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进入的利弊之争

一、理论综述:外资银行进入的利弊之争

(一)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弊端的讨论

1.对外资银行控制力和竞争力的恐惧

如前所述，银行部门在一国经济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往往和本国的政府部门关系紧密。因而，许多国家担心外国银行的进入可能导致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使东道国成为其“金融殖民地”。从广义上讲，通过FDI、金融组合投资和银行部门等渠道进入的外资都可能影响甚至控制东道国经济。然而，不同渠道进入外资的影响力是有差别的。

首先，银行外资不同于外国组合投资。金融组合投资通常与短期涌入的“热钱”和资本外逃相联系，组合偏好的迅速改变，巨额资本的全球流动套利会危及东道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而外资银行的进入是FDI投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一种战略形式，由于其投融资业务一般以东道国国内储蓄为支持，因此外国银行资本中很少有投机性的“热钱”。外国银行资本之所以经常被等同于金融组合投资，是因为外资银行有时也为一些投资组合提供金融支持服务，但这并非其主要经营业务，银行外资进入的长期目标决定其对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其对东道国增长和结构调整所作的贡献。正如进入制造业的FDI可以有效地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行业的生产率，银行外资同样能够推动东道国金融中介经营效率的改进。

其次，银行外资不同于普通的FDI。仅仅从借贷业务来看，外资银行活动似乎不能为其带来类似普通FDI的资产控制收益。但是，普通FDI一般仅限于某些具体的行业，而银行却可以通过同信贷客户的契约关系将其经济利益延伸到整个东道国经济，这是令人担忧的。但是我们认为，只要银行外资的经营业务相对固定，且其储蓄资金由东道国居民提供、经营利润同东道国居民共享，那么他们的行为和影响力就应该无异于东道国的国内银行。当然这里需要考虑一种例外。银行外资的进入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确实可能方便并刺激短期资本的流动套利，特别当转型国家资本账户逐渐放开之后，会加剧东道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比如从捷克私有化投资基金中流出的金融资本就是对其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的一个因素。这要求转型国家在鼓励外资银行进入的同时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丰富交易的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则。

2.坚持银行部门在一国经济中的独特性

银行部门在转型国家经济中的独特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转型国家的银行业高度集中，银行利润是政府重要的财源，同时银行也是政府通过信贷配给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直到私有化开始后，政府也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有银行治理与经营的干预，而是继续动用公共资源对银行业实行补贴、救济或担保，使银行部门始终处于前者的襁褓之中。可以想象，政府财政并不愿意和外资银行一起分享利润，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同样补贴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银行在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中也具备了某种超经济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任何威胁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政策都无法实行。银行机构的倒闭将直接导致两大社会成本:一是社会支付体系的崩溃，二是社会失业人口的激增。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独特性，转型国家政府往往宁愿通过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竞争来维持一个低效运作的银行部门，也不愿承担银行倒闭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成本。然而事实上，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是政府对现有银行业的隐性补贴，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成本和更大的福利损失。这种政策选择使错位的信贷配给仍在继续，无效的社会产出仍在增加。从治理结构的角度说，通过对现有市场份额和利润的保护，银行可以要求政府择机采用直接注资或推动合并重组等不彻底的方式进行局部改革，这种非帕累托改进无益于银行治理效率的长期提高。

3.认为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在目标、行为和监管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跨国银行机构基于全球收益最大化目标作出的战略决策不同于东道国银行国内收益最大化的决策。外资银行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而是母国银行实现资产组合国际化分散的一个海外分支，因而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母国银行的影响。理论上讲，当东道国进入经济衰退期，银行外资进入的预期风险上升，收益下降时，母国银行会缩小在东道国的业务规模，将资金重新分配到其他国家，这将影响到东道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而相比之下，转型国家国内银行由于不具备类似的可供选择、转移的投资方向和工具，所以对本国宏观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较小。然而，很多实证分析表明，在外资银行信贷业务规模和东道国经济周期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eek and Rosengren(2000)，Goldberg(2001)，Soledad Martinez Peria(2002)，De Haas and Lelyveld(2002)，Kraft(2002)等人所做的回归分析都显示，外资银行并没有在东道国经济不景气时减少信贷的市场供给；相反，正是银行股权的多元化才确保了稳定经济所必需的社会信贷与投资规模，从而防止了经济进一步恶化。

