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本质特征的进一步探源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本质特征的进一步探源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的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必然产物。由此可见，即世界金融与经济史证明，马克思指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会周期性地爆发，这一论断是科学的。所以，有的专家学者明确指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周期性的必然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痼疾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要根除这个痼疾，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众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煞费心机，创造的诸多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烦琐的防范风险与危机发生的数学模式，其实都是修修补补的观点，是消除不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及其痼疾的，也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根源;当年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危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只是马克思区分了作为“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与“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即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不同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更加看重的是前一个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贾轶等专家学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本质特征，作了比较详细的综述

1．资本主义社会金融与经济危机产生的客观现实性及其不可避免性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撇开制度分析，单从经济的角度讲，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就是商品流通领域供求矛盾的直接表现，而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又不过是生产和实现包括消费矛盾的表现形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上，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家在追逐高额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拼命扩大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市场上的商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

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着，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使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每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应受社会调节的。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生产完全从属于资本家的利益，生产成果都被他们所占有。而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而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4]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单个企业的生产，在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的统一指挥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基本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失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把社会生产割裂开来，资本家们各行其是。各生产部门比例的不协调，是资本主义生产运动中的经常现象，而按比例的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运动中的个别情况。严重比例失调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来，其他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河南大学经济学院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贾轶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现实性及其规律性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转换为现实性的条件，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就已经包含危机的抽象可能性。指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5]当买和卖“内部不独立(因为相互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分别起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而是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6]不过马克思同时指出:这两种情况只是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进而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资本周转和再生产过程中包含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资本循环中，“(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而彼此独立，就会发生危机”^[7]而简单商品流通中两种形式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他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连接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对危机的内容的规定已经扩大了”。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危机可能性发展成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8];资本周转时间的差别造成的部分货币资本的游离会造成“货币资本的相对过剩”，还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而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中，总的再生产运动的各部类、部门和环节之间及其各自内部需要保持的一定的平衡或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就意味着危机的可能性。在存在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紊乱可以是货币市场的混乱，货币市场的混乱也会导致再生产的紊乱，从而引发危机。

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危机的抽象可能性和进一步发展了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还指出了由这种抽象可能性发展为现实性的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的趋势，只有在竞争中，即在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中，才能得到实现”^[9]。因此，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之一，就在于不同资本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使作为资本的产品的商品的个价值，形成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若由于某种情况使商品的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发生变动，那么“从起点—最初的资本—到它经过一个这样的时期以后回来，必然会发生一些大的灾难，危机的要素必然会积累和发展，这些就不是用产品同产品交换这一句毫无价值的空话就可以排除得了的。”^[10]而不同部门通过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进行竞争，这样必然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11]而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也促进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同时，信用还使生产过度扩张，引发现实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而信用制度也就“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了。

2．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特征

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及其矛盾而导致的结果。

贾轶及其他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所有资本家都拼命发展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商品卖不出去，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们的结合，才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周期性地遭到破坏，引起生产过剩的金融与经济危。

与此同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性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12]马克思还指出:“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3]

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及其矛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的，“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4]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就在于生产剩余价值，“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追加生产”，“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绝不是消费”^[15]，“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所以，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就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也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16]。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总之，从影响消费或需求的制度来看，既有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关系共同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制度，也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其中，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进而对其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中。换言之，交换、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而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运动，又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进而从消费及其需求方面而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形成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7]

总之，有的专家学者认为，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即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及其供给、交换及其市场、消费及其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交换方面，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的，但是，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此时的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

由此可见，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里的关系，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而再从供给及其生产方面而言，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

3．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基本形式及其基础

贾轶和其他许多专家学者撰文综述了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形式问题: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形式，主要有生产危机或工业危机、商业危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农业危机等等。过去我国曾经把《资本论》中的“金融”(德文Finanzierung，英文finance)一词译为“财政”，以致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专门提到“金融”，新版《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已经更正，而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融危机”。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3节中马克思指出:“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8]因此，正如前文已经陈述的:马克思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金融危机的，即作为“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与“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即独立的货币危机。但是，无论哪一种危机，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联系的，并是其必然的表现。生产危机表现为生产的相对过剩，同时也就是资本过剩，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将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起资本的作用;已经开始生产的一部分企业将会停工。”，而危机中具有价值属性的资本会遭到严重破坏，“资本价值中仅仅表现为未来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的凭证的那部分，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对生产的债券，当它预计的收入减少时，将会立即贬值”^[19]，而“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生产危机在流通中表现为市场商品过剩的商业危机，同时，商业资本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会脱离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制约，引发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工人大量失业，商品价格下跌并被销毁，似乎发生了一场瘟疫。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发生，使社会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关系陷入崩溃，“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20]，作为“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是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结果。而另一种独立的“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的金融危机，则是由于整个金融体系自身的紊乱造成的，如银行等金融中介的资本大部分是虚拟资本，银行信用有可能产生“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银行也会不顾实际生产的需要，利用自身制造虚拟资本的能力，造成“虚假的信用的扩大”，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一旦人们的信心动摇，金融危机就会变为现实，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作为一种虚拟资本，完全可能极大偏离现实生产，而“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21]而“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22]所以说，独立的金融危机，是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必然产物，根本上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

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发生的原因，应当从经济危机的原因中去寻找。“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才是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所以，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只是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度投机并不是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只是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曾说:“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的把发寒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派一样。”“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总之，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给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生产领域的制度看，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展，提供了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工厂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为生产能力的扩展、资本突然扩展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有激励效应的微观制度结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