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

对西方而言，20世纪就是翻译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翻译的发展和繁荣，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具体就西方的翻译研究而言，则20世纪首先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为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确立注入了生机。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曾把西方的翻译理论归纳为四大流派，即语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理论，其中除语文学理论的兴趣在于如何翻译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外，其余三大理论流派均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翻译中的各种语言现象。其中，语言学理论更是直接应用普通语言学理论，以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为其出发点，建立其翻译的等值观。

当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因为前半叶，西方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的数量上。从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卡特福特(J．C．Catford，1917—)、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等人。严格而言，正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即他们代表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的重新编码的过程。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从而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雅可布逊的译论在20世纪世界译坛具有深远的影响^[1]。

尤金·奈达则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方面的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不仅应传递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语言的各种功能，这也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由于奈达把翻译视作一种交际活动，所以他在判断翻译的效果时也是从翻译所传达的信息量出发，认为翻译的效果取决于以最小的工夫接受最大的信息量。

但是，奈达的“等效”理论注重内容而轻形式，对此纽马克以为完全照此翻译不可取。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方法，前者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后者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

卡特福特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2]，并把寻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语言学派的研究由于应用了语言学理论，使得翻译研究的结果显得比较“直观”，也比较“科学”。但是，当语言学派的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时，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因为此时它面临的对象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这个对象的性质更多的是艺术。因此，还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不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翻译问题了。例如，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奠基人之一维莱姆·马西修斯(Vilem Mathesius)在1913年就从等效翻译的角度指出:“……哪怕运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艺术手段，也要让诗歌翻译对读者产生原作同样的作用……相似的或接近相似的手段其效果往往未必相似。因此，追求相同的艺术效果比追求相同的艺术手段更为重要，在翻译诗时尤其如此。”^[3]著名的波兰翻译理论家泽农·克列曼塞维奇(Zenon Klemensiewicz)说得更为透彻:“应该把原作理解为一个系统，而不是部件的堆积，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机械的组合。翻译的任务不在于再现、更不在于反映原作的部件和结构，而在于理解它们的功能，把它们引入到自己的结构中去，使它们尽可能地成为与原作中的部件和结构同样合适、具有同样功效的对应体。”^[4]到了尤金·奈达提出了交际理论、强调了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译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语言学派的某些领域实际上已经与文艺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包括交际理论、符号学理论等在内的一些语言学派理论中的许多观点也已广泛被文艺学派所利用。

所以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又开始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不再局限在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其实，即使是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可能仅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到动态对等，就已经涉及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已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最近30年来，“翻译研究正越来越转向文化研究，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5]。

翻译的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一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同样起始于20世纪的后半叶。

在此之前，西方的译学研究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它对专业文献(技术、科学、商业等)的翻译甚至口译，似乎倾注了更多的关注，而对文艺翻译的重视远不如苏联、中国，甚至一些东欧国家。所以1957年西奥多·萨沃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的《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书的出版，在西方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而言，该书似乎可以视作当代西方译学研究者重视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的先兆。

进入60年代，西方译学界有两篇论文值得我们注目。一篇是美国学者让·帕里斯撰写的《翻译与创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on)，另一篇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发表在《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年鉴》上的论文《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as a Key to Literature)。前者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在把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转变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时候，作品的性质有没有被完全改变?在完成作品语言的转化过程中，译者有没有违背，或至少是损伤原作的艺术和精神?他对英国人通过英语欣赏莱辛、法国人通过法语欣赏济慈表示怀疑。他在比较分析了原作和译作的性质之后得出结论:“我确实认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译者，一个未知世界的译者。他赋予这个世界一个明确的、一个可以感觉得到的表现形式。对艺术而言，发现甚于创造，……译者处于与艺术家很相像的地位。译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而艺术家则是现实的创造者。”^[6]

如果说，帕里斯向我们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的话，那么埃斯卡皮竭力论证的就是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价值了。埃斯卡皮是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准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譬如当一个诗人说出或写下“紫色”这个词，他无法断定这个视觉形象能否在每一个读者身上都能产生他想表达的含义。然而，艺术的妙处也就在这里。假如“原意”与“理解”能进行直接、完整、迅速地交流的话，那么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7]。埃斯卡皮高度评价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8]

