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汉密尔顿之争

根据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的研究，19世纪美国南北部经济的差异和矛盾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思想的分裂和混乱埋下了伏笔。

建国初期的美国是由相互竞争的两大经济构成的混合经济体：南方是传统的种植园经济，大规模种植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主要出口国外市场。种植园经济在销路上有对外扩张寻求海外市场的需要，在生产上有蓄奴的需要和倚赖西部的廉价粮食供养奴隶的需要。而在北方，与家庭农场的农业相关联的幼稚工业刚刚兴起（很大一部分还处在家庭阶段），推进工业化的呼声非常强烈。但工业化意味着平衡国内工农业部门，加之西部的粮食价格有可能被抬高，从而影响南方种植园农业的利益，南方与北方的矛盾由此积蓄和激化。南北经济的矛盾表现在美国国会的经济政策上，就是著名的杰斐逊（斯密主义）和汉密尔顿（幼稚产业）之争。

南方是杰斐逊民主党的家乡，而北方则是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基地，是辉格党与共和党的大本营。那个时代，在南部和西部，思想家们多少还带有种植园的乡土浪漫色彩，他们虽然在对外贸易方面被称为“斯密主义”，但实际上更多受到法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价值观上认同重农主义和平均主义，在经济理论上认同魁奈和杜尔阁的重农学派。因而南方民主党提出的是西部扩张政策，旨在扩大种植园农业和维护奴隶制生产。而在北方，辉格党和共和党提出了工业化纲领，提倡在东部城市集中工业，发展国内市场；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建立国民银行，设立国债，联邦政府对各州债务承担责任；主张用高关税保护新产业，以及设立国家消费税。

如果说在后人眼中，只有古典和新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能算得上是“经济学”的话，那么无论是南方的杰斐逊主义者还是北方的汉密尔顿主义者，确实都是“经济学的敌人”。

南北方的经济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道格拉斯·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北战争并非像历史所描述那样是以消除奴隶制为首要或唯一目的，“如果不是由谁来控制美国经济政策与北方大企业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甚至会不会发生战争，会摧毁谁的根基，消除谁的影响，恐怕就是未知数了”^[13]。凡勃伦也指出，南北战争所改变的不只是奴隶制的道德观念，更是南方奴隶主运用国民经济政策决策权的消极意义。^[14]南北战争的背后，是旷日持久的南方斯密—李嘉图主义者与北方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战争。南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汉密尔顿主义稳占上风和工业化进程再无障碍。从此，资本主义在美国开始了它的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