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机制化解看病贵问题研究

创新机制化解看病贵问题研究

看病贵是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三年，全国医改财政投入将新增11342亿元，如何使这些投入更加有效，使看病贵问题得到缓解，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化解看病贵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很广，情况复杂，没有固定模式。必须按照中央提出“增投入与建机制结合”的要求创新制度和机制，通过制度建设倒逼化解看病贵问题。文中引用的一些案例，意在说明某种现象的严重程度，提出的一些思路和办法，与现行观念和做法有所不同，以此抛砖引玉，供参考。

一、看病贵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药品贵，虚高失控

增长快。2009年，江西省卫生总费用为392.91亿元，比2005年增长2.21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5倍。全省政府卫生支出142.84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36.35%，个人卫生支出153.74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39.13%，高出政府卫生支出2.78个百分点。显然，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个人卫生支出增幅高于政府卫生支出增幅，超过了城乡居民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

价格高。据《每周质量报告》：一种出厂价15.5元的药品，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和医院等环节，最后到患者手中价格涨到213元，利润达1300%。一个普通的药品出现多达16种规格，而同一种药，同一种剂型，商品名不同，药价竟相差7倍(羊城晚报)。广东银行医院肝病杨炯专家反映“148元的药不准我卖45元”，原因是他在全国爱肝日将零售价148元的乙肝抗病毒药阿德福韦酯片，按45元的进价卖给了患者。由于违反了潜规则，两个星期后，药商停止了供货(广州日报)。

大处方。东莞广济医院为农民吴喜英施行胆结石手术出现感染，28天后身亡，产生45万元医疗费。在医院出具的住院费列表中，血浆用了14450毫升，够正常人全身换血近4次。氯化钠、葡萄糖等液体，500毫升的用了435瓶/袋，250毫升的用了246瓶/袋，100毫升的用了521瓶/袋。仅氯化钠、葡萄糖等液体的总重量约330升，足够正常人洗10次澡(广州日报)。

天价药。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说，头孢国家定价7元多，市场上最贵卖到90元。2010年5月，湖南湘雅二医院“芦笋片利润1300%”的新闻尚未平息，记录就被同样用于治疗癌症的一种叫做“恩丹西酮”的药价打破。经陕西省物价局核定该药的利润高达2000%。《健康报》报道，74岁的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的离休教师，因患恶性淋巴瘤，住院68天，花了132万元(卫生部核实)。

(二)检查多，泛滥失控

检查随意。全面检查、重复检查、贵重仪器检查泛滥。一位老人到某省人民医院做老年疣切除术，缝了七针，用了3411.17元。其中，体检化验费1011元，占全部费用的1/3，检查项目48项，甚至有“梅毒测定”及“钾测定、钠测定、镁测定、钙测定、氯测定、铁、无机磷、尿素、甲肝乙肝丙肝、心电图和全胸X光片检查。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老人手术后输了三天液，医生就“善意”提示老人回家，但床位却安排给了另外的病人，同时不准办出院，非让住满9天。也就是一个床位同时收了两个病人的钱(中华网)。女童误吞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送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到第三天弯针自行排出。当父亲接女儿出院时，发现医疗费高达3366.30元，清单上有217个检查项目，其中包括梅毒、艾滋病、类风湿等检查(重庆晚报)。

耗材价高。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披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才3000元，到了医院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才6000元，到了医院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厦门日报)。医疗器械的出厂价，成本价占1/10左右。由于医疗器械的销售环节多，每经过一级代理或一个环节，价格都要增加一定比例，最后一级代理给医院，价格已经是出厂价的10～20倍了(中国青年报)。

倾向偏移。看病贵，看似药品贵，其实检查更贵。据2010年北京市10家医院50多份患者结算清单数据统计，检查费占总费用的41.13%，高出药品费用2.85个百分点。近年来，通过医改，取消药品加成，以药养医正在向以检查养医的方向偏移。有专家认为，医改取消加成并不能完全切断医生与药商的利益链条，医生还是可以从药商那里得到“回报”，灰色收入仍然存在，药品贵加成多的问题更为突出，加上检查费和药事费的叠加，看病贵的问题不仅没有化解，反而更贵了。

