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第十九讲　为什么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在当代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在苏东剧变后，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向。意大利某个社会主义理论家在一篇题为《为什么“红的”必须是“绿的”》论文中就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岁月和21世纪起始阶段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在这一讲中，在大致介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况以后，着重剖析一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成果。最后还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谈点看法。

一

要搞清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必须明白其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区别与联系，而要把握生态社会主义的含义，首先得知晓其与生态主义(ecologism)的界限之所在。

在生态运动的“绿色”旗帜下，聚集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流派。这些思潮和流派大致可分为“绿绿派”(Green-greens)和“红绿派”(Red-greens)两大阵营。属于前者的主要派别有生态原教旨主义者(ecofundamentalism)、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和主流绿党等，他们的理论统称为生态主义。而属于“红绿派”阵营的，既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理论统称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区别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在对造成现代社会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的问题上，生态主义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生态主义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来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起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而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直接导致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前者对现代社会中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上不涉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后者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其次，由于两者在对造成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从而双方在如何消除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立场也截然有别。生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消化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施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以消除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的出路，而认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和不公正，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

再次，相应地，两者在消除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后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上，即两者的社会目标也迥然不同。生态主义把新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化的主角，反对把消除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政治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与新社会运动结盟，但强调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主角，在政治上立足于社会主义，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

最后，在社会目标问题上的分歧，与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的区别密切相关。生态主义之所以反对把消除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主要在于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以人为中心。生态主义从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出发，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般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在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在上述种种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反映了其理论基础和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生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无政府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隐含在上述种种分歧背后的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生态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严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批判启蒙理性，否定工业社会及其发展观，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就是明例。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则明显是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这可以从其不否定工业社会的发展观，而主张建立一个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又能充分保证现代人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看出。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但并不等于后者。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唯有那些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而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态理论家，如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不管是什么派别、什么样的人，只要是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阵营，由于都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都主张生态社会主义，从而都与生态主义相区别。但无疑，它们与生态主义相异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界限最鲜明、对立最严重。例如，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赞同以分散的小生产与现代化的大生产相抗衡，从无政府主义出发来设计未来理想社会，这就与生态主义走到一起去了。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个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远于与生态主义的距离。

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人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危机的途径。尽管在严格意义上，他们运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他们毕竟公开地明确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般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发展”或“超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已包含了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现在需要做的是挖掘、发扬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他们中有的人虽然不主张一味地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为生态社会主义寻找某种“合法性”的根据，但也不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运动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对当代生态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分析方法、马克思将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马克思唯物主义地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方法等。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受这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启示，而展开对其全部生态理论的论述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视为是一种政治生态学，它的浓厚的政治生态学色彩不但与生态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是与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思潮也大相径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它便具有建立起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显著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理解为政治生态学的对象领域，认为这是生态学与政治学之间有机联系的真正中介。而且他们又强调，这种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它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特征。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是政治的，从而它不会忽视人的剥削关系这一面;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的生态学，所以它能够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剥夺这一背景下把握这些关系。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而且也对征服、控制自然的批判为出发点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启蒙的辩证过程的揭示，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的批判，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神往，可以说是开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真正形成，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到今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

(1) 20世纪60、7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波兰的哲学人文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沙夫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参与了“罗马俱乐部”的工作。而前东德共产党人鲁道夫·巴罗则最早谋求“绿色”与“红色”，即生态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他不但参与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且率先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付诸于实践。但是，真正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还不是这两个人，而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来的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尔库塞的这两部著作。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作出重大建树的，除了马尔库塞外，还有A·施密特。A·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中所阐述的“人化自然”思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在20世纪60、70年代已经形成，但对当时兴起伊始的生态运动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只能算作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2) 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时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体系化，并获得一定的发展得益于如火如荼的生态运动本身。生态运动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深入展开，受之于各种生态理论思潮的驱动，而生态运动本身的深入展开，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生态理论思潮的发展。在各种生态理论思潮中，发展最快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而尤其是其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遏止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应当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方面，还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方面，都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看法。特别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要求，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最主要的标志。这一时期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理论家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于北美，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本·阿格(Ben Agger)和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他们所写下的一系列论述生态问题的著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另一部分来自欧洲，主要人物有阿什顿(F．Ashton，代表作是《绿色之梦:红色的现实》)、博克金(M．Bookchin，代表作是《走向一个生态的社会》)、哈维(D．Harvey，代表作是《资本的极限》)等，而最主要的人物是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他的一些著作同样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考察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从红到绿”的特征，即许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原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家，后来转入生态学领域，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态问题，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有人把此称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日益‘绿化’”。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生态运动中已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运动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么到了70、80年代，则是“红绿交融”，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的影响，已和其他生态理论思潮平起平坐。

