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给中国哲学史学科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是儒法斗争史观的形成。中国哲学史被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并且儒法斗争史被认为一直延续到现在，延续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学术研究沦为“影射史学”，直接变成了政治斗争，失去了客观性和真理性，也谈不上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和尊严。从思维根源上讲，儒法斗争史观是日丹诺夫哲学史讲话所传达的“革命史观”、“服务史观”的逻辑结论。1977年以后，中国哲学史界首先面临的是对儒法斗争史观和影射史学的批判与清除。不过，1977年至1978年间的反思，大体上是从儒法斗争史回到唯物唯心斗争史，1979年以后才开始对“斗争史观”进行反思。
石峻认为，林彪、“四人帮”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破坏主要是反动的实用主义。他们从篡党夺权的目的出发，利用人们对哲学史上的“儒”、“法”概念缺乏确切了解的状况，把从古到今的哲学史都说成是“儒法斗争史”，并以继承“法家”的道统自居。[17]任继愈提出，必须“批判‘影射史学’，恢复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目”。[18]他说，儒法斗争史的虚构也是十分荒唐的。儒家和法家只是先秦的两家，此外还有四家。前人划分哲学史派别是以师承关系为准，其实，“家”的内部“也有唯物和唯心的区别，代表的阶级也各不相同。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往往某‘家’的名称如旧，而思想内容和阶级实质已大不一样。如早期墨家与后期墨家就代表不同阶级，又如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就已经‘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在‘法家’内部也有重‘法’、重‘术’、重‘势’的区别。因此，根本没有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以儒家为一方，以法家为一方的所谓儒法斗争。它不能揭示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实质，也不能阐明哲学发展的规律，也无从体现人类认识日益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19]把儒法斗争说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十分荒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儒法斗争史观认为地主阶级保守派推行的儒家路线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农民起义反儒不反法，儒家残酷剥削农民，法家爱人民如此等等，否认了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否认了农民起义所打击的是整个封建社会，使农民不是给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当附庸，就是为推行法家路线开辟道路，否定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动力意义，掩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哲学史发展的影响。任继愈指出，“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形势，所谓先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也无从说起”[20]，“四人帮”捏造儒法斗争史，实际上为了推销其政治目的，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张岱年对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了两千多年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对中国哲学史的歪曲，是对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臆造”。[21]春秋时代儒法都“尊君”，都坚持等级区分，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特权的，所以它们之间有斗争，还有融合。以儒法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唯物主义不限于法家，儒家中也有无神论者。汉初出现了综合儒法道的倾向。儒法关系在汉代发生转折，儒家传述殷周以来的文化典籍，掌握文化教育领导权；法家编订的地主阶级法律，成为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基础。“儒家传授的‘经学’和法家提供的‘律例’都成为维持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儒法两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思想中相互配合的两翼。……先秦法家思想的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中去了，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了。”[22]所以，汉代以后的哲学史发展同样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而不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史。张岱年着重对在儒法斗争史框架下被视为法家的人物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贾谊思想仍然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他在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时，强调儒家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强调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侵略。王充是汉代最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他对孔孟都提出了批评，但也决不是法家的同调，他仍然承认孔子为圣人。王充也不是儒家，他的天道观发挥了老子的自然观点。范缜与佛教进行的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是当时儒佛斗争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儒法两家的斗争。何承天、范缜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反对佛教的。柳宗元实际上属于儒家，他主张儒家的仁义礼智，在他看来，仁义和郡县制是一致的，并无矛盾。王安石虽然称赞商鞅，但更赞美孔子；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无善恶论，他认为这是继承孔子的。王安石主张变法，讲求富国强兵的办法和先秦法家相似，“但从他的立论根据来看，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儒家，他的‘新学’乃是当时儒家中的一个派别。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只是儒家内部保守与进步的斗争，而不是儒法斗争。”[23]陈亮与朱熹的辩论，也没有超出儒家的范围。李贽是明代后期反封建礼教、批判孔孟之道的进步思想家，也曾赞扬法家人物，但他并不是法家或“尊法反儒”的思想家。他所尊崇的还是儒家，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政治理想包含有民主思想，与主张专制的法家更是不同。王夫之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他对秦始皇推广郡县制虽有高度评价，但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对于申、韩法家的猛烈批判。他虽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但对于君主制非常不满。“如果王夫之生前听到有人说他是法家，他一定认为是莫大的侮辱。”[24]
张岱年指出，“汉代以后政治思想的进步与保守的斗争不是儒法斗争。”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但反对儒家，也反对法家。地主阶级内部分为当权派和不当权的中小地主，后者经常受到大地主阶层的压制和排挤，反对土地兼并，要求限制大地主阶层的特权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还有人对君主制进行了批判，如邓牧和黄宗羲等，这是地主阶级范围内最进步的政治思想。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和不当权派的斗争也不是儒法斗争。关于守旧与革新，张岱年指出，没有抽象的革新，把法家和革新等同起来，不分时代和阶级，实际上是把法家的意义抽象化了。关于土地兼并问题，第一个提出限制土地兼并的是董仲舒。关于分裂与统一问题，孟子已经讲过“定于一”，《春秋》强调“大一统”。关于投降与抗战问题，儒家历来有“尊王攘夷”的传统，岳飞、文天祥等人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对于杨荣国、赵纪彬、冯友兰等学者关于儒法斗争史的观点，不少学者都提出了批评。如对于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张春波、马振铎指出，这个修订本增加了不少批周公、批宰相的内容，实际上是影射周恩来总理；把法家和儒家分别等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是一个虚构的公式；证明“法家爱人民”，避而不谈农民起义对作为地主阶级的法家的斗争，反而大谈农民起义为法家路线的执行扫清了道路等，都是十分荒唐的。[25]傅云龙、孙乃源批评了赵纪彬迎合“四人帮”的需要，按儒法斗争史观对《论语新探》重新修订；[26]邝柏林分析了《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的影射笔法和对历史事实的歪曲；[27]楼宇烈批判了儒法斗争史所谓“守旧与革新”、“爱国与卖国”、“统一与分裂”三条始终贯穿儒法斗争的标志，指出这是历史唯心主义；[28]王永江、陈启伟批判了冯友兰把革新、前进与保守倒退两条路线概括成为普遍的历史公式，认为这是“新理学”的翻版。[29]
不过，这一时期的反思还带有一些“文革”的色彩，没有把学者和政客区别对待，对处于政治体制压力之下的学者的处境缺乏同情的理解。如批判冯友兰准备当“四人帮”新朝的开国元勋；[30]“助纣为虐，用笔杀人”；[31]“从政治上说，‘四人帮’是主子，顾问是帮办。但从理论上说，作为哲学家的顾问先生却堪为师表，‘四人帮’则不过是一些还需要向他学习的后生小子”。[32]又如认为赵纪彬是钻进党内的叛徒，御用文人等。[33]批判儒法斗争史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哲学史是唯物和唯心斗争史的观点。可见，仅仅针对儒法斗争史进行反思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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