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文学翻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首推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专著《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这本书的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斯坦纳说:“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王记’，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斯坦纳高度评价了翻译的功绩，他说:“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其实，又岂止是语内翻译呢——引者)，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9]与语言学派的研究观点相比，斯坦纳的观点显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

与此同时，在当代西方译学界还活跃着另一批学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共同主张、观点和方法论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从70年代中(个别学者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他们不断开会、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形成了比较完整，也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S．Holmes)、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朗贝尔(JoséLambert)以及梵·登·勃鲁克(R．van den Broeck)等。这批学者竭力想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的禁锢，试图以有别于大多数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综合理论和不断发展的对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虽然，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学翻译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诠释，但人们仍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的许多相同点，这些相同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他们都把翻译理解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他们都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相互借鉴;他们对翻译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他们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霍尔姆斯曾非常深刻地区分了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间的区别:“文艺学派的主要兴趣是在翻译产品上，重在研究译作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本;语言学派的主要兴趣在于用一种语言输入的句子与用另一种语言输出的句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它是从原作到译作的探讨，而不是从译作即从结果再返回原作进行研究。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最大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能提供许多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但是这种理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只研究句子层面以下的句子和语言现象，结构语言学和转换语言学分阶段的研究都没有走出句子层面，而翻译则很明显地不是去翻译一系列的句子，而是翻译一个由一系列句子组成的文本。在此前提下，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派理论都暴露出了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它们都不能触及翻译的文本层面。”^[10]

把文学理解为一个体系，也即把文学理解为，由各种因素按一定的规则严格构建而成的组合体，这种观点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蒂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雅可布逊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沃迪什卡(Vodicka)等人那儿。在今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仍不乏其人，如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西格弗雷特·施密特(Siegfried Schmidt)、埃文—佐哈尔等。其中，以埃文—佐哈尔所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 Polysystem Theory)对上述这批文学翻译的探索者产生的影响为最大。

除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外，吉迪恩·图里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在这批学者中间，甚至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影响也很大。这本书收集了图里于1975—1990年间所写的论文11篇，其中有对翻译符号学的研究，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有对描述性翻译的研究和对具体翻译个案的研究。作者的整个指导思想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过多地局限在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等问题的讨论上，而太少关注，甚至忽视对译文文本(translated text)本身，对译入语的语言、文学、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图里认为，翻译更主要的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面向译入语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因此，他对仅仅依据原文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源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应该注意译入语一方的参数，如语言、文化、时期，等等，这样才能搞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的结果。图里还进一步提出，研究者不必为翻译在(以源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这两极之间何去何从而徒费心思，在图里看来，翻译的质量与特定文学和特定文本的不同特点的翻译规范有关。他把翻译标准分为三种: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所谓初始规范(preliminary norm)指的是对原文版本、译文文体、风格等的选择;预备规范(initial norm)指的是译者对“等值”、“读者的可接受性”以及“两者的折中”所做的选择;所谓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则是指反映在翻译文体中的实际选择。图里认为，译者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发现适宜的翻译规范。对图里的“翻译规范”人们也许并不完全赞同，但是他的探索给人们提供了进行翻译研究的崭新的视角，这点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也是20世纪末译学界最值得注目的现象之一，即女性主义批评家对翻译研究的加入为当代的翻译研究吹入一股新风。80年代以来，国际译学界出现了一批从女性主义批评立场研究翻译的学者。有意思的是，她们首先强调的是译作与原作的地位问题。她们指出，传统的观点把译作与原作视作两极，所谓的“优美的不忠”的说法其内蕴其实就是原作是阳、译作为阴，阳者是万能的，而阴者则处于从属地位。翻译界流传甚广的说法“翻译像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不仅包含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而且也包含着对译作的歧视。

