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拨

在理论上倾向于实证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家所让渡出来的地盘，很快便为另一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占据。1923年，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开始全面地反驳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柯尔施的看法，第二国际的领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用进化论、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等抹杀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否定了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主体作用，否定了真正的社会革命。^[20]

然而，在哲学理论方面，柯尔施的这些反驳意见与其说是克服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主义倾向，毋宁说仅只是与之相对立。在柯尔施看来，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哲学，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这种见解十分明显地把批判的、实践的社会革命理论同这一理论的科学要求对立起来。因此，尽管柯尔施在后来的《卡尔·马克思》(1938年)一书中改变了看法，但就其为“批判理论”奠定基础的那种倾向而言，则是力图排除乃至否定马克思学说中的“经验社会科学性质的因素”。^[21]

与柯尔施观点较为接近的卢卡奇，同样十分坚决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正统’”。在1957年的《我在斯大林时期》一文中，卢卡奇写道:“1929—1930年的哲学讨论曾使我希望能够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即从所谓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下解放出来，并为哲学研究开拓新的境界。”^[22]

虽然卢卡奇一直以为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意识到“与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相对立”的，然而真正说来，典型的对立恰恰是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的。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味强调经济决定论，并且以一种纯粹自然的方式来理解经济作用的模式时，“《历史与阶级意识》企图为真正的行动解除世界的必然性”。^[23]因此，这部著作否定任何“自然辩证法”，并且立即以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将“总体性”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方式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性(totality)的观点。”^[24]

正像卢卡奇本人后来所指证的那样，《历史与阶级意识》企图用以“解除世界的必然性”的所谓“行动”，实际上正意味着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这部著作虽然认识到马克思是一位全面的思想家，但却是“透过黑格尔的眼镜”来观察马克思的，还只是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因此，卢卡奇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但它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包含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点，并且由于它的激进主义所代表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所以它受到了“资产阶级读者”的广泛而持久的欢迎。^[25]

因此，如果以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方向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成功地克服或纠正第二国际的理论倾向，那么这种想法即使不是偏见，也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正如卢卡奇在去世前最后一次会见报刊记者时(1970年)所说的那样:“在二十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流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它……我们都错了，今天如果试图搬出那个时期的著作，说它们在今天正确，那会是完全错误的。”^[26]

但是柯尔施和卢卡奇等人所提出的问题决不会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他们的问题同庸俗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倾向在哲学上构成对立^[27]——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主观主义与之对立。这种对立不仅表现在关于费尔巴哈或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产生影响的估价方面，而且也广泛地表现在诸如历史决定论、反映论、“异化”、“总体性”等问题上。最富特征的对立非常明确地表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实践”——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同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混为一谈的时候，《历史与阶级意识》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28]这种实践概念虽则“对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却不仅遗忘了“劳动”，而且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因此，卢卡奇的“革命实践”概念便表现为一种主观主义的“高调”，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个概念“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29]不过还应补充一句，这种乌托邦主义实际上往往是那时哲学理论上庸俗唯物主义倾向的必然补充，是分裂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基础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的讨论中不难看出，在完整的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真正克服上述分裂和对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阐述出来，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理论任务。

然而必须指出，所谓真正克服分裂和对立，决不意味着采纳一种无原则的折衷观点;折衷主义甚至比分裂的极端离真理更远。事实上，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争论和对立中，一部分缺少深究的见解便含糊地游离在两者之间，或声言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发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看法十分典型地出现在罗素(B.Russell)的观点中。他既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纯粹经验主义的解释，认定马克思同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因而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真理成分;又断言马克思给他的学说加上了与其见解的基础几乎完全无关的哲学外衣，并包含着一种只能从有神论找到根据的宇宙乐观主义和圣奥古斯丁式的末世论。因此，“马克思的体系是杂采各家的折衷体系，关于这种体系的任何简单说法，几乎必错无疑”。^[30]

