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始终致力于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结合起来，力图从弗洛伊德理论中开发和引申出政治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并将之与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由此生成一种新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他的《爱欲与文明》一书可以说是这一努力的辉煌成果。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的“1966年政治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爱欲与文明》这个书名表达了一种乐观的、委婉的甚至是积极的思想: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能使人扭转进步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压抑之间命运攸关的联合，换言之，它能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据是假定那些使人们长期接受统治的理论根据已经失效，匮乏和苦役这些现象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制度而被‘人为地’维持着。”[23]在这里，马尔库塞提到的“生命本能”就是作为他的解放理论的核心概念“爱欲”(Eros)。“爱欲”本是表达个人情欲类型和心理状态的心理学概念，但在马尔库塞这里，这个概念成为政治批判理论的起点。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启发的马尔库塞，以其犀利而独特的理论目光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心理学范畴已经变成政治范畴，因为个人自主的、独立的精神生活过程已经被国家的共同生活同化，个人精神生活的失调更为直接地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的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不仅如此，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能量正在被动员起来，以各种方式对人的本真的生命过程进行压抑，而不是用它自己的资源去抚慰和完善人类的生存，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统治，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使个体的自由和满足统统带上总的压抑的倾向。这样一来，人的解放，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意味着，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传统分野不再生效，心理学问题成为政治问题，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24]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在他看来，这种统治首先表现为“科学地看待人的本能”，也就是从科学的、技术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如把竭力推销的商品解释成“利比多”的对象，亦即满足本能需求而必须购买的东西;把一切有碍资本主义扩张的因素，歪曲成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也就是民族的敌人，以便激发国民心理无意识深层的攻击性要求。通过把人的本能需求的满足的工具化，使“民主”、“自由”之类的政治价值也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装饰。
首先，在“科学技术”的外观下，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原则已成为压抑人们本能的“现实原则”，而“大众民主”为这种现实原则的“心力内投”提供了政治装饰，“它不仅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主人，参与统治自己的政府，而且还使主人们藏匿在一层由他们控制的生产和破坏设施的技术面纱背后，并掩盖了合作者在接受它的好处和舒适时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代价。虽然被有效操纵和组织的人是自由的，但无知、无能和内投于心的他律却是人获取这种自由的代价”。[25]这种广泛而又有效的“民主的心力内投”压制着历史主体，它不仅压抑着没有足够力量解放自己的被压迫者，而且也通过对民主的认同而压制着革命分子，使革命分子视自己为自由人而无需为解放进行斗争。
其次，“自由”也正在同“奴役”相结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奴役形式。这种自由与奴役的结合一方面表现为“富裕社会”即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政治霸权和军事扩张能力，“这种自由和满足正在把人间变成地狱”;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由与奴役的这种奇特的结合已经变得理所当然，已经成为一种在自由的辉煌口号下对人的奴役，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对富裕的消费世界孕育出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存方式，即人的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工人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不再作为社会的反抗力量。相应地，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者所应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所消解，成为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正是这种单向度的同化过程，阻碍了社会变革的出现。因此，马尔库塞说道:“使用‘自由’一词时，我是十分犹豫的。因为时下一些对人类犯下的罪恶恰恰打着自由的旗号。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因为贫困和剥削是经济自由的产物，全世界人民都曾一再得到其主宰和君主施与的自由，而他们的新的自由结果表明只是对别人的法律统治(而不是一般的法律统治)的服从。这样，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变成了‘甘受奴役’，变成了通力合作，以繁衍一个使奴役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26]
在马尔库塞看来，造成社会单向度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技术的极权主义统治。传统的统治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而现代社会的统治却是通过技术实现的。技术不再是一种“中立”的因素，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就此而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技术有助于组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27]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样，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技术的控制像是增进一切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福利的理性的体现，以致所有对技术的反抗都是荒谬和不可能的。当代社会正是凭借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而成为极权主义的。它不仅是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而且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调。它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面对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富裕社会”的压抑性剥削和压迫制度，传统理性主义的政治批判武器如民主、自由等，不仅软弱无力，而且已经被扭曲，或完全被同化到现代的政治机器、教育机器和商业机器中，按照这些“机器”的内在逻辑，任何形式的压抑性剥削和压迫，包括对外的战争和掠夺就都是合理的、必要的，都是为了“文明”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马尔库塞也像所有批判理论家一样依据自己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开出了治疗这种病态社会的“药方”。他提出一个“多形态性欲”概念以探究社会进步的新方向，称“进步的这个新方向将完全取决于是否有机会使受压抑、被束缚的有机体的生物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也即使人的躯体成为享乐的工具而不是劳动的工具”。[28]也就是说，让人的各种本能需求能够不受压抑地为人的生命存在发挥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改变进步方向的可能?对于这个问题，马尔库塞抱有一种十分坚定、乐观的信念。他认为，这种新的进步方向作为新的“现实原则”，其实现的可能性就蕴涵在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即“这种新的现实原则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它的产生的物质(技术)前提在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里不是已经确立，就是能够确立的”。尽管现代社会中的现存秩序是非常强大、非常有效的，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和信赖的，但恰恰也正是现存秩序的这种力量和效能有可能成为瓦解它本身的因素，因为，技术的进步本身对维持现存社会确是必要的，但它也助长了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对立的需要和机能。随着自动化的提高，社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不受必要劳动时间的约束，因而社会对生产劳动的实际需要降低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非生产性活动。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充分发挥了马克思“自由王国”理论中关于“自由时间”的思想。在他的乐观信念中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自由时间”的概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剥削本性时指出:“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29]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由时间也会不断扩大，一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崩溃了，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不再为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30]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理论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人类解放的基本途径。马尔库塞正是受到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启发，才真正能够从弗洛伊德的保守的文明进步论中走出来，创立非压抑文明的理论。他说:“在摆脱了统治的要求之后，劳动时间和劳动能量在量上的减少，将导致人类生存发生质的变化:决定人类生存内容的，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不断扩展的自由王国真正成了消遣的王国，即个体即能得到自由消遣的王国。”[31]
当然，仅仅依靠物质技术的进步并不足以把上述可能性变成现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科学成就正在为相反的目的服务，即为维持统治者利益服务。要把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就需要发动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就在于使那种一直在文明的进程中受压抑的生命本能获得解放，就是要创造一种“非压抑性文明”。马尔库塞相信，这种非压抑性文明是现阶段文明有可能达到的新的阶段，向这个阶段过渡意味着将传统文化颠倒过来，也就是颠倒那种把文明看做是对本能的压抑的文化传统，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满足。以往的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以文明压抑生命本能为特征，在今天，这种变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的性质全异的社会变革则必然是颠倒这个传统，指向人的生命本能的解放，指向非压抑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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