与此同时，在翻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自然也受到了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猛烈抨击。有人就抱怨法语语法中阴性、阳性规则对女性的歧视，说在法语中，作为同一个句子的主语，300名妇女的地位还及不上一只猫(当然是一只公猫)，因为句子谓语要求与猫保持一致，从而将300名妇女置之“猫”后。其实，把阳性作为我们语法的语言常规，把阴性理解为阳性的对立面，这种情况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见到。于是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便设想建立一种新的女性的语言格式，并利用双关、新词和外来语等手段来破除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语言观念，力图创造一种新的女性语言的格局。这样，女性主义者的创作便成了对男性译者翻译时的一大障碍。其实，即使没有这些创新的女性主义话语，男性翻译者已经受到了女性作家的强烈挑战，她们诘问:一个男性译者能把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只有女性才能体会到的独特的心理和生理感受翻译出来吗?从某种意义而言，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翻译研究已经越出了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涉及的已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还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

综观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研究史，从直译、意译的讨论，可译、不可译的争论，到对翻译的风格、原则、标准、性质的探索，再到近几十年来运用语言学理论对翻译进行分析，以及以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审视，翻译研究的理论层面正在一步步地提高，翻译研究的视野正在一步步地拓宽，翻译研究的概念也正在一步步地更新。

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与此前两千年以来的翻译研究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呈现出三个根本性的突破。

首先，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做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彻了。譬如卡特福特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根据翻译的范围、层次、等级，把翻译区分为“全文翻译对部分翻译”(Full vs．Partial translation)、“完全翻译对有限翻译”(Total vs．Restricted translation)等类型，然后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文本材料的翻译情况，如音位翻译是怎么回事?字形翻译又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探讨，显然要比此前所论及的应该怎样翻译、不应该怎样翻译要精细得多。

而在此之前，直至20世纪50年代为止，西方翻译史上的绝大部分翻译研究基本上关注的就是一个如何进行翻译，或者说如何更好地进行翻译的问题。这样，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就一直停留在翻译的最表层的语言转换的问题上。对直译、意译的讨论要解决的是如何翻译的问题，而可译与不可译之争，表面看来似乎进入了哲学层面，其实它的背景涉及的是对待宗教文献的翻译态度问题，即对宗教(如《圣经》)的原文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呢，还是译者可以有所自由发挥?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脱不了直译、意译的讨论范畴。后世对翻译风格、原则、标准、性质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即大多是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总结以及由此而来的思考和主张。当代美国翻译学研究者威利斯·巴恩斯通教授说得好:“在20世纪之前，所有人，包括贝雷(Guillaume Du Bellay)、多雷(Dolet)、查普曼(Chapman)，德莱顿(Dryden)、蒲伯(Pope)、泰特勒(Tytler)、赫尔德(Herder)、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还有那两个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和尼采(Nietzsche)，不管他们谈翻译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它们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11]

其次，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进步。

譬如，德国功能学派翻译学学者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翻译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 of translation)就竭力强调译者的目标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把译者的目标理解为一种集合了多种因素的企图或意愿，当译本到达一群接受者手里时，译者体现在译作中的企图或意愿可能与原作的原意完全背道而驰，大相径庭。所以，在弗米尔看来，翻译的成功取决于译作中所体现的意愿与接受者环境中的意愿的内在一致性，即他所说的“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尽管译者无法完全预见接受者可能会有的反应，但设想中的接受者类型却会左右译者的翻译活动^[12]。

最后，当代翻译研究中最大的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正如美籍意大利裔译学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到的，“符号学、语境分析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等表现出了重要的概念差异和方法论差异，但是它们在关于‘翻译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形式，它迥异于外语文本和译语文本’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13]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鉴于此，德国功能学派的另一学者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anttari)甚至不把翻译简单地称作为“翻译”(translation)，而是用一个杜撰的、含义更为广泛的新词“移译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代替它，以表示各种各样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个词还不仅局限于翻译、改编、编译，它甚至把与外来文化有关的编辑、查阅等行为也包括在内。在这种“行为”里，译者变得像是一个根据委托人要求设计“产品规范”(product specification)的专家，并生产符合接受者文化圈特定需要的“信息传递物”。而译作也不再寻求与原文的等值，而只是一份能满足委托人需要的目的语文本。

