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理论

(四)关于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们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区别的研究综述

黄力克、贾轶等许多专家学者撰文对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们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的区别，进行了对比研究。

贾轶指出:就经济周期和金融与经济危机理论而言，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西方经济学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理论，如消费不足论、投资过渡论、创新周期论、心理周期论、政治周期理论、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新古典主义的货币周期模型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变加成和可变加成周期理论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金融危机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外债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金融危机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基本上是两张皮，即:就金融危机论金融危机，就经济危机论经济危机。而马克思则区分作为“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与“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的金融危机。并且，马克思更加看重的是前一个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在谈到经济危机时，常常把金融危机或信用的波动当成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不是相反，如早期的信用过度论，把经济周期看成一种货币现象，而“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就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做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西方经济学由于其唯心史观和狭隘的资产阶级视角，把资本主义当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解决经金融与济危机时，只能提出表面上的修修补补的建议，其危机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实质。

黄力克在作马克思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比较研究时，提出了马克思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相比较，有五大不同特征:

1．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目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周期原因的研究，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规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把金融与经济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的历史现象，进而认为，金融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性和局限性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矛盾的发展、积累、加深和传播。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消除，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暂时克服，是以生产力的破坏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最终，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取代。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23]马克思正是通过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这一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并预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会在全人类实现的伟大真理。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寻找减少经济波动的方法，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根本性的缺陷。凯恩斯撰写的《通论》的目的就是反对传统的学者所信奉的就业理论以及由此而导致对付危机的态度。他企图推翻传

统的由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货币论而组成的就业理论，并提出了他的治理危机的对策。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凯恩斯是完全反对传统理论的，正如凯恩斯所说的:“我们对已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其后果为，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24]西方社会的经济周期，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具有辩护性。理论不尽相同，但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力图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

2．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对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的看法不同

因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就已经包含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买和卖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商品卖出后，卖者不一定马上就购买，所以，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打破了产品交换上存在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这样就把买和卖之间直接的同一性分裂为买和卖之间的对立。“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做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随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结成一系列信用关系。当这一信用链条中有人无法按时支付时，链条就会断裂，引起信用危机，从而使得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暗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是在观念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只充当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这里的货币危机，就是指在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理应与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别开来。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可能，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人;另一种认为存在这种可能，代表人物有西斯蒙第等人。萨伊认为，生产物是由生产物购买的，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萨伊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只是流通工具的说法，认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这便是萨伊的销售原理。据此原理，萨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个卖主同时就是其他商品的买主，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供给一定等于需求。与此同时，当时已经存在的商品滞销现象又使得萨伊承认供需之间会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发生在个别商品生产部门中，他认为一种货物过剩是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是别的产品生产过少。西斯蒙第认为“人们所受的各种灾难是我们社会制度不良的必然结果”他以他的收入理论为基础，来论证金融与经济危机问题。他认为，收入决定生产，今年的产品是由去年收入购买的，当今年的生产超过了去年的收入，收入便不足，一部分产品得不到实现，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西斯蒙第认为，收入决定消费，收入不足也就是消费不足，所以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消费不足。“在生产上往往不以需要为转移，而是以拥有大量资本为转移的国里……一旦生产猛然超过消费，就会引起严重的贫困。”他还认为，尽管存在世界市场，产品的实现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到了近代，由于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西方经济学者承认存在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多个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

3．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原因不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但是利润量却随着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生活资料，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并未降低。资本积累使得企业的产能迅速提高，同时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形成的分配关系，必然是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财富，而工人只得到微薄的工资。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得出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结论。马克思看到了造成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如供需矛盾，但是他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只是经济危机的现象，危机只能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引起。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要不断获得和实现剩余价值。获取剩余价值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实现剩余价值则取决于社会消费力。追求剩余价值会使资本家无限地、盲目地扩大生产。扩大生产要求提高生产率，而这又使资本的无限积累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成为强制的法令。而“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25]“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大多是在市场经济运行这个层面上进行的，因此，他们提出的经济周期的原因，也都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因素，诸如货币的变动、价格的变动等，不涉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不涉及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消费落后于生产，即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这是因为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性偏好、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于是，凯恩斯主义就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说明有效不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为价格粘性寻找微观基础，他们用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等，解释了价格保持不变的原因，并以价格粘性为基础论述了经济波动。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周期原因做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各个学派的观点不同，因此至今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4．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不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这不仅因为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与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间隔基本一致，还因为固定资产更新能拉动需求的大量增长，带动经济复苏。