(三)隐性收入，管理失控

投资设备，变相收费。赣州某县医院通过职工集资购买大型设备，一方面，可以从高于银行利息的集资款中获得回报，另一方面，通过大型设备常年营运获得设备利润返点。据辽宁省调查，该省CT检查全年总收入3.8亿元，平均每台创收132万元，每天创收4400元。如果一台CT按照使用寿命10年计算，可创收1320万元。每台CT平均售价才300多万元，两年多就可以收回成本。

医疗回扣，查处艰难。据人民网披露，内科医生靠开药拿回扣，一个月搞一万元已经不容易了，而大医院骨科主刀医生回扣的衡量标准是一天一万元，是除了心脏介入手术主刀医生外，回扣收入最高的医生。据商务部资料显示：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普遍大量的医疗回扣，发现难，法不责众，查处艰难(检察日报)。

集体回扣，利益均沾。据新华网调查：95%以上的网民认为“存在医疗回扣”。如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第二医院110多名医生，给医生的回扣比例达20%。广州日报称，阳城县人民医院药品回扣案，涉案干部、医生和职工50多人，占医院总人数约四分之一。在很多医院，医生开方获取回扣几乎涉及所有的临床医生和科室主任，收受药品回扣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潜规则。

收受红包，潜规盛行。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估算，药品回扣，除了比例较低的普药外，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有450亿元，如果统计在回扣驱使下所开的不该用药金额，恐怕1000亿元都是少的。一家医药公司代表对广州日报介绍药价的构成：生产成本占15%～25%，医药公司占10%，医药代表占3%～5%，医院占15%，税收占15%～25%，医生提成达30%。

二、看病贵的主要成因

从表层看，看病贵是因为物价指数长期走高，医疗费用相应上升，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医疗费用增长和疾病模式转变引发医疗费用增加。但从深层次讲，主要原因是：

(一)制度缺失，定位偏移，功利主导

定位偏移，性质扭曲。定位偏移的制度因素是将公立医院推向市场，成为类似企业的组织，公益性质受到严重扭曲。财政投入减少，医院依靠赚钱养活自己，市场行为明显，甚至置法律制度和医德而不顾，由此催生了药品和检查价格虚高。医疗事业是一项公益事业，过多地让市场成为操控者，其结果必然背离公益，伤及公平正义。

功利主导，布局失序。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动，原有的制度被打破，在功利化的驱使下，行业准入门槛降低、生产企业过多、产品结构雷同、产能大量过剩，医疗机构布局和基本建设缺乏制度约束。在我国4460家药品生产企业中，有1000余家生产诺氟沙星，有700多家生产阿莫西林。全国县以上医院CT有8000余台，MRI(核磁共振)有488台，而使用率不足4成。湖南省卫生厅报告：益阳区妇幼类医院重复建设严重，仅益阳市赫山区就有4家这类医院。许多地方新建医院大楼比星级宾馆还要豪华气派。萍乡市某医院，为争夺市场，依然投资数千万元新建住院部。

制度缺失，微利退出。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网孙忠实教授称：据北京用药情况调查，如长效青霉素(每支5.87元)这样有效、常用、便宜的药，缺货品种达七八十种，而且缺货现象遍及全国。由于这类药品价格低廉，药厂不愿生产而缺货，医生开方提成很少，没有“动力”，最终都被淘汰出局(新京报)。又据王虎峰称：列入北京市基本目录中的1500种药品，市面上缺货就有500种，而这500种药品，多数都是毒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疗效切实，老百姓愿意使用的普通药。

关键制度，有待建立。近几年来，在医改推进下，财政投入巨大，而相关制度尤其是带有根本性和关键性的制度，如行业门槛、药品价格、临床路径、病检规范、控费措施以及电子病历等制度安排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尤其是诚信行医、依法治医、公开监督和建立诚信数据库等问题没有上升到操作层面来推动，财政投入效果难以显现，群众看病贵的问题没有根本扭转。

