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和社会的批判和治疗

(二)对治：对生活和社会的批判和治疗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体系的皇冠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乌托邦已不再是处理社会问题的恰当的哲学形式”(霍克海默语)，概念实体化的形式反而遮蔽了人们对真实社会问题和改善人类境况的洞见。传统形而上学根本救治的许诺和方案是无效的，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康德时代就已经成为笑柄。所以必须面向生活本身，从日常生活、日常语言和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中去实现自己的救治功能。哲学一旦返回生活世界，哲学理论的统一性便趋于消解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社会生活批判的维度必然是多向的，这很类似于佛学所说的“对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症下药”。

1.日常语言分析的治疗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最早关注日常语言的问题，C．W．莫里斯在他的指导理论中认为语言和符号既是人们的“路标、绿洲和跳板”，也是“束缚我们的绳索”，符号的压力会使我们发狂，因而要控制符号，而不被符号所控制。要避免陷入“符号的陷阱”，如“过份概括的陷阱”、“完美交往的陷阱”以及符号的“欺骗性”。在莫里斯看来，避免语言符号的陷阱，解除符号欺骗的毒剂，就是证据、凭证，按照他的实用主义观点也就是要看语言、符号的“效果”。莫里斯尚未自觉地把语言分析作为消解形而上学的手段，但他关于“过份概括的陷阱”的揭示已蕴含着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莫里斯也未完全把语言分析的批判矛头指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背景本身就已是一种意识形态。尽管如此，莫里斯指导理论不仅为后来的语言哲学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而且他宽容的、平和的理论态度和细致而不过分专门化的分析技术，对提高人们的逻辑和语义的敏感度，对改进人们的日常语言交往，乃至对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语言、符号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面向真实的自我和生活，都有很大的意义。

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一时的普通语义学也可看做日常语言分析的先导，普通语义学认为，人们普遍患了“语言的抽象病”，而这成为当今社会弊害的根源。“语言的抽象病”造成了许多人的心理变态或精神不健全，促成了社会混乱，甚至引起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和世界战争。思维的抽象、语言的抽象几乎可以说是万恶之源。因此，普通语义学的目的就是要解除“语言的鬼魅”，摧毁“词的暴政”或消解“词的威力”(power of words)，具体地说就是：“(1)帮助个人评价他的世界。(2)增进人们之间的交往，增进各个集团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交往。(3)帮助排除精神上的疾病。”^[2]治疗语言抽象病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找出所指者”的语义分析方法。该派的创始人柯日布斯基建议我们在谈话与写作时使用五个警告符号：等等、指数、日期、连字符、引号，这也被称为“外延五法”。有了这种对语言抽象的警觉，就可使人们获得准确、具体的健全思想。据说普通语义学能够使人们有更好的听力，能够减轻舞台恐惧感，有助于治疗结巴病，还可以帮助教育儿童，排除精神上的障碍物，使一个人的讲话与写作变得更加清晰易懂，等等。^[3]普通语义学通过对“语言的抽象病”的分析和批判，达到了一种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哲学治疗，尽管这种理论有其夸张、偏颇之处，但它确实体现了现代哲学的治疗精神，表达了现代哲学对自身使命的新的理解，因而它自然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不仅具有消解形而上学的对哲学的治疗意义，而且也显露出经过清洗了的形而上学所面对的真实任务。既然人们的说话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于生活方式，那么生活方式本身的疾患本应成为哲学治疗的主要课题。维特根斯坦及其后继者牛津学派缺少面向生活的实践理性和批判力量，用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哲学仍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从根本上说，他们在消解形而上学中也消解了哲学的规范、理想，失去了生活健康的尺度和标准，当然就无法对生活作出诊断和批判。牛津学派的哲学家耐心寻求导向形而上学的语言根源，从“范畴错误”到“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语言分析更加技术化、学院化，但仍对一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语言分析问题曾成为大众传媒和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对语言的关注也在欧陆哲学产生了反响，海德格尔把“理解”这个主题从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学说，提升为此在的本体论的生存论环节和基础，从而使“转向语言”在现象学研究中突现出来，开辟了哲学解释学的研究道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态度和说话方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2.精神分析的治疗

作为从临床医学中生发出的精神分析学说，最准确地体现了治疗的本来意义。弗洛伊德正是从医治精神病患的临床实践开始，逐渐把精神病学拓展为一种哲学理论。精神分析的学说已广为人知，弗洛伊德的理论也不断地受到其后继者们的批判和修正，这里我们只是在哲学治疗的主题上思考几个问题。

首先，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不管对精神病理的变化做出何种解释，也不管它采取怎样的治疗原则和技术，只要仅仅是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那么至多只能说它蕴含某些哲学问题，而不是哲学理论；它是真正医学意义上的治疗，而不是哲学治疗。所以，只有当弗洛伊德提出某种关于人性的普遍观点，并对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提出某种理论解释的框架时，精神分析学说才具有了哲学治疗的意义。

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主要是从个体的性生活史、个人和环境的关系方面去分析和治疗精神病，性挫折、性压抑被看做精神病的主要原因。后期弗洛伊德拓宽了研究视野，一定程度上离开了泛性欲主义观点。他在《文明及其缺憾》等论著中考察了人的性本能与文明发展的对抗问题，开始进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并未从文明对本能的限制和压抑中简单地得出否定文明的结论，更未对特定历史形态的资本主义文明作出坚决的拒绝。他曾含糊地表示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的诊断：在文化要求的影响之下，某些文明或者文明的某些阶段，也可能整个人类，都变成了“神经病”。从而他设想了某种“文化集体的病理学”。但是弗洛伊德的深切忧虑却是“死亡本能”或“破坏本能”对文明和集体生活的威胁，他以抽象的“死亡本能”解释和预言了纳粹主义的兴起，总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神经病学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但作为一种面向生活的社会批判和哲学治疗则是妥协的、保守的。它必然受到其后继者们的批判和修正。

