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研究

二、东方社会研究

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社会学仅以西方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思路，转而在东方社会中探寻学术灵感。有的学者开始反思西方学术中心主义，主张从对话性、文化多元论等角度去诠释东方文化;有的学者则关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试图通过对东方社会企业组织、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研究，比较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东方模式”，甚至在公民健康状况、社会信任、权力、政治态度等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开始重视并注意收集来自东方社会的数据。这不仅为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东方社会的文化崛起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诠释。概而言之，对东方社会的研究热潮主要体现在文化、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

1.对于东方文化的研究

尽管早已有人主张多元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学术界目前依然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对东方社会的偏见，有些学者“毫无疑问地将西方历史视作独一无二的发展轨迹”。在《一种批判性的误解:人文科学眼中的伊斯兰世界与对话》(A critical Misunderstanding:Islamand Dialogue in the Human Sciences)一文中，作者Ali Hassan Zaidi指出了西方学术界对于伊斯兰世界研究存在的种种误解，并主张采用一种重新建构的对话式理论框架来理解伊斯兰世界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¹³⁾作者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宗教及文化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西方研究者往往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他们或是持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将伊斯兰世界看做是一种落后的象征，或是沿用分析西方世界的方法来看待伊斯兰文化与宗教，而忽略了很多关键的因素;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又往往持反实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的观点，阻碍了一些学者发展对话性的理论框架去理解伊斯兰教和现代性，导致相关的研究逐渐减少。一些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具有上述理论上的缺陷，从而无法真正理解伊斯兰世界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问题，作者提出应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融入对话式的理解以及跨宗教式的对话模式。这种对话式的理论框架是一种主体间的“视野的合并”，它通过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方式，更加重视对伊斯兰文化的诉求。对话式的理论框架要致力于消除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将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放在平等的地位，全面认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正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使社会理论能够起到解释与沟通的功能，从而能够客观地认识伊斯兰世界。尽管这种理论框架不能说没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如何克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观点和后期原教旨主义的世俗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但它却为研究者如何更为客观有效地进行比较社会学以及跨文化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论基础。

社会科学领域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体现于对东方文化缺乏对话性的理解，而且体现在对非西方社会理论的偏见上。在《对于穆斯林社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uslim Societies:Khaldunian Applications)一文中，作者Syed Farid Alatas通过采取非欧洲中心主义(non-Eurocentric)的视角介绍与探讨了Ibn Khaldoun——这位在穆斯林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而又长期被西方社会学界所忽视的突尼斯学者针对穆斯林社会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及其理论的现实价值。⁽¹⁴⁾作者认为，Ibn Khaldoun可以被看做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甚至是创立者，其很多理论视角，如国家的兴起与衰落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形式、社会群体的团结问题、皇权与宗教政治改革问题都具有超前性。但是，在以欧洲中心为导向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他的思想只是被当做一种历史性的解读，或将其当做一种资料来源，而很少有人将其当做一种理论视角去分析。实际上，该理论在分析现代国家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性。

此外，随着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东方文化的异质性和神秘性不仅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同时也对西方民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世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开始由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统治转型为东方文化向西方文化渗透的逆向趋势。在《展望东方:一项针对西方文化觉醒的经验调查》(Looking East: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Western Disenchantment)一文中，作者Timothy Phillips与Haydn Aaron以对澳大利亚的居民所进行的访谈为例，分析了东方的宗教思想对于西方民众的影响程度，并探讨这种东方宗教精神的卷入对于传统西方中心式的价值观念所带来的触动。⁽¹⁵⁾东方的宗教思想，诸如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派生出的冥思、瑜伽等已经为广大西方民众所接受，事实上东方宗教就一直是西方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在当代社会学界，关于西方社会制度下东方宗教思想的影响的研究却受到了忽视，有待进一步挖掘。在本项研究中，作者对澳大利亚某藏传佛教中心的会员进行了调查，结果相对于普通的澳大利亚人，这些参与东方宗教实践的公民往往对于传统西方价值观的自我认同度较低。这项研究表明，东方的一些宗教理念已经深刻嵌入到了部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西方人对东方宗教的体验也可视作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觉醒，东方宗教给始终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现代西方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宗教冥想和宗教体验也有助于他们把自己视作“他者”，并从“西方存在方式中‘逃离’出来”。同时，东方宗教思想的流行又产生了另一种影响，即形成了一大批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却不具有西方文化认同的亚文化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也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界需要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2.对于东方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研究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层面，也同样表现在经济、政治等诸多层面。与工业革命以来典型的西方发展模式不同，东方社会的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了独特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东方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分析不仅是全面了解东方社会的基础，也是丰富当前国际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相关理论的重要渠道。