(二)管理缺失，过度医疗，负债经营

管理缺失，三过盛行。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约90%以上的开支靠各项经营获取，由此带来“三过”即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和过度用药成灾。羊城晚报：广东逾七成病人遭医疗潜规则。北大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说完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风险。据10省市500家医院调查，不必要的检查比例很大。如MRI检查有27%、CT检查中有16%～17%判定为不必要。据卫生部资料显示：我国有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我国人均使用抗菌素138克，是美国的十多倍。滥用抗生素已导致“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无序竞争，负债运行。据新华网报道，全国有90%的县医院负债，2008年总负债达406亿元，每家医院平均负债2600万元。按卫生部标准，10万人以下的县医院床位数不超100张，50万至80万人的床位数不超400张，80万人及以上可设500张床位。但目前全国不少县医院床位超标，大量闲置，有的县医院床位甚至超过1500张。像一台价值4000万元的PET/CT，在国外不少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中才有一台，但在南京就有4台，总投入达上亿元。为了争夺市场，不少医院花巨资购买进口高档设备，但这些设备使用率不高，负债经营，资金回笼慢。

秩序混乱，良莠不齐。药企多规模小，虚报成本、肆意加价、以次充好的现象严重。一药多名多价，新药太多太滥，既误导患者又规避监管，还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医疗机构，特别是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良莠不齐，部分社区医疗站资质不高、设备简陋、场地狭小，许多连国家免费提供的医疗设备要么闲置，要么使用不起。诊疗模式不统一不规范。临床路径缺乏，新的诊疗模式难以推广。

监管不力，法治滞后。有关部门对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卫生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药厂和医疗机构规模、药品名称、药品定价、大型设备购买、新技术应用、医生职业规范和药品采购招标缺乏“管用”的监督办法，社会公众、媒体监督，以及第三方监督机制没有建立，尤其是法治建设滞后，操作性的规则不细。

(三)诚信缺失，医德失守，功利趋重

诚信缺失，虚假成风。看病贵根源在于医德失守，在于职业诚信底线的崩溃，由此带来整个医疗领域正义失去，公平减少，唯利是图，一心向前看，过度医疗，患者买单。山东省医学会在对近200起医疗纠纷进行鉴定时发现，院方涂改甚至伪造病历的现象较为普遍，1/3以上的鉴定涉及病历真实性问题。医患双方对病历的争议，给医疗鉴定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甚至出现死后4天还在写病历的情况(齐鲁晚报)。

医德失守，底线下滑。《北京青年报》发表“法不责众导致医德失守”的社评，对医疗腐败的原因作了剖析，指出“医务人员从‘心怀愧疚’到‘良心泯灭’，反映出法不责众，造成医德失守的沉重现实”，但“法不责众”仅仅是“医德失守”问题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医务人员“职业底线”的集体下滑。

功利趋重，诚信度低。中国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据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调查显示“在三座城市的公共事业部门中，医院信任程度最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凸显，民众怨声很大”。调查结果表明，三座城市市民对医院的信任评价为58分，属于“基本不信任”水平。很多被访者反映医院“号难挂、费用高、服务态度也差”。

三、化解看病贵问题的几点建议

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民为重、定好位、增投入、机制先、规范利、管住笔”。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分类明确医疗机构性质，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实行政府增加投入与健全制度机制挂钩，推进制度落实在先，财政补贴在后的绩效评价。加快改革，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规范合理收益。加强医德行风建设，实施医疗诚信制度，坚持管住医生的笔与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紧密结合，切实缓解看病贵问题。

(一)顶层设计，分类定性，系统规划

顶层设计，制度公平。化解看病贵涉及医疗服务供给方、需求方、管理方、保障方等各方利益的再调整，涉及治理结构、人事和分配制度、付费控费与监管机制等诸多方面。因此，必须实行全国一盘棋，把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和保护群众健康放在首位。尤其是涉及药企、地方部门和医院利益，如体制机制、规划布局、药品供求、药品定价、过度医疗、处方外配、检查互认、诚信数据库和资金配套等应由中央高层主持顶层设计，组织跨部委机构和第三方进行论证，确保制度公平。