资本家为摆脱金融与经济危机，除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外，还会竞相采用新技术和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得超额利润。这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同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固定资本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固定资本做一次大规模的更新会产生巨大的需求，使得生产旺盛，经济复苏。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经过一段时间，当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资本家仍在大量生产，于是就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这种固定资本更新只是暂时摆脱了金融与经济危机，它同时又成为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由于大量采用新技术，一方面使得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增加，质量提高，平均寿命延长;另一方面造成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增加，生产资料的更新换代加快，固定资本的平均更新时间缩短。马克思指出:“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10年或11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西方经济学因其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多种多样，提出的传导机制的闲暇的跨期也是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传导机制是闲暇的跨期替代。闲暇的跨期替代“在使得模型与周期性的就业波动大大超过生产力波动这一观察结果的吻合方面非常重要。”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暂时变动有较大的弹性。假定存在一个正向冲击。如果劳动者判断冲击是暂时的，那么，与未来相比，现行工资较高，劳动者就用劳动代替闲暇，现期劳动供给增加，产量增加，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如果劳动者判断冲击是长久的，他们就不愿意增加劳动供给，因为本期和下期相比，工资并无多少增加。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这一物质基础是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才使得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资本家要摆脱危机就要更新固定资本，但是这种更新只会使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地不断发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物质基础的分析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着重指出了传导机制只会把资本主义经济拖向更深的泥潭。此外由于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是不断缩短的，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滑向毁灭的深渊。

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更多的是存在于市场经济运行方面或者是通过人的预期失误，或者是通过闲暇的跨期替代等来传播经济波动的，注重对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和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对经济冲击反应的研究。如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劳动者通过判断技术冲击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来决定自己劳动供给量的改变，引起就业、产出的改变，导致整个经济的波动。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中提出的传导机制能够在经济到达衰退的最低点时，或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或通过政府的力量，让经济恢复均衡增长。如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当劳动者判断冲击是暂时的，他们会增加劳动，随着冲击的消失，下一期的工资可能就不会比这一期高，他们便减少劳动或者不增加劳动，经济恢复到一个稳定的增长路径上来。

5．马克思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后果的看法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理论认为，金融与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既有破坏作用又有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如果比例平衡遭到破坏，“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平衡是一种偶然现象，经常出现的是不平衡，不论第Ⅰ部类的生产过剩，还是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都“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衡只能通过经济危机来解决。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是靠牺牲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在经济得到暂时的平衡之后，由于大量新的固定资本的使用，资本家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人受到更重的剥削，下一次破坏力更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固定资本更新这一物质基础的存在，使得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断以加重的方式发生，最终摧毁资本主义经济。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危机淘汰了落后的生产力，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了创新和固定资产的更新，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条件。生产的停滞会使一部分工人闲置下来，这使就业的工人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另一方面，价格下降和经济斗争会刺激资本家采用新机器和新的劳动方法，来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一般价值，即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其次，不变资本的贬值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的要素。“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量同可变资本的相比相对增加，但是这个量的价值可能下降。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于是，“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大多数经济部门和不同国家都共同存在的一种经济运行的起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本身的变动，不是对确定的增长率的长期趋势的偏离，即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的变动。因此，实际的经济周期得出结论，由于技术冲击会使得经济衰退或者繁荣，那么，不论衰退还是繁荣，经济周期的每一阶段，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理性预期的经济当事人会根据冲击来调整劳动供给和消费，他们从最大化的目标出发，来作出自己的决策，其行为符合最大化的原则，所以经济周期是经济当事人做出的具备帕累托效应的有效反应的结果。如果没有外部的影响，冲击的结果仍然是帕累托最优。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由价格和工资粘性引起，价格和工资粘性会使得社会福利受损，因此，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否则全社会达不到最优状态。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协调失灵理论，阐述了在价格具有充分收缩性、当事人是经济人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仍然无法成功地协调整体经济运行，此时在经济中会出现各种效率不同的多重均衡。这说明政府可以刺激总需求来使市场上的潜在交易者增加，销售率提高，生产有利可图，经济向高产出均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