其次，外资银行的经营方式不同于国内银行，从而可能产生某种扭曲效应。基于跨国经营的经验与偏好，外资银行可能比较注重为国际贸易活动和东道国一些有国际声誉的大公司融资，而可能对大量不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中小企业不屑一顾。理论上讲，这种融资偏好会扭曲东道国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使得局部信贷供求失衡。但同样是Peek and Rosengren(2000)等人的实证表明，在进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外资银行对东道国国内企业贷款增长的贡献度一直远远超过本国的商业银行。充裕的资金、完善的交易工具满足了转型国家不断增长的投融资需求；同时，也正是由于与外资银行日益牢固的契约关系激励了很多小企业不断完善符合国际标准的治理结构与会计准则。

第三，对经济、金融的监管与调节难度加大。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东道国借助外资银行的通道和国外经济的贸易投资往来日益频繁，国内外经济的同期性加强，使得央行独立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经济、应对外部经济衰退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资本项目的不断开放使外资银行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往往容易被利用从事一些非法交易，如洗黑钱、行贿、诈骗或者掠夺东道国金融资产等。由于存在着制度和法律的缺陷，外资银行就可能和东道国居民、投机商合谋转移资产套利，逃避资本管制，从而使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控制能力大大削弱。然而，针对上述问题的政策处方应该是严格外资进入审批和业务监管，鉴别并激励负责任的外国金融机构，而不是武断地把所有银行外资一起拒之门外。比如爱莎尼亚当局就对来自俄罗斯的外资银行实行了异常严格的审批与监管，以防止黑市交易的流入，毕竟通过外资银行分享全球金融深化的收益要大于为此付出的代价。

(二)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经济潜在的贡献

我们已经逐一驳斥了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种种理由，认为银行外资对东道国是利大于弊。下面，我们对银行外资对转型国家经济所作的贡献进行归纳:

1.产品和服务创新

转型国家现有的银行机构无力承担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职责，因为他们至今还面临着大量积压的不良债权的结构性瓶颈，需要不断依靠银行利润和财政补贴来消化这一制度遗产；其次，传统的国有银行缺乏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人力资本，比如没有专门的人力投入ATM联网交易系统的开发运用。在银行结构障碍没有化解的情况下进行专门人力资本的投入是非帕累托改进的。因此，与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新的金融工具以及市场营销策略一同来到转型国家的外资银行是进行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主要源泉。汇丰集团进入储蓄业务领域从而给匈牙利消费者带来福利改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转型国家的银行业是相对集中的，但是低效率的经营管理技术却使其无法从中充分获得规模经济的收益。外资银行购买国有大银行股权、参与新建中小私人银行并购的同时也促进了一整套成熟的管理工具的出口与传播，包括贷款质量评级机制、不良资产清算规则等，使得私有化后的银行能够进一步从规模优势中受益。匈牙利的BB与EBRD和GE的联手就极大地增强了BB的市场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外资银行还通过引入保险、证券承销、资产管理、并购咨询等转型国家银行相对陌生的业务，帮助后者逐渐拓宽经营领域，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获得范围经济的收益。

3.竞争环境

转型国家的银行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走出了前苏联单一银行体制的阴影，因此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毫无经验可言。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的压力，给转型国家银行部门带来了一个为正的“干中学”效应，这一效应有利于信贷双方改善各自的治理结构，提高经营行为的效率。

4.金融市场的发育

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业务需求将自发地推动转型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深化。比如当外资银行缺乏足够的分支机构派生存款以满足其扩张的投融资需求、降低流动性风险时，就会求助于同业拆借。随着银行间借款活动的增多，在银行间多回合讨价还价的基础上最终出现一个均衡的利率水平，从而标志着转型国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形成。

5.吸引FDI

外资银行进入的初衷是随同本国的FDI，在东道国市场为本国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但反过来又通过提高整个银行部门的金融服务质量，降低外国企业进入的成本，从而为转型国家吸引了更多数量的FDI。Peek and Rosengren(2000)等人的实证表明，国内银行暂时还不具备为跨国公司投融资服务的能力，对转型国家FDI增长的贡献度小于外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