁷⁾。他强调，“我不否认这种危险”，但是这种危险的产生并不缘于“辩证法的本质”。实际上，马克思与伯恩斯坦一样通过对“现实的经常观察”，已克服了“辩证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危险”。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要揭示的是“经过许多许多中间性概念、中间性的社会形式，逐步达到完全解决使一个社会消灭的根本矛盾”。伯恩斯坦推崇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逐步的改良，伯恩斯坦错就错在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必然导致一种激进的革命，于是就花了大量精力来批判马克思的辩证法，以为只有推倒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使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得以确立。让·饶勒斯认为伯恩斯坦在这里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导向改良主义。他认为，只有那些“极端的革命派”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直接与激进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他们竭力使无产阶级放弃一切现实的行动，“而只幻想未来社会的到来”，“认为靠辩证法的进程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让·饶勒斯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伯恩斯坦在推崇自己的路线时可以批评那些把辩证法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派”，但不应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本身也牵涉进去。

让·饶勒斯认为，伯恩斯坦指责“马克思一方面宣称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应该通过经济条件的缓慢进化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不排除伯恩斯坦所谓的‘像布朗基主义者那样诉诸暴力’”，这一责难实际上是“不正确的”。⁽¹⁵⁸⁾让·饶勒斯之所以认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责难是“不正确的”，主要在于在他看来，马克思尽管提出社会的进步既离不开激进的、改良的形式，又需要激进的、革命的形式，但实际上马克思的重心像伯恩斯坦一样放在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认为，这两种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矛盾，马克思强调的是一切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生，肯定都先要经过缓慢的准备。伯恩斯坦在这里对马克思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伯恩斯坦认为，无论是“工业或交换的积聚都没有达到像马克思指出的那种强烈的程度”，从而社会革命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实际上，马克思早已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马克思并没有犯方向上的主要错误，他只是在估计速度上犯了一个错误”，而伯恩斯坦却把马克思只是在估计速度上的一点小失误，当做一种“方向错误”。伯恩斯坦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正确见解，但是在提出这一见解时用不着曲解马克思的原意，一定要通过论证马克思的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正确。

从上述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评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让·饶勒斯名义上是对伯恩斯坦提出批评，可实际上则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加以肯定。这种批评显然是“小骂大帮忙”。这样我们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与否定的形式:其一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他公开地亮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并明言自己的观点是与马克思相违背的，为了推崇自己的观点，不惜对马克思的理论大肆鞭挞;其二是以让·饶勒斯为代表，他在提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时竭力曲解马克思的理论，努力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说成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的，把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与歪曲马克思的理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