同样，海尔布隆纳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以其书名直接表达了他的调和立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学说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他也明确地看到了当代关于这一主题的争论和对立:对于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必须要么表示赞同，要么加以反驳;要么发扬光大，要么全盘抛弃”，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两个极端”，即赞成或者反对;而作者本人的立场和解决方案是:赞成和反对。这个命题是表示，“对待马克思主义除了完全接受或完全摒弃的态度以外，还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态度”。^[31]

对于这种态度，诉诸常识的泛泛而论是得不出结果的;就较为深入的理论问题而言，我们在这里愿意评论一下萨特晚年的《辩证理性批判》。在这部著作中，萨特声称马克思主义乃是当代思想的“正式骨干”，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的存在主义则是寄生于这一哲学并在其边缘上发展的“思想体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却患上了某种障碍性贫血症，出现了一个“人学的空场”;萨特由此而引申出了存在主义的“自律性”，亦即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必要性。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仅只“把自己先验地构成绝对知识”的这种“无知”中，存在主义能够获得新生，因为它重新肯定了人的具体性和实在性:“我们同时已经深信，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历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而存在主义则仍然是接近现实的唯一的具体道路。”^[32]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看法隐藏着双重的不彻底性。如果萨特的批判立足于他对马克思本人和“1949年的马克思主义的经院哲学”的区分^[33]，而他又站在马克思一边的话，那么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的批判就根本引申不出存在主义的“自律性”，而只能引申出马克思本人的立场。如果确实在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中存在着“人学空场”，那么这种哲学是否同样是一种“被机械论所丑化的唯物主义”?设若是，则这种哲学何以能成为“今天一切思想的正式骨干”?设若不是，则马克思的学说何以需要一种在原则高度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存在主义的补充?这种混乱与折衷不过表明，萨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了解得如何片面和有限。萨特只是在两种立场之间纠缠和游移:所谓存在主义“汇入”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存在的理解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人的基础”，而当代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调和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34]

因此，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要想真正克服当代争论中的那种分裂和对立，只有在完整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任何折衷、调和、无原则的嫁接和补充决不可能接近这个目标，而只是愈益远离这个目标。

【注释】

[1]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2]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页。

[3]［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4]［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

[5]参看［德］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德］赖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0页;［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9～140页。

[6]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皆发表于1923年。

[7]［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156页。

[8]这诚然是“不错”的(按黑格尔的说法)，因为它至少表明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旧唯物主义。但是，他们否定地说出的东西，并不表明他们也能肯定地说出真理。这里的要害正在于“附加”(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这一点可以在以下的讨论中看出。

[9]［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46页。

[10]《普列汉诺夫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8～780页。

[11]指马克思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2]《普列汉诺夫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6～777页。

[1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4]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0～111、195页。并参看《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6、7节。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9页。

[1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7～187页，特别是第185～187页。

[17]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实证主义的美学观点，可参看里夫希茨的批评意见(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在考察社会历史和思想的时候，考茨基也总是诉诸于人和动物所共有的那个“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并且往往用生物学的规律来界说人类社会或为人类社会的现象提供确证，使之成为最终依据。关于这一点的批评意见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页。

[1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19]［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20]［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文版，第52～67页。

[21]参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译文集》，第3～5页。

[22]［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23]［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2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英文版，第40页。

[25]［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14、39、118～119、241页。

[26]［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27]［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265页。

[28]如果可能的话，对照分析一下关于马克思“实践”原理的这种对立的理解，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29]［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9、255页。

[30]参看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47～448页;下卷，第175、337、340、344页。赖辛巴赫的见解与此类似:他一方面把马克思的历史立场说成是经验主义的，另一方面又认定唯物史观对经济预言的狂言乃是黑格尔主义的复活。(《科学哲学的兴起》，第61页)此外，熊彼特持这样一种观点:《资本论》是一部与哲学毫不相干的严谨的经济类的科学著作，而且，用经济来解释历史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毫不相干。(［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31]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9～10页。

[32]［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18、19～24、129、134页。

[33]参看F.柯普尔斯顿:《哲学史》英文版第9卷，第369页。

[34]［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柳鸣九:《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