其次，弗洛伊德未经反思地接受了流行的神经病概念。他在谈到文化集体的神经病时说到，谁也没有权力将这样一种治疗强加于集体，因而社会神经病的分析是无用的，但他却毫不怀疑个体神经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合法的、有效的。“因为我们把使病人和他所处的被认为是‘正常的’环境区别开的对照作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有正常、健康的尺度作为比照，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正是这种“正常的”尺度是值得反思的，神经病治疗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从阿多尔诺的非同一性思想和否定的辩证法，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神经病学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资产阶级“同一性哲学”亦即一种“死亡哲学”的有机部分，这种“正常”和“同一”的尺度成为现代资产阶级专制消灭个体差异性的哲学论据。而福柯则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看做通过局部性的造反去抵抗统治权力的社会力量。在他看来，知识和权力密不可分，医院、监狱等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监视和惩罚权力系统，这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权力也存在于精神病的诊治和全部精神病史上。由此看来，精神分析本身也需要哲学的分析和反思。

最后，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从哲学观和价值观上指出了精神分析的局限和缺陷。精神分析学说和治疗实践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理论和实践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从而步入歧途。马斯洛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症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4]马斯洛主张以精神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为研究对象，以整个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引导人类的发展，亦即主张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学和哲学。

公正地评价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肯定它的成就和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医学治疗的意义上而且体现在哲学治疗的意义上。有人说在病态现象日益增长的时代，更好的“时代”诊断家与其说是哲学家、文艺批评家，毋宁说是杰出的医生。精神分析学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触摸到了我们时代的病瘤。但是，时代和社会的疾患需要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个人精神病症所表露的时代病、社会病需要直接面向生活和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才能明显地揭示出来，因而我们下面思考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3.社会批判理论的治疗

来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并未明确地提出“哲学治疗”、“心理治疗”的术语，但在我们看来，它更为深刻地体现了哲学的治疗精神。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本质看做是批判的、革命的，把哲学的任务看做是实际地改造世界，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看做是哲学和人类的最终目标，这实际就是一种哲学救治的纲领，只不过用“治疗”显得有些模糊、温和与保守。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许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使用哲学治疗的说法，“社会批判”显然更为鲜明、锋锐和激烈。如果考虑到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准确的，我们仍可以以“治疗”的观点去看社会批判理论。

抛开法兰克福学派诸多思想家理论观点的差异和演变，抓住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我们看到的是较之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更为激烈的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在社会批判理论看来，包括语言分析哲学在内的逻辑实证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它是“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5]实证主义把科学的作用看做对事实作细致的记录，认定既定的表面现实的合理性和统一性，从而把理性转化为工具的合理性，这就创造出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之下的新迷信，科学、理性成为当下流行的权力制度的工具，理性启蒙走向了自我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他们的社会批判也包含着社会心理分析的内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可看做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但社会批判理论不是简单地接受了精神分析学说，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体的心理治疗，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是整个人类的心理和社会解放，在社会批判理论看来，任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心理分析都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它与实证主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社会批判理论“呼唤辩证的思维方式”，亦即主张一种批判与实证、规范与描述相结合的辩证方法。

社会批判理论用否定的辩证法抗拒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高度同化能力，抗拒资产阶级的“同一性哲学”。建立在科学技术专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把科学也变成了意识形态。它把科学理论所建构的表面的脱离人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作为吞噬全部社会生活的同一尺度，把整个社会纳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的专制统治之中。晚期资本主义甚至把无产阶级也同化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之中，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不仅是能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单一化。在马尔库塞看来，最根本的是对现存文明形态的批判能力的丧失，是整个社会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批判的顺从和认同，这是人的全面异化。阿多尔诺也顽强地坚持差异性、非同一性、批判性和否定性，因为丧失了批判性和差异性的“同一性哲学”即是一种“死亡的哲学”。

所以，社会批判理论可看做对晚期资本主义根本改造、根本“救治”的努力。它一方面在理论上呼唤批判的、否定的意识和觉醒，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反抗。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曾寄希望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因为只有这些尚未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完全同化的青年学生，还有渴望一种更好的生活和正当的社会的冲动，不愿顺从现存事物的秩序，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后来也陷入失望。霍克海默甚至认为青年学生的暴力手段反倒帮了他们要反对的势力的忙。究竟应当怎样否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这个庞然大物，法兰克福学派的困惑和某些偏颇之处是可以理解的。波普尔曾指责他们片面的否定的辩证法导致了追求进步而又否定进步的进步观，我国理论界对社会批判理论也有很多批判性文献，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但是，社会批判理论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哲学，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影响的现代哲学，理应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从哲学治疗的观点看，法兰克福学派对宗教、科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交往等几乎是全部生活世界进行了批判考察，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种种病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种批判又始终贯穿着哲学的忧虑和规范，从而总是哲学水平的社会批判。在我们看来，哲学的社会批判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治疗精神，是哲学治疗的基本形式，它最典型地表达了现代西方哲学对自身使命和意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