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哲学转向

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为翻译研究送来了怡人的春风。1965年，伽达默尔发表了《真理与方法》，标志着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正式诞生。该书从哲学层面对理解、语言及其与存在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释，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翻译研究。“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是伽达默尔在其现代哲学阐释学中标志性的思辨。他对“理解”的理解既不同于传统的神学阐释学，那是对释经过程中要求译者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主观意愿、避免误解、绝对忠实地把握原义的纯语言技术层面的理解，也不同于近代哲学阐释学，那是施莱尔马赫及狄尔泰所主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理解；而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本体论层面的理解。伽达默尔在其阐释学经典著作《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书的目的不在探讨“理解”现象本身，而在“理解”现象背后的东西，即“理解现象的本体论问题^[1]。以此来看，伽达默尔旨在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中“理解”现象的普遍性本质特征。“理解”本是一种传统的“避免误解的艺术”，一项解经释义的技术，在现代哲学阐释学里转变成了阐释人类自身存在的哲学本体论。这是译界关于“译者主体”思想的哲学依据。

伽达默尔借鉴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类“此在”的时间性的精辟分析，把“理解”深入到与语言、存在的关系当中。从海德格尔“存在即语言”的思想中，他透视出语言与人的统一性，认为人的各项活动都必然打上语言的烙印，语言是人的生存本质。他断定，理解本身就是存在活动，各种现实存在的历史流传物，诸如语言文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都是人的历史性存在，且都是语言形式的存在，因而得出：理解人类的历史传统就是理解语言，语言就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存在的根本特性就是语言性。这样，理解的历史性和语言性构成了伽达默尔阐释学中关于理解和语言的核心思想。他给语言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一切都是语言在说话，因为语言即存在，人们通过理解语言而理解存在，并因此理解自身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现代阐释哲学，把传统阐释学的“把理解当成避免误解的艺术”的严谨作风看成了一种缺陷，因其一味迷信文本作者的原意。现代哲学阐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的翻译就已经是理解，我们可以说，翻译始终是理解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屠国元教授还对“译者主体性”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作为一个透明体进入本文的视域从而得到作者要表达的‘唯一正确’的原初意义”，因而“对文本的阐释不可能出现读者的理解与本文原意完全吻合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消极地复制文本”；并以此对奈达的“译文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的“等效论”视作“一种美好的理想”，因为“语言形式的转换过后，不可能没有内容的丢失和误读”，并据此得出“译者的本体性是一种客观的呈现事实”^[2]。他还认为，“由于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误读会客观存在”，而且“正因为误读的存在，才使文本审美价值、意义内涵不断被挖掘、呈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在永无穷尽的‘误读’中生成、延续和发展。可以说，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无限的‘误读’之中”。“误读”作为理解原作过程中遗留下的瑕疵与遗憾部分，依偎在现代阐释学的哲学怀抱中，成了译者主体宣扬其能动的资本。

翻译理论家王东风先生说：“‘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影响？’这种描写性方法为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在翻译理论界，指令性或规定性（prescriptive）研究已经过时，规定译者该怎样做或不该怎样做，被视为是对译者权利的压制；相反，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只是描述、解释、理解译者所做的事，译者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敬。传统的以原文和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向译文和译者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得以成功转化。人们不再囿于传统的翻译研究视角，认为对翻译科学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不应仅仅“忠实于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