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金融寡头暨官僚资本主义探源

俄罗斯金融寡头暨官僚资本主义探源

李建民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6年来，大体完成了以经济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金融体制的建立、资金市场的培育、居民收入分配渠道多元化看，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一过程中连带的副产品是暴富群体、官僚阶层和金融寡头的形成。七人集团便是其中之一。从金融寡头的形成机制看，它在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金融寡头在俄罗斯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中究竟会起什么作用仍有待观察。本文力图提供一种研究视角，透过金融寡头现象客观把握俄罗斯的制度变迁。

一、七人集团的崛起

七人集团指的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迅速崛起，在当今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七大金融财团。具体包括: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西伯利亚石油集团，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银行——诺里尔斯克镍业——辛丹卡集团，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尤卡斯集团，古辛斯基的桥集团，阿文和弗里德曼的阿尔法集团，斯摩梭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阿列克别罗夫的卢卡伊尔集团。

七人集团是一个个庞大的企业集群，拥有众多的独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雇用有数千名乃至十几万名职工，经营领域遍及一、二、三产业，其触角已经伸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七人集团中除卢卡伊尔集团外。——笔者）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

七人集团中除阿列克别罗夫的卢卡伊尔集团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石油产业外，其他六个集团均有自己的银行。在全俄2000多家商业银行中评选出的最大的100家银行排行榜中，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银行为全俄最大的私人银行，仅次于国家储蓄银行和国家外贸银行，在商业银行中排行第三（1996年9月30日，其银行资产为15.1万亿卢布，所吸引的存款额9万亿卢布，据西方传媒报道，奥涅克辛姆银行最大的股份——10%归波塔宁，按市场汇率估价，该股份价值为3660万美元，或2010亿卢布）；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银行位第六，在私人商业银行中排行第三，位奥涅克辛姆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之后（1996年9月30日梅纳捷普银行资产超过10.6万亿卢布，存款额——7.8万亿卢布）；斯摩梭斯基的首都银行位居第八（1996年9月30日其资产为9万亿卢布，储蓄额超过3.36万亿卢布）；古辛斯基的桥银行位居第十七（1996年9月30日，其资产额为4.5万亿卢布）；阿文和弗里德曼的阿尔法银行位居第二十一（1996年9 月30日其资产超过3.1万亿卢布，存款额——5万亿卢布）等。

七人集团的主要经营范围在石油、有色金属、水泥、建筑业和房地产等部门。至1995年，这些集团控制的最大产业如下:

1.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集团控制了全俄最大的石油一体化公司——“西伯利亚石油”控股公司51%的股份。该公司石油储备估计为10.928亿吨。加入控股公司的还有石油开采公司“纳亚帕利石油天然气”公司（1995年，该公司共开采2034万吨石油，雇有41000名工人）；欧姆斯克石油加工厂（该厂有11800名工人，1995年生产石油产品1653万吨，由于在私有化之前“欧姆斯克石油加工厂”实行了现代化，该厂的石油加工深度已达到91%，成为俄同行业中技术工艺水平最高的企业）；纳亚帕利石油天然气公司地球物理配套研究公司（1000名工人）；欧姆斯克石油产品销售公司（2500名工人）。

2.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集团控制了“诺利斯克镍业”39%的优惠股和51%的有表决权的股份（该公司占有世界镍和钻产量的1/5，铂金和铂金族金属产量的42%和世界钢产量的绝大部分），“辛丹卡”石油控股公司51%的股份（“辛丹卡”的石油储备量在俄罗斯排行第一，开采量排第四）。除“诺利斯克镍业”外，还有20多个工业企业加入波塔宁集团，其中有库兹涅茨基冶金企业，诺沃利别兹基钢铁厂，诺沃库兹涅茨基铝厂，西北内河船运公司，外贸组织“果菜进口联盟”和“重工业出口”，一系列建材生产企业，印刷公司。

3.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集团控制尤卡斯公司33%的控股权（“尤卡斯”的石油开采量在俄罗斯排第二，位卢卡伊尔之后，1995年的开采量为3800万吨，控股公司中最大的开采企业是“尤甘斯克石油”公司，该公司1995年开采石油2800万吨）。此外，在私有化中，梅纳捷普集团得以将银行和多个工业部门的数十家企业联合为一体建立起巨大的私人金融工业混合体（即所谓金融工业集团）。梅纳捷普集团和它的控股公司——“俄罗斯工业”中包括30多个公司，在公司的企业中有14万工人和职员。“俄罗斯工业”下辖9个部门管理局；石油、纺织（管理9个股份公司，其中包括纺织业巨头“俄罗斯纺织”和纺织科学研究院）、食品工业、化学、有色冶金、轻金属、矿石工业用化工制品、建材和商业。