(3)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不利影响，相反，自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实际作用方面，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甚至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意大利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那就这样说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树，一方面见之于它们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全面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比起它们在20世纪70、80年代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为完整、成熟，完全改变了以前还多多少少地接受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同样，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之间也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对生态运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生态运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产生着更为强大的驱动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飞速发展是与生态运动在这一时期的更深入的展开成正比的。还应注意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迅猛发展又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不无关系。在这场大讨论中，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因其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主义的独到见解，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比较活跃外，又涌现了一批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法国的乔治·拉比卡(G．Labica)、英国的瑞尼尔·格仑德曼和大卫·佩珀等。观察这一时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看到“从红到绿”、“红色绿化”的现象，即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以及其他左派人士纷纷进入生态学领域，甚至与绿色运动结盟;另一方面还可看到“从绿到红”、“绿色红化”的现象，即一些绿色运动的理论家拉近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程度不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要求和价值观念，并努力用此来重新解释其生态理论。而随着“绿色红化”现象的出现，在生态运动中“红色”的地位又进一步增强了，现在已不是“红绿交融”，即“红”“绿”平分秋色的问题，而是呈“红色”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二

苏东剧变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树主要在于，当许多人借助于一大批社会主义的垮台而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唱赞歌之时，它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加激烈的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如前所述，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而这种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在这方面，最能体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的是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连的全面的社会危机。他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²⁾。他强调，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他具体地分析说:“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³⁾也就是，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高兹也注意到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于是他对此作了剖析。在他看来，分析这一现象时必须充分估计到以下两点:其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二，这种环境保护的工作是十分有限的。他说，目前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群的拥挤、空气和水的污染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极点，即现在要使工厂在那里继续进行生产并实现增长，必须处理它的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动机还是出于确保增加利润的需要。问题在于，治理污染的装置尽管十分必要，但须大量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又与其赢利的目的相矛盾。“总之，在固定资产、资本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剧烈增加，从而也是产品的成本剧烈增加的同时，销售价格却没有相应地跟上去。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利润率下降，或者产品价格提高。”⁽⁴⁾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提高价格”，而这将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之中。“生态的限制集合到一起终将导致如下结局:价格上升趋势超过工资上升势头，购买力下降，也就是说，控制污染的费用减少了购买消费品的个人收入。”⁽⁵⁾而这隐含着的是穷人变得更贫穷，富人变得更富裕，不平等加剧了，各种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高兹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所以生态运动必然要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发生冲突，因此，生态运动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运动是巨大的斗争场所。高兹不但指出了围绕着生态运动斗争的严峻性，而且分析了目前这一斗争的焦点之所在。他认为焦点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而生态运动必须冲破这一功利主义。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当资本主义用尽了各种高压统治和欺骗的办法以后，开始按照自己的道路从生态学的死胡同中走出来，它把生态的需要当作技术的强制加以吸收，同时使它们适合于剥削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生态环境的费用所产生的利益已成为与绝大多数人无关的而为有特权的人所享有的一种奢侈品。鉴于这种情况，高兹向致力于生态运动的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是生态适应于资本主义强制呢?还是进行一场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革命来废除资本主义的强制，从而在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高兹认为，对这一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生态运动便会步入歧途。

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以及以后，生态社会主义非但没有从这一基本立场倒退，而且由于一方面正视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使这一立场更坚定、更充分有力。我们还是沿着高兹的思想轨迹，继续考察他的相关研究。1988年，高兹写下了《经济理性批判》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但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且又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eason)的范畴。这样，他就从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这是从较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来探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何谓经济理性?请看他的一段论述:“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具有一种经济的理性，确切地说，它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因素的经济欲求为主要特征。……这种合理性的目的就在于使这些‘因素’经济化，它要求用简单的计量单位对这些要素的安排能够加以衡量、计算和计划，并且能够表述它们，而不管这些要素是什么样的。这一计量单位就是‘单位耗费’，这种耗费本身就是劳动时间(工作的小时)的一种功能，而劳动时间又体现在产品和用来生产产品的手段(广义地说即是资本，它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之中。从经济理性的观点来看，由于所使用手段的日益有效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构成了这样一种工作时间，它可以用来生产附加财富……通过安排这种被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给予失业者以补偿，其方式或是雇佣这些失业者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或是付给他们一定报酬让他们去干那些以前既不付酬也不被认为属于经济活动范围的事。”⁽⁶⁾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他所说的经济理性(经济合理性)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化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