分类定性，区别支持。明确公共卫生、县乡(社区)医疗机构和城市非盈利医院的公益性质，为一类公益医疗机构，政府在保运转、保工资等方面给予支持。明确生产经营短缺微利药企、平价城市医院的准公益性质，为二类公益医疗机构，政府给予适当补助。明确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和城市盈利性医院为市场类医疗机构，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分类定位，区别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促进各类医疗机构规范有序和均衡发展，防止越位失位。

系统规划，合理布局。对各类医药企业和公益性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系统规划，合理布局，明确重点，严格标准，控制规模，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不合理扩张。对大型医疗设备购置和拥有较高技术职称医务人员的调配，要统筹考虑，优化结构，注重平衡。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负债，实施风险控制管理。在规划布局层面要避免公益性医院成为市场主体，成为随意举债和赚钱的机器。

(二)机制先建、补偿在后、倒逼推动

消除误区，重在制度。三大误区：一是看病贵就是政府投入少。但单方面强调加大投入能否解决看病贵?二是改变以药养医体制必须将所有医疗机构定为公益性质，由财政全部兜底。按江西省医院药品收入总量测算，全部取消药品加成，省级财政至少要拿十三亿元，显然，这个缺口财政难以弥补。即使全部由财政买单，看病贵能否化解?三是医药分家要谨慎。目前，药品差价收入占医院收入的50%以上，基层医院在70%～80%以上，如果药品利润从医院拿走，医院的资金来源和缺口谁来补足?

投入重要，制度尤重。增加投入是必要的，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医疗机构虽然缺钱，但更缺的是管用的制度和机制。要针对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制定不同的财政支持手段，不搞一刀切。医药分家要谨慎，利弊要权衡、要算账。如果将药品这一特殊的商品，剥离医疗这一特定的领域，按商品的一般规律去运作，市场的盲目性、趋利性和残酷性将给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资金付出带来更大风险。

机制在先，补偿在后。实践表明，投入增加，制度必须到位，否则，钱再多也会打水漂。在观念上和措施上要十分明确“要想财政补到位，医疗服务必须做到位”。要建立以目标分解逼压力、时间倒排逼进度、督查督办逼落实、考核追究逼到位的工作倒逼机制，全面推动医疗机构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做到制度机制先走一步，财政补偿在后，这样投入才会有效。

(三)统一药名、从严审批、试行专卖

统一药名，规范有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药品名称必须法定化，一个药品就是一个名称。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所有药品在生产、流通、采购、临床运用中必须使用通用名，其化学名称只在说明书中反映。这样有利于提高药品质量，打破医院药房垄断，遏制腐败，也便于群众辨认和监督，最终可以降低老百姓的负担。

新药审批，从严把关。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和程序改造、完善我国新药审查批准流程和管理办法，提升我国创新药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严格新药审批，禁止通过改头换面赢取暴利的所谓“新药”面市。今后新药一旦获准，必须依法保护，使其获得技术创新带来的合理利润。

微利药品，试行专卖。针对一些中标药品因为价格太低，没有利润空间而缺货断档，导致“中标即死”的问题，完善药品生产、流通和临床使用政策：一方面，要通过财税引导和鼓励企业多生产微利或亏损药品，提高其供应水平。另一方面，对有效、常用、便宜的临床用药试行药品专卖或直供体制，同时对低价微利药实行按1∶1以至更多的财政补贴，以保证医院、药店合理利润和患者用药需要。

(四)公平竞争、处方外配、规范加成

公平竞争，打破垄断。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并不排除市场竞争，尤其是公平原则下的竞争。当下看病贵问题严重，主要因素是医院独家垄断。在这种排他性垄断体制下，必然导致看病贵问题的产生和加重。因此，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允许国有、集体和私有成分多元化办医，并且对各类所有制医院一视同仁地给予政策支持，包括财政资金、公费医疗和医保定点的支持，这样才能有效打破垄断，为化解看病贵奠定基础。