4.古辛斯基的桥集团在1996年末控制了50家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共有14000名职工。俄刊报道，没有一个集团能与古辛斯基集团在传媒方面的广度相比。1993年桥银行成立了“独立电视台”。它持有“独立电视台”77%的股份。由桥银行发起，联合自由化报纸《今日报》，买下了《莫斯科回声》电台，发行了《七日报》，与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周刊共同出版《总结》周刊。目前，古辛斯基又提出了扩大自己信息帝国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给予了他这方面所有的支持。首先，在1997年，大大增加了“独立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该台现在从早到晚都有节目。第二，正在制定独立电视频道的全球计划，打算在5个频道播送名为“独立电视——增加”的卫星电视。第三，向桥银行提供了在政府拟议中的出售国家联合通讯体系“通讯投资——俄罗斯电视网”25%股份计划中的特殊权力。

5.阿文和弗里德曼的阿尔法金融工业集团有包括广泛的经营部门在内的一系列分公司:从生产水泥、出口石油到艺术品买卖的“阿尔法银行”，“阿尔法CIO”，“阿尔法房地产”，“阿尔法艺术品”，“阿尔法资本”，“阿尔法水泥”等。截至1996年，它控制了俄罗斯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斯巴斯克水泥”、“矿山工厂水泥”、舒罗夫斯基和沃尔斯基水泥厂，掌握着“诺沃罗斯水泥”和苏沃罗日斯基水泥厂的大量控股权，有“托普基水泥”和“下达基利斯基水泥”的不少股份等。控股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水泥生产商，水泥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26%。它的工厂分布于原苏联从远东到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全部领土。“阿尔法水泥”是一跨国康采恩。阿文和弗里德曼集团的投资银行“阿尔法资本”占有“阿尔法水泥股份公司”27%的股份，还有27%的股份掌握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水泥供应商——瑞士水泥控股公司“HALGEVBANK”手中。阿尔法集团与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企业，“阿尔法CIO”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商，拥有政府颁发的有关的许可证，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国家的输油管道。1996年它共出口价值6亿美元的500万吨石油。“阿尔法CIO”还成功地得到了每年用150万吨石油与古巴换50万吨糖的国家优惠合同。

6.斯摩梭斯基的首都银行经营领域在银行业、建筑、石油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业等。集团的基本活动在首都储蓄银行，该银行专门为私人储户服务，在莫斯科还没有一家银行的分行数量能与它相比。它在莫斯科市共有42家分行，数量上仅次于联邦储蓄银行。1996年11月，首都储蓄银行在取得对农工银行（在银行数量上位全俄第五，1996年11月31日，其资产超过11.76万亿卢布）的控制权的投资竞标中获胜，用1300亿卢布购买了农工银行51%的股份。农工银行是1988年俄罗斯实行股份制的第一家银行，至1996年，政府在该行中的股份仅有2%，剩余股份均在各农业企业和私人银行手中。农工银行曾是政府对俄罗斯农业提供贷款的主要渠道，为保证预算对农业的直接贷款，俄罗斯政府通过农工银行对农业和加工业提供优惠贷款。近年来，农工银行对国家和农场都有大笔欠款，1996年末仅拖欠的商业贷款就达9万亿卢布。舆论认为，首都储蓄银行之所以对这样一个亏损银行感兴趣是因为:第一，能得到农工银行广泛的分行网归自己使用（该行在全国的分行共1200家，除联邦储蓄银行外，这比其他任何一家银行都多）。第二，使首都储蓄银行有运用国家预算对农工银行拨出的大笔资金的可能。1997年预算中用于这一目的共11.8万亿卢布。即使用这笔资金偿还商业贷款的欠债，仍可有一大笔资金可留给自己支配。第三，斯摩梭斯基实际上成了国家的包税人，在这里仍可捞一笔巨款。斯摩梭斯基对传媒亦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与古辛斯基一起是《今日报》和独立电视台电视公司的奠基人之一，是《新周报》的参股人，与别列佐夫斯基一起主持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董事会，并持有该公司频道5%的股份。斯摩棱斯基还持有《商业日报》最大的股份。