在经济层面，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模式”，探寻“东亚模式”成功背后的原因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社会因素、转型成本与工业组织:韩国与台湾的比较》(Social Factors，Transaction Cost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Comparison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aiwan)一文中，作者Yang Tzu-Han探讨了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两个“东亚模式”的典型代表在工业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并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社会原因。⁽¹⁶⁾作者指出，中国台湾与韩国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实现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新兴经济体，它们拥有极为相似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根基，但是两者在工业组织结构上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韩国，工业组织主要为那些具有超大经济规模，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巨型财阀所有;而中国台湾的工业组织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仅占很小的工业比重。同时在工业生产中，韩国往往仅由少数几个企业来参与到工业流程中，而在中国台湾则往往有很多企业参与。借助嵌入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作者认为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工业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源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韩国与中国台湾在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社会环境上存在着不同，使得两者均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组织结构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易效率的最大化。在中国台湾，工商业界往往十分强调社会网络的作用，企业家往往通过既有的社会网络与他人建立关系，形成信任，促成合作，因此众多企业能够通过庞大的社会网络形成一个有效的商业网络，从而降低成本。而在韩国，被社会所广泛认同的是忠诚、服从以及对上级的崇敬，在企业中下属员工很少反对上层领导，这使得在韩国建立下属多家机构的巨型公司比依靠多家平等企业的商业网络交易成本更低。同时，中国台湾文化十分鼓励创业，创业者所面临的市场门槛较低;而在韩国，创业者要面临巨型公司的巨大压力，从而举步维艰。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从而形成了中国台湾与韩国在企业组织结构上的不同。这项研究不仅对嵌入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整合与创新，同时也是对经济社会学的新发展。

在政治方面，尽管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理念正在日益影响着政治转型中的诸多亚洲国家，但是这种政治的舶来品是否能够与东方的传统政治文化相融合，又在多大程度上为亚洲民众所接受是当代政治社会学所探讨的议题。在《政治态度在中东的变化:以科威特为例》(Change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he Middle East:The Case of Kuwait)一文中，作者Katherine Meyer等人试图分析科威特民众在海湾战争后对于民主及其相关问题态度的转变。⁽¹⁷⁾作者指出，9·11事件以来所引发的关于“文明冲突”的思考以及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尤其使得中东地区公众的政治态度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自海湾战争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科威特在政治、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成为中东地区民主进程的典型代表，这种改革必然会影响到民主意识在当地民众中的普及，冲击传统阿拉伯世界中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同时改变民众对于宗教、传统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该研究基于由1994年至1998年对1500名科威特公民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威特的民主氛围正在逐渐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民主参与程度都在增强，但是民主的发展并没有造成民众对于西方制度的盲从，多数民众都认为科威特的发展应遵循本国的传统与特点，探寻与西方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民主化的推进也没有与科威特民众传统的伊斯兰宗教理念产生明显的冲突，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价值观也没有因现代性的影响而受到削弱。此外，妇女在科威特政治地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这项研究表明，像科威特这样的后发型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并没有造成其被西方政治模式所同化，西方的民主理念与东方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广泛的博弈与相互融合。历史表明，这种民主化在科威特推行所产生的情形并不是个案，它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政治发展模式，在亚洲的很多国家都体现了这一点。

纵观整个社会学发展史，自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无论是马克思、韦伯等初步奠定学科体系的关键时期，还是帕森斯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帕森斯时期，社会学都是在研究西方社会转型和社会危机的过程中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这种传统思路，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学带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使得社会学研究不仅存在对东方文化和东方社会的忽视，而且也使得其回避文化之间的对话，不能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和诠释非西方文化。这种对其他文化的忽视和偏见无疑将阻碍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只有对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进行反省，社会学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庆幸的是，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以上综述不难说明:目前关于东方社会及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社会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东方文化以及该文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现象。这对反思西方文化，理解东方文化，并且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同时这一“东方化”的学术趋势，也有可能给社会学带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