高兹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的程度和工作的程度时，经济合理性是不适用的。他说:“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指自认为(所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不过，足够这一范畴则是调节着满意的程度和劳动本身的量之间的平衡。”⁽⁷⁾在那个时代，人们在劳动和生产中所遵循的原则是“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人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耕耘所获得的东西，完全是用于满足自己的家庭、牲畜的需要，即使有时到野地里或旁人的森林中去砍柴，也只是用于作燃料。这就是说，那时人们的行为与其“生活”的时间、运动和节奏相一致。在高兹看来，关键在于对“足够的”这一范畴的理解。他说，在那个时代，“‘足够的’范畴并不是一个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文化的和存在论的范畴。说‘够了就行’是指使用更多的东西未必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多并不是更好。诚如英国人所言:‘知足常乐’(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⁸⁾。高兹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当经济理性并不占据支配地位时，“足够的”范畴只是一个文化范畴，人们信奉的是“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的。当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即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生产时，经济理性也就开始起作用了。他说，“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一切就开始变了”⁽⁹⁾。他还说:“于是，计算和核算就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关注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那种劳动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我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顾及我与所生产的东西之间的感情的和美的关系……我的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无须考虑兴趣和爱好。”⁽¹⁰⁾

在这里，高兹实际上不仅论述了经济理性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提出了经济理性的具体内容。他说:“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个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样是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¹¹⁾既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于是，“足够的”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其标志是突破了原来的“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开始崇尚“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原则。高兹说道:“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的标准，即利润的尺度。从而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现在已用不到由任何权威、任何规范、任何价值观念来确认。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与效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¹²⁾可见，高兹提出的所谓经济理性的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原则、越多越好原则。

在高兹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所以他首先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揭示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理性“要清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是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留下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¹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合理化的过程“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机械化的一大成果;另一方面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既使劳动又使劳动者失去一切人性味”⁽¹⁴⁾。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线，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的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高兹在这里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

高兹说:“哈贝马斯曾用‘认识—工具合理性(cognit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来表示技术—科学的、经济的和管理的方法的统一体。”⁽¹⁵⁾在他看来，哈贝马斯所说的“认识—工具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经济理性，于是，他借用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合理性”的批判进一步剖析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经济理性，作为‘认识—工具合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仅扩充到了其并不适合的制度的行为，而且使社会的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赖以存在的关系结构‘殖民化’、异化和支离破碎。哈贝马斯就把这种由‘经济—管理的亚制度’发展起来的‘势不可挡’的动因所推动的‘殖民化’视为合理性，视为由金钱和国家权力所支配的变异的调节。”⁽¹⁶⁾这样，高兹根据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合理性”的批判，认为经济理性的主要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高兹还具体分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内容。他说:“我想指出经济理性和‘认识—工具合理性’的共同根源，它们的根源就在于思维的一种(数学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使思维孤立于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孤立于活生生的体验的确定性。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技术中有其文化的锚地，这种思维的运作是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进行的，但这种思维由于没有主体的参与就无法说明自己。欲知这种严酷的殖民化是如何组织自己的，请看:它的严酷的、功能性的、核算化的和形式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而这个异化的世界只不过是他们的产品，与其威力无比的技术发明相伴的则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¹⁷⁾从高兹的这段话中，可以知道，他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表层看，就是“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从深层看，则是“思维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