处方外配，患者自选。新医改方案明确规定，允许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这对于打破医院对药品的垄断权，建立公平的药品定价和流通机制，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引导合理诊治、合理用药和合理控费用具有关键作用。它不仅让广大群众得到方便和实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加强对医院和零售药店管理的基础上，要切实落实新医改要求，鼓励处方外配，允许用药自选。

允许加成，规范加成。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只能在基层试行，不宜面上推广。一是财政兜底不了，二是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规则，三是不利于调动医疗机构和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打破医院独家垄断、允许药品外配的前提下，应允许和保留药品加成，同时规范加成，并且规定，供应商向医院提供多类药品时，在药房也能够买到。否则，供应商不得进入某区域市场。

(五)医检单列、同级互认、政府购买

医检单列，政府购买。卫生部早在2006年就在强制推行医检互认制度，但效果甚微。看病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医检贵。而根子是由于过度功利的医院体制和投资举债所致。通过医检单列，将各级医疗机构的检验检查部门或大型设备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机构，由政府购买，以统一的机构名称签发检验检查报告。同时，明确政府对大型医检设备的购买和公立医院基本建设的投资责任。清理和锁定大型设备债务，明确化债责任，禁止个人设备持股和效益提成。

同级互认，惠及百姓。在医检单列的体制下，切实抓好医疗机构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互认制度的落实。这有利于减轻医疗机构的债务负担;有利于医检互认制度的推行;有利于盘活现有资源、打破医院所有制、减少资源闲置和浪费;有利于简化就医环节、降低患者就诊费用、优化卫生资源、改进医疗服务并惠及广大群众。

合理利润，各家分享。本着“不求所有所在、但求所用共享、医检单列管理、债务政府化解”的原则，推进“医检单列、同级互认、政府购买”改革。但医检单列仍实行各医院代管，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整合，不搞重复建设。分享利润以城市为单位，实行人员单列和单独核算，剔除必要的财务成本后由各家分享。

(六)临床路径、透明公开、社会监督

临床路径，全面推广。临床路径是针对每一个病种，制定出一套专科医生必须遵循的诊疗模式，是世界公认比较先进的医疗服务模式之一。对于规范医疗行为，减少诊疗过程随意性，降低诊疗成本，提高治病质量将发挥重要作用。卫生部已经完成22个专业1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编制和发布工作，近两年来已在14个省试点。将临床路径作为重要的诊疗“法规”，全面推广非常必要。

透明公开，群众明白。利用公开栏、电子显示屏、触摸屏和医疗网络，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和医疗服务信息公开，公开医院服务信息、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流程。同时，设立卫生部门、医院院长信箱和电话。建立患者和家属随时查阅、了解、质疑治疗费用明细信息制度，建立互动台和曝光台，开展处方点评，披露不合理用药和医疗药检案例。

社会监督，维权保护。把医疗机构和医生交给社会，确保群众对诊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患者救济机制，对群众查询、举报、投诉和提出行政复议，以及主管部门受理反馈和处理作出程序性规定。要重视建立由无利益关联、且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社会正义感的民间人士组成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包括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退休医学专家和公众媒体等直接参与或者受患者委托质疑、查询病人诊疗记录，维护公平正义。同时，也要维护和保障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注意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七)定点机构、平价医疗、完善医保

定点机构、动态管理。建立医院、药店和厂家定点认证和资格确认机制，用最严格的制度，确保这项机制的落实到位。制度启用阶段，只要具备资质和资格条件，没有违规违法记录的医院、药店和厂家都可以作为定点机构。每年或两至三年由主管部门和第三方评审确定他们的资格等级，并根据其诚信度、满意度、降费率等指标确认其定点资格，不搞终生制。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没有达标的，一律取消定点机构资格，严重者追究其行政、经济或法律责任。

平价医疗，减负群众。现阶段，在我国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失业人员、低保人员、下岗职工以及家庭生活困难的老弱病残幼人员，占人口的很大比例，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看不起病。作为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努力，将乡村医院、社区医院和城市某些专科医院办成平价医院，将生产断档微利的药厂、经营微利的药房办成平价企业和药店，以减轻这部分人群看不起病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精心规划平价医院、企业和药房的建立或改造规模与数量，同时明确政府对其出资、补贴和监管的责任。

