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着文化学的兴起与繁荣以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20世纪80年代末，翻译研究的范式由以语言学为基础，以语言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以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文化背景为内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常以1989年在英国瓦里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rick）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为起点。1999年以巴斯奈和勒弗维尔为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者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的表述。文化学派的译学研究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调查，尤其是文化调查，从宏观的视角来考察翻译。正如他们指出的：“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大语境、历史和传统。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Lefevere & Bassnett，1998：1）。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展开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的影响，把翻译看作是宏观的文化转换，而不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并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从而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文化学派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文化交流，文化是翻译的单位，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中把词、句、语义作为翻译目的和翻译单位的藩篱。他们提倡文化研究，认为通过翻译可以反对和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把翻译研究纳入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范畴，让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地位以及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译语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

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强调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文化功能上的等值。也就是说翻译文本在译语文化中发挥或承担的功能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的功能一致，文化功能等值实质就是文化转化的手段。此外，为了达到文化功能的等值，翻译可以改写原文，并提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改写”就是“操纵”，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等一系列概念。这一观点进一步解放了译者的能动性，更加凸显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

文化转向借用当代文化理论，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的思考，通过个案研究对翻译进行考察、剖析，进行新的描述。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更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更关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行为对译文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与作用。文化转向把翻译活动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引进了跨文化交际学、社会学等理论为传统语言翻译学提供新的借鉴，也为翻译批评提供新的思路。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的意义：“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文化转向也使我们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这一性质”（Simon，1996：7）。

国内关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也早有认识，国内对文化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1984年，王佐良先生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就开始关注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之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化等微观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90年代后受西方翻译文化转向的影响，我国的学者也把翻译研究纳入社会、文化视野。如王克非（1997）探讨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外国翻译的文化兴起，翻译对中外文化社会的影响和翻译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王宁（2006）从文化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反思，将翻译视为文化阐释，并通过文化阐释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甚至重构。孙艺风（2008）在《翻译与多元之美》一文中对文化翻译的性质进行讨论，文章指出翻译是游走于不同文化空间的符号。这种状态提供了文化杂合的先决条件，亦是不同文化之间互动互补的表现形式。杂合、内化、改造、重构是文化翻译的必经过程，而文化翻译加强各种文化间的参照，互为补充、互为逾越，逐步建立起平等对话机制，以实现不同文化多元共存。通过文化翻译建立多元文化的对话平台，跨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因此，在文化翻译中，文化心态很重要。文章进而讨论了文化阐释、文化语境、文化改造并探讨如何通过文化翻译建构和谐共存的世界文化生态。刘宓庆（2007）认为，文化翻译是翻译学鲜明的学科本位特征，虽然文化不局限于语言，但必须以语言为依托。刘宓庆把文化信息划分为四个层次：物质形态层、行为习惯层、典章制度层和心理活动层，并最终归于语言文化之中。这种划分为译者辨析文化信息的翻译提供了依据，也为文化翻译批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框架。该书提出文化翻译研究的课题主要体现在语义的文化阐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以及文化翻译表现论，试图建构文化翻译研究理论体系。

国外翻译“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拓宽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批评的视角，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忧虑，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文化转向忽视语言层面的分析上，由于过于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围因素，导致翻译研究的主体泛化，甚至缺失。譬如赵彦春教授指出近三十年来的文化派翻译研究“虽不乏善可陈，但却是一步步走向了歧路。尤其是解构学派、女权学派、操纵学派更是代表了这一错误方向，该派论者从文化的立场考察翻译，揭示了文化与翻译的相互作用，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翻译学而言，它走的是一条现象描写的道路，更由于它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拍打而漂向了否定翻译学基础体系的极端”（赵彦春，2005：2-3）。曾文雄认为“脱离了翻译的根本—语言内部研究，翻译就成了无源之水，翻译也就不存在了。其实，文化研究也需要在源语、译语文化语境下对语义、语形、语用等层面的语言转换与互动过程进行描写与解释。文化学派的本体论基础应为结构研究，即对翻译行为的性质、过程和语言转换机制及其互动结果的研究，运用归纳和演绎逻辑体系建立科学的翻译学。但文化学派远离了内部研究而完全关注于外部的研究，甚至认为这才是翻译的发展方向。显然，把翻译完全看作文化翻译是片面的、错误的。文化学派把外在的因素无限制地夸大，自然就难以形成合理的规范和标准，获得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结果也就难以抓住翻译的本质特征”（曾文雄，2006：93）。因此本书试图将国外的文化转向和国内的文化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厘定文化翻译的内涵，使文化翻译这一视角更具理论的综合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