7.阿列克别罗夫的卢卡伊尔集团。卢卡伊尔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控股公司。1995年其石油开采量为5730万吨，超过“西伯利亚石油”和“辛丹卡”的总和。控股公司的总资产为44.1万亿卢布。公司开采石油的2/3用于出口或在国内销售，1/3在其位于彼尔姆和伏尔加格勒的企业中进行加工。俄罗斯凝析油产量的1/3是由该公司生产的。其生产加工能力超过200万吨/年，占全国年加工生产量的11%。卢卡伊尔是集开采、加工和销售于一身的一体化公司。其基本的油田在西伯利亚，其中最大的为乌利耶夫斯基、巴卡恰夫斯基、北达尼罗夫斯基等。它还加入了在新诺沃罗西斯克附近建设大型石油加工厂“南方”的财团。工厂将加工来自里海油田的石油，该项目总价为15亿美元。卢卡伊尔公司还有自己的航空公司、通讯企业、家具修理厂、运输—发送公司、医疗中心、商业大厦、保险公司和印刷厂。它甚至生产自己的伏特加酒——“卢卡伊尔伏特加”。

近年来，卢卡伊尔公司在前能源部部长沙福来尼科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的帮助下，用1500万美元成功地获得了10%的开采阿塞拜疆里海石油的参与权。卢卡伊尔打算得到国际财团10%~15%的股份，其他参加者为美国、英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司，项目总价为8亿美元。^[1]

二、形成与发展特点

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既不同于欧美等经历了18世纪产业革命的老牌财团，也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和韩国脱胎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在战后迅速崛起的财阀。后者主要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常，这一发展过程持续了几十乃至上百年时间。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是其制度变迁中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它脱胎于俄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上。从其发展过程看，它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1.金融寡头是工业、商业、金融和国家机构相互依存的集团。典型的俄罗斯金融寡头具有以下特征:①集团的核心层通常是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本身具有信贷能力。②集团包括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工业公司以及商业和配套的企业。③加入集团的企业按照封闭型或开放型股份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在后一种形式下，其股票可以在俄罗斯或国外的金融交易所上市）。④金融集团之间为争夺原全民所有的“蛋糕”中最诱人的那块而争斗，同时又被错综复杂的相互参与的金融关系网联系在一起。⑤集团还控制着各种传媒。

2.对七人集团崛起的方式手段的研究表明，俄金融集团是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即权力与金钱的高度结合。金融集团的形成带有明显的“暴富”的性质，但这种“暴富”与苏联的特权制度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表现在，金融集团与政府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即在政府中有其代表，或者在其领导班子中有前政府高级官吏:波塔宁原为俄罗斯对外经贸部下属的“国际俄罗斯”外贸协会的负责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原为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阿文为盖达尔政府的经贸部长，阿列克别罗夫为原苏联的最后一位石油工业部部长。1996~1997年第一季度，在俄罗斯评出的最有影响的50名大企业家中，前20名中有10人为原政府官员，而七人集团中有六人进入前7名。^[2]《莫斯科时报》的评论指出:阿文的“阿尔法集团的实力不在于其商业利益的广泛，而在于其与政府的关系。如果领导集团的是前经贸部部长，可以想象集团的能力”。1996年8月15日，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董事会主席波塔宁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现已解职），主管经济部、反垄断委员会、国有资产委员会和其他经济组织委员会。俄罗斯最大的一体化石油公司总裁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俄罗斯舆论指出，对波塔宁的任命意味着在俄罗斯复制资本主义的一个质上全新的阶段——新生的俄罗斯金融资本与国家的结合（私人结合方式）——的开始。

3.金融寡头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在俄罗斯学术界关于金融寡头的性质有很多争论，其焦点在于金融寡头究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官僚资本主义。其中，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西蒙尼亚的观点颇为精辟。他认为，当官员只是从国营企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承租人、个体经营者、普通公民中捞取好处时，他不过是一个受贿者，是一个腐败的官员或窃贼。但如果他本人或是通过代理人（亲戚或熟人）在这种“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交易，那他就成了官僚资本家。这是官僚资本的低级形式，即私人资本。更高一级形式的官僚资本是这样形成的:国营部门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财政资金、设备及原料，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这时，官员利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实际上违法的方式将私人利益同国营企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改变国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出租部分企业、与为此目的特意成立的私营企业或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等）。这样就产生了官僚国家资本主义。随着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重要国营企业的控制的加强，出现了官僚垄断资本，而当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掌握国家政权的主要杠杆时，就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一般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产生的根源不同，它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是通过古典形式，而是以官僚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僚资本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范围内，这是官僚资本主义成分和欧洲的、确切地说是意大利的黑手党成分的综合。而巴弗连科认为，私有化的新阶段导致俄罗斯经济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即作为对“私有”和“国有”成分的补充的“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3]

