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中叶，在《资本论》第一大手稿中，马克思建构起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模型，即，任何社会都要经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形态、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和产品经济为条件下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9]第三个阶段。人类历史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辩证否定中实现发展。“肯定”阶段的文明只能进入“否定”阶段，而不能直接从“肯定”阶段进入到“否定之否定”阶段。
在人类发展“三形态”的宏大历史定位中，居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东方文明属于农业文明，而居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属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否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站在了历史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否定”角度，或者说，农业文明需要被工业文明征服或置换的角度探讨东方传统的现代化。
但是，文明的置换是不可能违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也就是，即便是居于“肯定”阶段的农耕文明，也包含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内涵，在“否定之否定”阶段的文明中得以体现。特别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整个人类文明已经要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而居于“肯定”阶段的农业文明中的一些传统因素也就有了再生的活力。马克思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审视东方文明的存在意义，“无论如何，研究的进展已经足以证明……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它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20]
马克思提出了东方传统的现代化中的启用问题：其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公平、正义传统文化精神，可以成为东方“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1]其二，必须充分张扬西方文明的历史作用。东方社会即便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不能够像西方一样建构完全的共产主义，而是将东、西方的积极因素双向结合而产生强大的历史合力，才能抗拒东方社会发展中纯粹的“伦理道德”情结。这两大维度的融合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这是东方社会能够打开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域界的一种可能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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