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之争还是话语之争

二、可持续发展：模式之争还是话语之争

“可持续发展”作为带有官方色彩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联合国报告中。时任挪威首相的报告人布朗特兰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种利用可回收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生物种类和物种多样性以及维持空气、水和土地清洁度的责任和义务。在1992年6月于巴西召开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Earth Summit）上，来自178个国家的代表在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倡议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作，针对一系列影响到每一位地球居民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设立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国际平台。峰会所涉及的议题包括：由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而引起的气候变化、人口增长、植被消失、生物多样性的缺失、空气和水的污染以及其他由全球化导致的生态危机。

作为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继续，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全球气候峰会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大要务就是帮助该组织的成员国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此次全球气候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得到110个国家支持的京都协议书。该协议书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稳定大气变化，抵消全球变暖带来的负面效应。京都协议书为便于各国间监督温室气体排放，针对不同国家制订了不同的目标。协议书约定到2010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水平减少5．2%。欧洲各国定的标准是8%；美国定为7%；日本定为6%。而英国则自告奋勇，给自己定下了在2012年之前减少20%排放量的高标准。

京都协议书鼓励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共同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发达国家将造成污染问题的责任推向发展中国家，并且以受害者自居。比如说，早在起草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宣言时，曾有发达国家代表建议加入有关山林退化的条文，意欲以法律手段制止发展中国家焚烧热带雨林的做法。而发展中国家对此条文表示反对，认为将注意力集中在热带森林，而丝毫不管北美和欧洲成熟林区内发生的滥伐事件，乃是有失公允。在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之下，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与此同时，参与里约热内卢峰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多数认为比起拯救环境来，经济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发展中国家希冀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它们也认同发达国家的环保使命，但那是以能者多劳和富裕者多付出为前提的。而且“可持续发展”这一提法过于笼统抽象，未能照顾到穷困国家的实际利益和需求，在关注富国自身需要时，却没能认识到富国对于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费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比如，要求印尼严格控制开发本国的热带森林就欠公正。因为印尼比任何发达国家都急需发展资金。

穷国和富国间的分歧导致了围绕协议书的冲突此起彼伏。各国代表对如何完成京都协议书定下的目标以及各自应采取的步骤和承担的义务，一时间难以达成共识。在某些议题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工业国明显缺乏参与解决的积极性。例如，针对全球变暖，日本和欧洲等国制定了旨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标准。2001年小布什就任总统之后，美国便退出了京都协议书。布什当局认为协约的签订会使美国经济受损，因为用于减排来自燃煤发电厂和汽车的温室排放气体的费用是额外负担，会引起失业和利润下降等后果。美国方面还就京都协议书目前对中国和印度所作的免除义务安排表示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力图以转移责任的方法来减轻或免除自身本应担负的义务之外，来自世界体系内核心国家的环保主义者，也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全世界推销充满欧美人文化优越感的生态理念。比如说，亚马孙流域的生态失衡境况，现在已成为国际环保运动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对此，许多巴西的普通民众却很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那些大国为了自身经济发展，早已竭尽毁林开荒之能事，直到现在才想到为了地球的明天来拯救亚马孙。难怪艾哈迈德（Ahmed）会如此评述说：对非西方社会的民众来说，西方生态道义不过是通过帝国主义的话语方式表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已。对于为了拯救臭氧层而放弃使用冰箱这类来自西方的建议，中国人自然有理由一笑置之（Ahmed，2004：120）。

客观地说，在西方政界也有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布什当局）的能源政策持批评态度、正视全球变暖的有识之士，如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作为一位资深环保人士，戈尔主持拍摄的《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一片，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公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笔者在北美求学和工作期间结识的相当一部分朋友和同事，通过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来为减缓温室效应做出个人努力的，也不乏其人。以骑自行车或滑板替代汽车、循环使用饮料用具和塑料袋以及使用更多的节能产品等，也渐渐成为许多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此外，在2000年问世的使用混合燃油的轿车，对于怀有环保理念的开车族来说，不啻是一个最佳选择。这类由电动马达和汽油引擎发动的汽车，能在很大程度上达到省油的目的。在环保专家的想象中，燃油混合型节能车的普及，将有助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控制甚至扭转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的局面。而事实上，燃油混合型车除了在媒体频频曝光外，并没有真正形成有规模的市场。笔者认为，个中原因除了公众对节油车种的接受度之外，更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决策层面的选择。众所周知，美国人对于汽油的渴求导致了石油公司对原油输出国的严重依赖。而这种对进口石油的严重依赖，是推广节能车的重大障碍。因此，只有能源政策和市场供需关系发生根本改变，才能真正地使混合燃油型车从概念车型成为环保节能的另类车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