4.在金融集团的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寻租活动”的泛滥。寻租理论的创立是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进展。所谓“租金”是指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权力取得的超额收入，而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找后台、送贿赂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进行“权钱交易”，取得高额收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确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利时，往往广泛出现需求权力以营私的“寻租活动”的泛滥。由于行政权力可以创造寻租的条件，于是也就有人在制度变迁和转轨进程中，利用权力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寻租的可能性。这样，由寻租到设租，构成了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和一批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的官僚权贵富豪集团。^[4]所谓“印度病”、“拉美现象”和“马科斯陷阱”等就是对权贵集团凭借特权，横征暴敛，侵吞国库自肥的代名词。现代经济学对“寻租”问题分析，对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形成同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据俄罗斯总检察院的秘密报告，在近3年来立案的14000起受贿案中，有1/ 3涉及自上而下的政权机构。还有材料称，在俄罗斯，官员的收入中50%来自受贿，而黑手党支出中的50%是用于向官员行贿。^[5]行贿的对象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医药卫生部门、海关、税务局甚至内务部等司法护法机关。西蒙尼亚就指出，俄罗斯的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实业活动中产生的，而是国家官员利用自己在国家机关中的特权和地位为谋私利非法干预经济的结果。

三、金融寡头产生的根源

（一）国家采取的全权委托银行制度使金融寡头在金融领域迅速膨胀

在经济转轨中，俄罗斯力图通过扩大出口来保证国家的积累能力，并在这一基础上支撑和稳定整体经济。为保证出口部门的信贷资金，国家实行了全权委托银行制度。全权委托银行相当于政府的一种全权机构，负责为专业的进出口公司提供出口信贷和结汇，进行海关外汇监管和国家外汇管理；为国有企业和国家专项纲要贷款；经管国库，为预算收入和支出服务，管理国税、国债、关税；从事有价证券业务等。中央银行原则上选择了那些能够稳定货币信贷体系，自身能够承受高风险，作为国家投资传导器的大型商业银行作为全权委托银行。俄罗斯约有100多家大银行被批准为“全权委托银行”。七人集团中的奥涅克辛姆银行、梅纳捷普银行、首都银行——农工银行、桥银行、阿尔法银行均被纳入“全权委托银行”的清单。根据1994年5月24日联邦政府与奥涅克辛姆银行签订的协议，政府赋予银行以下职能，即: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银行从事与为集中的对外经济关系服务有关的业务。具体而言，奥涅克辛姆银行获得了开设财政部的外汇账户和进行外汇结算，为银行的出口商客户开设专门账户；实行对外贸易的国际结算；在国际外汇和信贷市场、有价证券市场根据世界银行业实际开展业务，以保证有效使用国家的外汇资金，为集中的外贸业务服务的权力。从任务和业务范围来看，全权委托银行基本上从事的是中央银行的金融业务，有国家作后盾，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垄断地位，一方面得以及时规避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地赚取了超额利润。以1992年为例，当年俄中央银行的利率是120%，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却高达240%~300%。这意味着，这些大银行仅发放贷款业务一项，就可坐收100%或100%以上的利润。据俄刊资料，在这些大银行用于资金市场上炒作的“自己的钱”中，90%来自预算的无偿赠与。1996年，受联邦财政部委托，经由全权委托银行发放的各类预算贷款就达30万亿卢布（相当于50多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银行所得的好处可想而知，而“全权委托银行成为一种‘甜差’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社会经济转型、私有化无疑是俄罗斯金融寡头产生的大环境