上述这些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理性的普遍性危害，不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危害进一步加剧而已。高兹对经济理性危害性的揭露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新的危害。这就是经济理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新奴隶主义。由于科技技术和相应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现代人实际上已赢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社会已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但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仍然在起作用，就是说，整个社会还受“越多越好”的原则驱使，从而造成对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加以不平等的分配，即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被从经济活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或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职业精英则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或甚至更多的工作。这种做法符合“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使前者沦为后者的奴隶。他说:“对经济领域中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由技术发明所创造的自由时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一部分人能从另一部分人那里购买到额外的空闲时间，而后者则沦为只是替前者服务……对于至少是提供个人服务的这部分人来说，这种社会分层也就是服从于和依附于他人并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曾经被战后工业化所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了。”⁽¹⁸⁾高兹认为今天这种“被职业精英雇佣来的人做仆人的工作”和以前“富人阶级雇佣了一大批家内佣人”没有多少区别。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奴隶主义”的批判，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1991年高兹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再次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实施的生产力的经济规则，即经济理性，是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只要这一规则仍然在起作用，生态保护就是一句空话。他说道:“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截然有别。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与此相反，对最大量的经济生产力的追求，则旨在能卖出用最大量的效率生产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而所有这一些建立在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才有可能在资本的增值方面获取回报。其结果是，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量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在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但是，从生态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的东西，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则是增长之源:企业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而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速率促进了产品的陈旧过时和飞速更新。从生态观点看似乎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者和稀有者、实施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使那些在经济学上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形式加以衡量的产品大为减少，其表现为在宏观的经济层上未能充分利用资源。”⁽¹⁹⁾高兹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描述了两种理性的区别:经济理性不惜对资源的肆意开发，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而生态理性力图尽量少动用劳动、资本和资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而隐藏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理性背后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在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支配下，实施生态理性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必然带来堵塞增长之源。基于这一认识，高兹反复强调，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这就意味着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该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

高兹认为，在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无法实施生态保护的。实施生态保护的要旨是控制消费，而控制消费的一个前提则是公平、合理地进行产品的分配，显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现存社会的框架和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贫富不均、特权和追求利润的基础之上——零增长或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的贫富之间的差距的扩大。在现存的生产模式的框架中，当产品分配更趋平均的同时，就有可能限制和压制经济的增长。在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下，哪一个人能用什么办法来分配那些由于数量限制而变得稀缺的产品，如豪华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房屋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新产品?工业每年用新产品像洪水般地冲击市场，使旧产品贬值，同时再生产不平等和等级制度。而现在又有哪一个人能用什么办法来平均分配大学学位、管理职位或财产占有权?高兹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突破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公平分配原则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高兹指出，造成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的过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技术的破坏性，因此克服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对资源、能源作精心安排，尽量缩减消费规模。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宗旨不是更多地生产，而是更少地生产。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更少地生产。

高兹强调，实施“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这实际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它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对社会主义的开拓。他通过考察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的纲领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纲领明确地要求以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去获得尽可能小量但又具有高度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货物。高兹列举了这一纲领的若干内容:“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涉及能源的生产和运输的所有环节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化学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这些活动“必须保证生活的基本要素和改善其质量”，“必须促进自治和自主的创造性活动”，“那些危及生活的自然基础的活动必须缩减和消失”。“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合理化”，而且也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²⁰⁾。高兹把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纲领中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归纳为: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接着他就分析说，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看也可实施，但由于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态势，从而在实施过程中或者变质或者夭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由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与这些要求相符合，从而这些要求能切实有效地得以实施。他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纲领中的这些涉及“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要求，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新的和激烈的限制。他认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把“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基本象征。

实际上，在苏东剧变后，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深入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不仅有像高兹这样的老资格的理论家，一些新崛起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展开的批判，比起高兹他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的大卫·佩珀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一书中，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往往归结为在观念上不把生态置于中心的位置，认为只要切实做到以生态为中心，实施生态中心主义，就能实现环境的保护的观点，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强调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具体地说，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把对自然的剥削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自身不可解决的生态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实行利润第一，这就决定了它要不断地去掠夺自然，把自然作为获取利润的对象。在平均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今天，资本主义的企业更是要通过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来确保利润。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会不断地吞噬着它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即这一制度必然会滋生生态矛盾。其次，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向，也就是说，在市场法则支配下，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不愿意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的，而是千方百计地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即转嫁给社会。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牺牲企业去保护环境，从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生态矛盾也是顺理成章的。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在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佩珀则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存在，这一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这样说道:“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²¹⁾

佩珀还揭露说，由于生态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这一制度又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这就出现了“生态帝国主义”，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他批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也丢弃在那些国家，掠夺那里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其他一切自然资源。他说:“环境质量是同物质上的穷或富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对第三世界财富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身，使自己成为令世人仰慕的样板。”⁽²²⁾他借用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小说《公鸡、小偷、妻子和她的情人》中的一个隐喻来说明:酒店是如此地富丽堂皇，但它是用与越来越污染的、令人作呕的客房和厨房装点起来的。佩珀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使生态危机的状况有了点改善，那也只是把这种生态危机转嫁的结果，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生态矛盾依然存在，甚至还在不断加剧。

在佩珀看来，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第一的经营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对这一制度实施变革，即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

