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引发企业投资活动税务机遇与风险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向：一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二是坚持税费联动、有增有减，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三是有利于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四是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降低征管成本。五是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推进依法治税。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在3个领域当中进行展开，第一个领域是税收体制的改革，标志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二个领域是财政预算支出改革，标志是预算法出台。第三个领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标志是分税制。这3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中。现存的体制具有比较强的投资激励，投资规模越大，地方政府的收入相对越高。中国的财政体制，是激励投资体制。

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巨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明确在2016年基本完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

财税改革三步走对投资活动的影响：

1.预算改革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原预算法规定预算审查的重点是收支平衡，同时要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完成上缴任务。于是在客观上带来税收政策执行的“过头税”和该收不收后果。为确保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新预算法要求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新预算法实施后，投资活动收益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的局面会有所改观。

2.税收改革

税收改革涉及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六个税种。它们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果，是企业投资可行性的重要指标。

3.中央地方关系再调整

中央地方关系再调整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以及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体现在财政返还的预期的变化。

税收改革引发企业投资活动的机遇与挑战：

1.个人所得税

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建立针对性、差别化费用扣除制度，强化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改革以后国家征个税，把收入综合计算的同时，会考虑支出后给予抵扣额。支出包括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负担、再教育需求、住房贷款等等，有利于企业通过薪酬设计，吸引高层次人才。

2.房产税

当前房地产税的立法研究主体由住建部门向财政部门转化，房地产税不可能仅仅为了调控房价，而是涉及整个房地产领域的税制改革，将“房”和“地”的税种进行归并，将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将可能涉及现行房地产领域城镇土地使用税等10余项税种的增减、归并，对企业投资房地产相关投资活动税负影响巨大，企业应密切关注房地产税的立法进程。

3.环保税

新环保税体系方案已上报财政部，预计将在“十二五”（2011—2015）中后期实行。内容包括对温室气体排放单独征税，征税对象主要针对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等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企业投资此类预期征收环保税的行业，投资收益会产生负面影响。

4.消费税

将调整征收范围，比如有研究预计，一般化妆品可能不再征税。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会优化，征收环节会改进，部分税目征收由生产、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并将税收划归地方。企业投资行业和经营范围的税负会受到影响。

5.资源税

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增加了煤炭企业税负，也可能使以后的煤电价格更贵。另外，资源税将扩围至水流、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空间，目的是以经济利益杠杆促进资源节约。企业投资征收资源税的行业，税负会受到影响。

6.营业税改增值税

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全面实行“营改增”，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商业模式创新。增值税下一步将扩围到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增值税立法也将适时完成，而营业税将成为历史。对企业投资活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看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次给企业减负的改革措施。

财税改革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政策导向是将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优惠体系。

目前，各种税收优惠区林立，已批准或正在申请待批的优惠政策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省份。有些地方政府或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出台“土政策”，甚至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制造政策“洼地”。财税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要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企业投资时，应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避免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兑现的损失。

我国仍处于黄金发展期和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面对财税改革的发展机遇，企业通过投资活动，实现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对投资活动进行适当的风险控制，合理应对各种税收制度变革带来的挑战，才能达到投资效益最大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