俄罗斯的私有化是观察金融寡头的一面镜子。回顾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早在1988年，《苏联国营企业法》、《租赁法》和《合作社法》的通过就为经济官僚开了绿灯，为国家财产的占有权集中到各企业厂长手里打下了基础。1992年开始的私有化只不过为“资本向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提供了法律框架和依据。具有平民主义思想色彩的大众私有化所导致的结果离其初衷甚远，由于不顾本国国情和现实，实施的结果导向了因正常秩序被毁而出现的恶势力膨胀，导向了更大的不公平。特别是“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形成作为市场关系基础的广大的私有者阶层”，反倒成了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大量低价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将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的一种手段。据俄刊报导，由于私有化证券不记名，可以自由买卖，自1992年10月发行私有化证券以来，经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买卖，有50%以上的私有化证券集中到600多家投资基金会，而很多基金会为了很快发财，倒卖未花一文钱搜集起来的私有化证券，干非法营生，投资基金会成了真正的“投机会”。波塔宁们正是在证券私有化过程中取得了对银行领域租贷款业务的控制权。在“证券私有化”结束的1994年，被称为俄国“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就说，俄企业的股份将不可避免地集中于10%～15%的少数人之手。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瓦西里耶夫认为，有6%的人在过渡时期积累了资本，成为暴发户，他们是一些潜在的投资者。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之所以速度很快，是因为私有化行动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只是从法律上确认一个存在的事实；领导者在控制着企业。把企业变成原始资本主义的公司以及实际争夺控制权的过程，是在形式上的私有化过程结束之后才开始的。1995年开始的“现金私有化”，实际上是国有资产在“内部人”之间的一种再分配。据报道，正是波塔宁向政府提出了关于将国有企业进行抵押拍卖的第二阶段私有化思想。所谓抵押拍卖系指政府通过国有资产委员会提供国有企业的控股权进行拍卖，拥有闲置资金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以这些控股权为抵押向政府提供贷款以弥补预算赤字，3年后国家通过还贷可以收回股票，否则归买主所有。1996年年初，俄国有资产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科赫承认，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多少“是为了从‘红色经理’手中夺取他们在证券私有化阶段确立的对企业的控制权”。然而，正是通过抵押拍卖，七人集团获得了对巨型、大型企业的控制权:1995年12月，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银行和斯摩梭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收购了开采量在全俄居第六位、储备量居第八位的“西伯利亚石油”控股公司51%的控股权。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银行”以1.7亿美元的价格（伦敦交易所对该公司资产估价为40亿美元）获得了俄罗斯最大的矿石开采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38%的优惠股和51%的有表决权的股份，获得了储备量在全俄居第一，开采量居第四的“辛丹卡”石油控股公司51%的控股权（波塔宁本人、国有资产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科赫、能源电力部部长科济列夫和波塔宁的其他一些朋友均进入公司董事会）。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银行获得了开采量在全俄居第二的“尤卡斯”石油控股公司78%的控股权。而古辛斯基的桥银行则将以1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国家联合通讯体系“通讯投资——俄罗斯电视网”25%的股份。斯摩梭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以1300亿卢布获得了“国家农工银行”51%的股份，等等。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被称为“官员的私有化”、“经理的私有化”和“影子经济的私有化”。盖达尔在其《国家与变革》一书中提出，俄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力转变为资本”的进程。新时期的官僚权贵们不仅掌握了比过去更大的权力，同时也拥有了未曾有过的巨大财富。《苏维埃俄罗斯报》署名文章提出，从金融寡头的形成可以看出俄国有资产的瓜分程度。有人提出“要对私有化过程本身私有化”。然而仅用私有化恐怕还不足以解释金融寡头产生的原因，私有化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法律的框架和依据，但它尚不足以解释资本原始积累在俄罗斯缘何要采取官僚垄断的形式，这表明金融寡头的产生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三）长期存在的集权制度是金融寡头产生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俄国称作半亚细亚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亚细亚社会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第二，以农村村社为社会的基础；第三，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政府指挥一切。亚细亚社会与其他社会形式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缺少中间阶层。俄国作为一个欧亚国家，综合了传统的“亚细亚方式”的特点及某些欧洲的特征。农村公社的“落后优势”和庞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下的极化的社会结构，这种“亚细亚方式”在俄国的影响一直存在到1917年，无论是革命和内战都没有能够克服它。从1928年起，斯大林以集权主义形式成功地恢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分，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执政党控制一切权力，把持着政府部门的上上下下，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又基本上由清一色的职业技术官僚组成，政治录用基本是沿用“科长—部长”式的逐级晋升的方式，官员的全部政治经历几乎都是在权力体系中沿着权力的阶梯升迁。由于这种“多层次的官僚系统履行配备资源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语），“官僚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对财产的所有权”（德热拉斯语），这就使得以国家的自然代表的面目出现的高级官僚实际上拥有国民经济中的一切，可以支配一切。在制度变迁中，只有这部分人最有可能和最有条件利用手中的特权，迅速分割国家资产这块“蛋糕”，这决定了在俄罗斯不可能走经典意义上的“资本原始积累”之路。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那些自发的、凭借个人的才能所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到购买‘MMM’的股票时就结束了，很少能上升到资本‘再积累’阶段”。真正能上升到“再积累”的，除了官僚外，就是那些在经济上“被委以全权”的人，即专业出口商和被委以全权的银行等。俄罗斯的资本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带有官僚性。“在当前的俄罗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以官僚资本的形式出现，是因为这里缺乏足够的前资本主义私有者和能够在社会中履行资本主义传统职能的企业家。直到改革前，俄国尚缺少拥有私人财产和具有从事经营活动的资金与经验的社会阶层。”因此，试图以私有化来立即解决国营部门非官僚化问题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6]从这一意义说，官僚资本主义是俄国向正常的市场经济过渡中客观的不可避免的阶段。

