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形成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大类别。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

随着西方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思想界更加注重对“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新的马克思主义派别。

▷8.2.1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早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匈牙利和德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特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用黑格尔思想解释和改造马克思主义，通过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强调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非传统的理解，对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理论对于反对当时的机械论、宿命论和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哲学倾向，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有积极的意义。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革命改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严重曲解；他们强调要发挥无产阶级历史创造的主观能动性，这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否定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这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倾向；他们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批评列宁忽视辩证法、坚持旧唯物主义立场，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总之，早期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带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

▷8.2.2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支，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主要成员有第一代思想家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弗洛姆、班杰明等，第二代思想家哈贝马斯、施密特等，第三代思想家威玛、韦尔梅尔、奥菲等。法兰克福学派以提出社会批判理论而闻名。他们认为，老年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思想家已经背离了早年马克思的理论实质和批判性主线，他们要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之外寻找批判理论的视角，对西方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深刻批判，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本质。他们注重研究当代社会中最为突出的社会发展和人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把当代资本主义叫做“晚期资本主义”，以别于“自由资本主义”。他们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一些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如晚期资本主义已经由经济支配时代过渡到由政治支配时代，权力动机代替了利润动机，科学技术进步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由于国家的心理操纵、技术统治和高消费福利政策，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性，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等等。他们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问题，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概括了危机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哈贝马斯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四重危机理论（经济、合理性、合法性和动因危机）。他们主张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和劳动价值等理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为之服务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积极开展心理革命，解放本能欲望。

严格说来，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不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那样有一致的理论倾向，其理论体系各不相同，其代表人物的观点也缺乏彻底性和一贯性，如马尔库塞，他在20世纪20～30年代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40年代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后他又成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8.2.3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3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赖希、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他们主张把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都是“重要的指路明灯”，但也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理论，忽视了对人的深层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分析；弗洛伊德主义强调人的心理本能的作用，但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只有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全面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于是他提出了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分析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空间，他们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心理操纵和精神压抑的批判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去理解社会的发展，而是从人的心理、性格等方面解释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8.2.4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50～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梅洛-庞蒂、萨特、列斐伏尔和高兹等。这是一种企图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存在主义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高校部分学生中曾有一定影响。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后继者却只注重分析政治、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因素，存在着“人学空场”，有必要用存在主义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的人学。最早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在发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久，发表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竭力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萨特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存在主义只是寄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面的思想体系。但他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停滞了。萨特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存在主义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上，他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和“人学辩证法”。在方法论上，他提出了前进—逆溯的分析法，即从社会整体到个人，再从个人到社会整体的分析—综合方法，以此说明社会整体和个人发展的统一性。最后，萨特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人学”，他认为由于人的需要造成了物的匮乏，在消除匮乏过程中又导致了人的异化。匮乏—异化深深根植于历史人学的个人—群体—集团的三个层次之中。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周而复始地表现为由匮乏所推动的“异化—造反—再异化—再造反”的循环。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存在主义补充、融合马克思主义，企图实现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超越，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竭力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所谓的历史人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历史发展基础中的主观因素，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是，它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人的异化的批判，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它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失误的批判，对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固有的人的主题，有启示作用。

▷8.2.5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取代存在主义而广泛流传的一种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他们主张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结构主义。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要用“依据征候阅读”方法，不仅要阅读作者的原文，也要读出原文中隐含的内容。他认为，以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水岭，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意识形态”阶段到“科学”阶段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形成了以“结构的因果性理论”为基础的多元辩证法。他强调马克思晚期著作的成熟性和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过程的真正主体是生产关系，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和“执行者”的个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在辩证法问题上，他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属于结构因果观，而不同于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表现的因果观；马克思的矛盾观是多元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元决定的历史观”，而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元决定论。普兰查斯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系统分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理论。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错误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助于我们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但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它把历史看做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否认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积极的实践活动，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反人道主义的；它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8.2.6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英美国家一批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运用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潮。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的论证，罗默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和赖特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是其主要研究成果。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缺乏细致的分析和有条理的解释，很难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只有运用精确严谨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和基本概念进行分析，才能使之符合“明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的内容展开，柯亨将其概括为“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进行了辩护，提出和论证了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罗默集中研究了剥削和阶级问题，认为剥削主要不是源于剩余劳动，而是产生于财产关系的不均和财产分配的不公。剥削是一个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历史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阶级—权力对应原理”，仍然存在剥削。赖特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剥削、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等都作了自己的阐述。赖特分析了导致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原因，指出“中产阶级”矛盾的社会地位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关系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和重点已经转移，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的权力正由资本家转向技术专家，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取代等价交换的意识形态。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的时候，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做了深入思考，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传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阐释，对资本主义社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分析和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基本主张上是错误的，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微观分析的同时，轻视甚至否定辩证法，这就使得他们很难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高度，他们的分析也常常得出褊狭而不切实际的结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和重点的转移、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变化的观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辩护的工具。

▷8.2.7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兹、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它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生态问题，用生态学观点补充、重建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力图为克服生态危机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形式，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无休止地追求数量上的消费的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克服生态危机的惟一正确的出路是社会主义。高兹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莱易斯提出要建立“稳态经济”和“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阿格尔首先使用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看做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强大动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认为克服生态危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与社会公正、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甚至可以说“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演变方向”。^[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比如阿格尔以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人与自然的矛盾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大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分散的小生产代替现代化的大生产，以“小科技”或“分散科技”代替“大科技”，是一种历史倒退论。

▷8.2.8　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

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拉美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它于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活跃于70年代初，遭受挫折后，从80年代后期起逐渐恢复在广大教徒中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秘鲁的古斯塔夫·古铁雷斯、巴西的莱奥纳多·博夫、智利的弗朗西斯·欣凯拉梅尔特、墨西哥的塞尔都奥·门德斯·阿尔塞奥、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和尼加拉瓜的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等。其主要特点是，把神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神学，试图为广大天主教徒找到一条争取解放的道路。

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一反神学同马克思主义公开对立、肆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竭力寻找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的共同之处，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的深刻含义与基督教精神是一致的，而且是基督教的实质”。^[8]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最革命的历史观，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重新解释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概念，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神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犯有死罪的社会”，它的危害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剥削制度，而且在于它赖以存在的“竞争的生活观和个人主义”，号召信徒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势力进行斗争。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拉丁美洲得到真正的发展，主张建立一种“爱神爱人”、“富于人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谋求穷人的解放，适应了拉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一种进步的理论。但是它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缺乏对拉美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无法找到穷人解放的明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