完善医保，多险并用。统一医保机构，新农合和公费医疗拟从卫生部门划出，全部划归给人保部门的医保经办机构管理。稳定和适当扩大基层医保报销比例，创造条件，逐步合并各类医保，缩小不同人群和职业的差别。引入商业保险，探索将医保和公医经费通过公开竞争方式，受托给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商保与医院、药企和药房谈判，将每种疾病的诊疗费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经验证明，这种机制可以有效约束过度医疗，是成熟的国际惯例。

(八)加大投入，改革方式，强化管理

加大投入，鼓励多元。建立正常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并与相关制度建设挂钩。建立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拓宽医疗机构投入渠道，鼓励医疗服务机构自主投入、财政资金配套。资金来源包括财政卫生事业费和中医事业费，医院发展建设资金，医院按规定比例上交部分诊疗费收入，医院重点学科和特色专科建设的医学发展基金，用于医院发展建设的银行贷款、财政支持和吸引社会资金的投融资。

改革方式，控制费用。改革目前医院的按项目收费方式，形成“总额预算+按服务单元(或病种、人头)”支付方式，其最佳效果已被医疗卫生学界所公认，也是国际上比较常见、成熟的支付方式，应大力推行。积极探索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公立医院通过谈判或招投标方式确定服务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服务质量要求，通过考核基本医疗保障药品目录备药率、使用率及自费药品控制率，以及绩效、诚信度等指标来控制费用增长，降低患者负担。

卫生下移，强化管理。始终坚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基层去，农村去，这是党和政府的长期方针。切实把建立首诊制和家庭医生制度、配齐全科医生、法定城市医生下基层的义务并与行政晋级和职称评定挂钩的要求落到实处，按照国家要求，加快合理用药监测系统建设。包括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系统、处方监测系统、用药(械)相关医疗损害事件监测系统和重点单病种监测系统。完善基本药物和药品政府采购制度，堵塞制度和操纵层面的漏洞。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医院财务管理，实施成本核算与控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九)诚信监控、诚信评价、重奖重罚

诚信行医，全程监控。这是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必须倡导和解决的紧迫任务，是化解看病贵顽症的治本之策。全面建立国家医疗卫生诚信数据库，由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各级医疗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数据库组成，对企业药品生产、医疗机构诊病进行全过程的诚信记录，包括药品名称、药物构成、毒副作用、价格质量、医生处方、患者病历、医保付费，以及违规处理和所有电子档案等。数据库由卫生部门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人力和社会保障、药品质量监督、发改委和监察部门负责监管。

诚信评价，依法治医。过度用药不但给群众带来了沉重负担，同时危及社会底线，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一代人的健康危害，乃至对遗传基因的破坏和后代繁衍。要把药品诚信生产和使用上升到法律高度认识，真正从维护医德底线、捍卫群众医疗权益和后代繁衍权的高度确保依法行医、依法治医。通过建立从服务质量、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与财务结果、病种费用与控制水平、患者与社会反响等诚信与绩效评价体系，强化制度信守和法律遵从。加强人大立法执法检查、专家随机抽查和外部公众评价，保证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切实缓解看病贵问题。同时，对患者治病用药，也要建立诚信档案，做到诚实守信。

激励约束，重奖重罚。建立药品企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诚信教育、诚信保证、诚信预警提示、诚信度比对、诚信等级评价、诚信激励约束、失信问责与追究，以及诚信查询、举报和黑名单制度。将医疗诚信与财政补偿、药品企业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挂钩，对诚信等级好的单位和诚信度高的医务人员实行重奖，对失信行为和进入黑名单的单位及有关人员实行重罚，包括处于单位禁止生产经营、吊销医疗许可，对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取消少则3～5年，多则5～10年的行医资格，乃至终身的行医资格。

省财政政策调研室　　　　　

课题组组长：陈向明　　　　

副　组　长：李婉萍　　　　

成　　　员：杨小荔　牛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