（四）对权力的依附与结合是资本集聚最快捷的办法

目前，俄罗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从社会精英的形成和更替模式的角度分析金融寡头现象。现在俄罗斯由谁来掌管？什么人最富和怎样才能成为富人？这成为人们越来越多的议论话题。其实质是要回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会给哪些人提供机会，使之成为精英？改革前后的精英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核心问题是改革之前的干部在向市场过渡中的命运: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是利用原来掌握的权力和其他社会资源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机会，即原来的干部地位使他们在市场机会面前是否具有一种优势地位？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主任奥尔加·科雷什坦诺夫斯卡妮的分析更多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换。她认为，在原苏联，所有的苏维埃精英都是党内的人。官员中有两个基本的集团:党的官僚集团（党团职能人员）和技术官僚集团（经理管理人员、部长和经理）。在改革期间，官员分裂成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调查结果表明，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经济精英是从原来的苏维埃官员中产生的。新的政治精英主要是由原来的党务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构成的，而新的经济精英则出身于共青团和经济工作者。1997年上半年，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伊尔库茨克和瓦洛涅什等城市对1131人进行民意测验，目的是研究富人阶层巨大的财富形成的社会机制。调查表明，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此次社会调查一个重要结论是:俄罗斯资本主义不是按照美国方式，而是按照俄罗斯方式，主要是靠已有的关系、优势，靠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而不是靠个人能力发展的。在最富裕的那部分人中，处于第一位的是这样一些人:拥有有影响的保护伞；处于第二位的是靠自己的朋友关系，在权力部门工作；而只有少部分人是独立取得成就的。就俄罗斯资本主义产生的机制来看，具有明显的以继承的特权和当前的权力为基础的封建主义性质。从七人集团崛起方式看是符合这一结论的。七人集团的崛起还表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除原有的政治资本外，文化资本同样可以转化成为权力和特权的来源，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最初属于非精英群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由于与权力的结合，他们同样也跻身于精英阶层。

四、金融寡头在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

以七人集团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究竟会起什么作用，这是个仍有待观察的问题。从七人集团所拥有的赖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资源、财政资源和信息资源看，它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潜力。人们已经从其在1996年俄总统大选中的表现和作用（为叶利钦的竞选活动提供了约300万美元的经费，组织了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在第一轮选举中策划了叶利钦与其竞选对手列别德之间的联盟等），特别是大选后集团中的两名代表在政府中得到重要任命认识到，七人集团在俄今后的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由于七人集团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以至于有舆论认为这种关系已“达到令人难以区分政府机构和私人集团的程度”。七人集团的成员们现在也相当公开地把自己说成是制定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主要力量。对此俄各方舆论贬多褒少，批评日多。如对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一事，俄罗斯《公共同报》的文章认为:这“显示出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权力在向银行寡头的手中集中”。俄共和一些自由民主党人认为，这些商人代表着一个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寡头政治集团，它一旦掌权将会危及俄罗斯成为一个具有以法制为基础的开放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的机会。著名的人权活动分子谢尔盖·科瓦廖夫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落入一个新的党政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这个新的党政官僚集团厚颜无耻，它不会遵守任何规则。”亚博卢集团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指出:“我们的新制度正在再现老制度的一些特征。”新的金融和传媒帝国，它们不单纯是实业康采恩，“它们是寡头政治集团和黑手党”。俄罗斯民主选择的领导人盖达尔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新的俄罗斯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大公司与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市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可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人们担心，金融寡头从寻求同盟、游说政府官员、提供竞选捐赠、利用公共舆论等间接的政治参与到直接入阁，将使政府机构在政策取向和组织构成上与利益集团融为一体，而不能真正为广大公众的利益服务。金融集团的这种政治参与扭曲了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导致形成一种狭隘的圈子，最终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