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譬如，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就注意到了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注意到了所有的文学翻译都是源语国文学为了某种目的而对译语国文学的一种操纵或控制^[14]。

“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在原先的文学研究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一些文化被翻译得多而另一些文化却被翻译得少?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这些作品在译入语体系中占何地位?在源语体系中又占何地位?两相比较又有何差别?我们对特定时期翻译的惯例和习俗知道多少?我们如何评价作为一种创新力量的翻译?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和称作经典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是何关系?译者对他所翻译的作品有哪些想象，而这些作品又是如何被形象性地表达出来的?这些问题表明，作者已经不再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次要的”、“边缘的”行为，而是文学史上一支基本形成的力量。埃文—佐哈尔还分析了在某一文化圈内形成翻译高潮的三种特定条件，把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弱势与强势联系了起来。这样的探讨，对人们客观冷静地认识各民族文学中的翻译行为无疑是很有启发的。

多元系统理论致力于探索对翻译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合适的框架，同时也努力揭示文学翻译的模式。但它无意对文学翻译做任何价值判断或作任何“指导”，而是把翻译的结果视作一种既成事实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探寻决定和影响翻译文本的各种因素。这样，这批学者的翻译研究，正如图里所说，是以经验事实，即翻译的文本为其出发点。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注重翻译的功能和实效，所以他们研究时目光并不囿于孤立的文本，而是着眼于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文学系统的历时和共时的交叉、翻译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或非文学体系的相互关系，等等。

颇具新意的还有前几年刚去世的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折射理论”。勒菲弗尔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讨论中的古典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它本身的折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折射。从中小学校使用的选集里的漫画或大学里使用的文集，到电影、电视连续剧……到文学史上的情节总结，到评论文章……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感受就是由一系列我们已经熟悉的折射累加在一起组成的。”而翻译，勒菲弗尔认为，也像所有的文学研究，包括如文学批评，也是对原作的一种“折射”。他分析说，由于文学主体概念的作用，人们习惯于以为“对文本进行的任何形式的篡改，都理所当然的是对原文的亵渎。然而，翻译就是这样一种篡改”。这样，“对文学作品的独特性来说，翻译就代表了一种威胁，而文学批评不会产生这种威胁，因为……批评没有明显地改变原文的物质外形”。勒菲弗尔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翻译和批评的作用都是使某部作品适合另一些读者，或者对读者将某部原作按照包含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诗学具体化产生影响，那么，批评和翻译之间的差别就微乎其微了”^[15]。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勒菲弗尔通过提出所谓的折射理论对翻译进行了新的阐述，实际上已经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放在与译入语文化圈内的文学创作同等地位上予以考察了。

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趋势，但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实在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而且对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也有相当的影响，表现出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评述当代西方翻译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把翻译提升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予以分析、研究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界唯一的发展趋势。事实上，目前西方译学界还有相当多的学者仍然在借用语言学或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翻译，仍然在关心和探讨“怎么译”、“如何译得更好”等问题。正如当代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一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同样也是多元的。

(原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注释】

[1]Roman Jakobso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ida”，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Theories of Translation，Chicage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2]J．C．卡特福特:《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穆雷译，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3]《翻译的技巧》，苏联作家出版社，1970年，第416页。

[4]克列曼塞维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Wroclaw，1957年，第514页。

[5]Luise von Flotow，Translation and Gender，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p．1．

[6]Jean Paris，“Translation and Creation”，in William Arrowsmith and Roger Shattuck，The Craft and Context of Transla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1961，pp．62－63．

[7]Robert Escarpit，“‘Creative Treason’As a Key to Literature”，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1961(10)，pp．16－21．

[8]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

[9]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0]James S．Holmes，“Translation Theory，Translation Theories，Translation Studies，and the Translator”，in 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Atlanta:Rodopi，1988，p．94．

[11]Willis Barnstone，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222．

[12]Hans J．Vermeer，“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in V．Lawrence．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0．

[13]Law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Routledge，2000，pp．215－217．

[14]Itamar Even—Zohar，“Polysystem Theory”，in Poetics Today，1979，p．1．

[15]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