美国的詹姆逊·奥康纳是苏东剧变后新涌现出来的另一位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于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书从生态学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围绕着“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分析。他对“一个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所给出的基本答案是:“除非等到资本改变了自身面貌以后，到那时，银行家、短期资本经营者、风险资本家以及CEO(执行总裁)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现在的这副尊容，舍此而外，这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²³⁾他指出，不管给“可持续”这一概念下什么样的定义，回答“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慨不”。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资本主义的趋势是自我毁灭并步入危机;世界经济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饥饿、贫穷和痛苦之中;不可能指望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无限期地忍耐这种危机;而且，不论给‘可持续性’下什么样的定义，几乎任何地方的自然都受伤了。”⁽²⁴⁾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双重矛盾，即资本与人的矛盾和资本与自然的矛盾，“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一次普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是难以确定的政治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后果，“全球经济调整的前景同全球环境调节的远景一样暗淡”⁽²⁵⁾。他承认，他的这一断言会受到国家政客以及大型商贾代言人的广泛抨击。所以要证实这一断言，就得说明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当它运转自如时，它为什么会运转自如;当它遇到麻烦时，它为什么会遇到麻烦。

奥康纳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当代资本主义要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一，如今，任何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实体都必须以一个能够确认和调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前提。这就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要能够可持续发展，必须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或者起码在西方七国工业集团之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凯恩斯主义。如果考察一下这一国际性的凯恩斯主义的现状不难看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或许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要弱得多”。首先，国家凯恩斯主义调控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就已弱化或自我解体了。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作为世界现金出纳机——正在终结。事实表明，“在当今时期，消费主义的美国已无力消化世界的剩余商品了”。就目前而言，那种真正按照合作精神组织起来的全球性的调控前景并不美妙，它就像在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生产过剩危机中的国家调控一样糟糕无比，可以说，效果几近于零⁽²⁶⁾。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所有的三种生产条件，即人类劳动力、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以适当的数量和质量，按合适的虚拟价格出现。众所周知，这三大生产条件，在供给上的瓶颈会严重危及个别资本单位的生存能力，甚至还会危及整个部门或全国的资本主义秩序。因此，总的来说，这些瓶颈因会抬高成本削弱资本的适应能力而会威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所以，“增长的极限”并不首先表现为劳动力、原材料、清洁水源和空气、城市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绝对性的短缺，而是会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这就对资本的盈利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经济疲软、或者遇到需求危机、面临别国新一轮竞争时，供给层面上的瓶颈或短缺会给资本主义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带来特别大的麻烦。”“账面上的盈余或利润的增长速度要比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实际价值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这会驱使糟糕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因为它会导致负债率的上升，还会带来金融风暴的危险。”⁽²⁷⁾

第三，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未得到清晰地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体现了。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多元主义的与妥协性的政治逻辑常常阻碍那种总体性的环保、市政和社会规划的发展。国家的行政部门或官僚机构的逻辑是非民主的，因此，环保动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源自于下层。而且，资本的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在生产条件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三种逻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而这些矛盾的系统化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仍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在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我们都可以经常看到新的卫生保健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城市危机。在许多地方，我们所能看到的远景是:劳动者中的文盲越来越多，由于工资过低租金过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家可归，惊恐不安地生活在一个满是污染的城市中，在拥塞不堪的交通面前寸步难行，而且甚至连清洁水源都不能得到。”⁽²⁸⁾

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所必然产生的生态效应。他强调，从国际宏观经济调控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没有可持续性的，那么，某种全球性的危机，资本价值的普遍贬值以及某种经济萧条就将是必然的。问题在于，这种经济萧条会带来怎样的生态效应?由于资本的过度生产，会带来需求层面的巨大经济压力，这也就会迫使个别资本努力将其成本更多地加以外化，并借此来重建其利润。这就是说，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这是一场发生在资本和环保斗争之间的战争。”问题在于，这场战争会对生态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指出:“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他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²⁹⁾。在他看来，关键在于，环境的破坏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他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早期直到90年代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处于中右翼势力和右派政府的统治之下，它们是没有能力带领资本主义去改善生活、劳动、城市或环境的状况的。这些政府打定主意要去拓展‘自由市场’和劳动的国际分工;废除国有制并使其私有化;在南部国家强制进行‘整顿’，并对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休克疗法’，因而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近半数的人口边缘化了;而且它们还声称，一般来说，‘市场’和新自由主义将会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来说，事情必然是在变好之前早已变得更糟了。”⁽³⁰⁾这段话表明，奥康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实质作出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可以把这段话视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的总概括，我们特别要记住奥康纳的名言:事情必然是在变好之前早已变得更糟了。