对金融寡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的批评主要可以归纳为:第一，由于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中的积聚，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转轨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当官僚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将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由于贫富过于悬殊，经济不可能顺利发展，社会的安定也得不到保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是对其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是引起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第二，伴随官僚资本形成全过程的“寻租”行为，造成了严重的腐败，腐败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文化。《莫斯科真理报》指出，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有别于苏联时代的腐败。当前俄罗斯的营私舞弊现象如此严重，以至于外国商人、经济学家以及俄罗斯分析家都认为，这是投资和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碍，与团伙犯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也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之所以进展缓慢与腐败有很大关系。要通过削弱那些由于法制不健全而获益集团的数量及其影响来加速法律规则的发展。第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由于资本的扩张主要是在银行、石油和与出口有关的等当前有利可图和可大量赚取利润的行业，结果人为地造成了资金市场、流通与生产的严重脱节，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原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

目前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自身是否包含了自我发展的机制？七人集团所代表的金融寡头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集团具有庞大的资产总额和流动资金系统，内部集中了代表俄罗斯工业和科学技术潜力、水平的一些大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具有较高的商业信誉和融资能力，也是外国投资者追逐的目标（1997年第一季度，“天然气工业”集团从西方银行集团获得2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用于实施《雅玛尔——欧洲》计划；卢卡伊尔集团与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签订了关于向“卢卡伊尔”投资50亿美元的合同），显然它对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俄罗斯，包括一些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很深刻的认识和分析的人也认为，官僚资本一方面利用民族国家的职能满足自己的私利，另一方面也在满足整个国家的需求，使民族生产得以发展。^[7]这说明金融寡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作为官僚垄断资本，自然带有生来具有的剥削性，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本来就是资本所有者不变的原则，但金融寡头由于其在资金和工业中的实力，在支撑国家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金融寡头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关心俄社会政治的稳定，其经济利益决定着它的基本价值观: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国家；推崇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客观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与旧体制无论在生产力体系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着不容置疑的继承性，在俄罗斯这一“没有市民社会的国度”，对集权官僚结构的改造和利用是十分重要的。

从金融寡头在实业领域的扩张看，它把收购作为扩大自身势力的主要手段，要比直接投资建设新企业简捷得多，不需要重新组织技术力量和操作工人，降低了交易成本。此外，金融集团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重视引进和进行技术开发，依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努力使企业具备与国际先进大企业竞争、抗衡的资格和地位，这些都是金融集团的强势所在。官僚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这种自我发展的机制，是其与苏联时期僵化的行政命令方式最主要的区别。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包括七人集团在内的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经济中最活跃发展的部门，这在总体经济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尤为明显:1996年全俄国内工业品生产下降5%，个别地区达20%～30%，甚至更多，而在金融工业集团中，工业产值年内却增长3倍，从26万亿卢布增长到100万亿卢布以上。金融工业集团在GDP中的比重从2%上升到10%。在全俄投资平均下降18%（在一系列部门投资仅相当于1990年的2%～5%）的情况下，15个金融工业集团基本投资增长率为250%。全俄出口增长8%，在一些领头的金融工业集团增长28%。在金融工业集团内部，无论是贷款风险、投资风险、制度风险还是其他风险均大大降低。^[8]它们对预算的拖欠最少，管理较好，可以独立地生产。所有这些均为未来的稳定和工业市场奠定了基础，金融工业集团因此被称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这些情况看，俄罗斯有可能把发展金融工业集团作为其摆脱危机，走上复兴和发展的一种方式。俄国一些学者指出，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自我发展的机制使俄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发挥科技革命的潜力，并过渡到后工业化时期的生产力。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5期）

【注释】

[1]本部分有关资料引自1997年1~2月《苏维埃俄罗斯报》连载文章《金融寡头》。

[2]［俄］《经济与生活报》1997年第8、18期。

[3]［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

[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4期。

[5]［俄］《自由思想》1997年第1期。

[6]［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

[7]［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

[8]［俄］《独立报》1997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