三

我们高度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贡献。这里仅列举若干方面一起讨论。

1．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们的一个普遍意愿。生态社会主义者忠实地反映了人们的这一意愿。在他们的著作中，强烈地表现出他们的人类关怀、现实关怀。无疑，生态社会主义者是当今世界上最具责任心的一部分人。正是满怀着这样一种责任感，他们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严重表现、后果、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管他们的这种思考的正确性如何，他们的这种精神十分可嘉。在享受主义、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与日俱增的今天，人们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如果没有像生态社会主义者这些最有觉悟的人的存在，人类最终被毁灭了还不知是怎么灭亡的。

2．尽管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但许多有识之士(包括西方的)都指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历史前进的一面旗帜，跨入21世纪的历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导向。生态社会主义者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摆脱危机之路。他们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这就使得他们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具有明显的革命的或批判的取向。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态度如何，红的能否兼顾绿的，绿的能否认同红的，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生态社会主义者不失时机地在派系林立的绿色运动中树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他们这样做，其意义不仅在于使生态运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向，而且还在于使马克思主义面对了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其从教条化的倾向中摆脱了出来。

3．目前世界上寻找造成生态危机根源的人为数不少，但像生态社会主义者那样旗帜鲜明地把生态危机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并不多。他们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是根本制度的结果。他们通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他们强调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认为人类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密切关注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日益加剧通过异化消费及对人的爱好的操纵，来维护和提高利润率。他们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批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视野，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这是他们的理论的独特也是深刻之处。

4．当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全球化。生态社会主义者及时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与全球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这又使其获得了更大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空间。他们不断触及生态的南北问题，并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的结果，是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掠夺方式之后新的生态掠夺。他们通过“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揭示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行径。从他们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向世界人民欠下了大量的生态方面的债务。现在发达国家及其领导人正以“地球卫士”、“生态警察”自居，大玩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伎俩，不仅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而且把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推到第三世界国家头上。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伎俩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5．目前在生态运动、绿色运动中流行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唱反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他们坚持以“人的尺度”来认识自然环境问题，亦即在分析生态问题时，不是简单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而是要统一在一起，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他们并不讳言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必须统治自然，但这里所说的“统治”自然根本区别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主宰”自然，而是包含“计划”、“管理”、“治理”自然之意。因此人统治自然意味着人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物质上有限而又丰富多彩的需要。他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的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者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用人类中心主义取代生态中心主义获得了广泛的赞赏。

6．生态社会主义者面对历史的新发展，在承认社会主义低潮的同时，仍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们强调，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只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存在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他们在理论上考察了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内涵。他们强调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必须要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试图把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相协调的发展观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这三大目标，为人们从整体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异军突起绝不是偶然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崛起反映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转折。

7．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社会主义最吸引人之处是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者激烈地批评在现代社会中流行的“越多越好”的原则，提出要打破“多”与“好”之间的联系。他们要重建“少”与“好”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种“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新的生活准则。他们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了异化消费。他们要求现代人必须实现下述转变:从对物质的需求转变为对精神的需求、从对生活物品数量的追求转变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对物质生活享受的满足转变为自身全面的康健舒畅。他们所提出的“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等口号尽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确实吸引了不少人。事实上，他们关于确立新的生活观念的理论大多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注释】

(1)参见米路斯·尼科利奇编:《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1980，p．5．

(3)Ibid．

(4)Ibid，p．6．

(5)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1980，p．6．

(6)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1980，pp．2-3．

(7)Ibid，pp．111-112．

(8)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1989，p．112．

(9)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1989，p．109．

(10)Ibid，pp．109-110．

(11)Ibid，pp．110-111．

(12)Ibid，p．113．

(13)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1989，p．19．

(14)Ibid，p．20．

(15)Ibid，p．108．

(16)Ibid，p．107．

(17)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1989，p．124．

(18)Andre Gorz，Critiqueof Economic Reason，London，1989，p．6．

(19)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1994，p．32-33．

(20)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1994，pp．31-32．

(21)David Pepper，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London，1993，p．95．

(22)Ibid，p．96．

(23)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383页。

(24)同上书，第377页。

(25)同上。

(26)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386页。

(27)同上书，第389、390页。

(28)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395页。

(29)同上书，第395、396页。

(30)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