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翻译能力构建模式

不同的学者对翻译能力有着不同的定义，根据不同的定义，学者们又构建了不同的翻译能力模式。本节拟对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翻译能力模式做个梳理，并对其进行一定的分类，以便更加清楚地把握国内外对翻译能力研究的脉络，以构建适合中医翻译能力模式。

3.2.1 国外学者构建的翻译能力模式

要对翻译能力进行分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分类就是把具有相同特征的翻译能力模式放在一起。但问题是有时很难说有些翻译能力模式到底是属于哪一类或者哪一类的特征更多。当然，我们可以根据翻译能力模式构建的出发点来分类。如有的是从纯理论出发来构建翻译能力模式的，有的侧重翻译教学或者职业实践，还有的注重实证研究。但这种分类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翻译能力模式很难找出其构建的出发点，还有些翻译能力模式有多个出发点，所以这种分类很难把翻译能力模式这一问题说清楚。

王树槐、王若维（2008）按照翻译能力构成成分的不同将中外翻译能力的构成模式分为11类，包括天赋说、自然展开说、自然展开修正说、建构说、转换说、策略或认知说、语篇协调说、生产选择说、交际说、语言语篇能力说、多因素均力说。这种翻译能力模式分类虽然比较齐全，但比较难以把握。

Pym（2003:483-487）在其论文中，把翻译能力分为四个方面。

（1）没有翻译能力这一说法。

（2）以语言能力的综合为中心的翻译能力模式。

（3）多元成分翻译能力模式。

（4）最简翻译能力模式。

Pym的分类主要是以翻译能力的内容或者成分为基础进行的，虽然这种翻译分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这是目前最为恰当的翻译能力模式分类。本书对于翻译能力模式的分类主要就是在Pym分类的基础上，参考Márta（2008）的分类标准，并进行一定的修正。我们根据国外学者对翻译能力构建的研究，去除了Pym所说的第一类，即“没有翻译能力一说”，因为既然我们在讨论翻译能力，其前提就是我们是承认有翻译能力这一说法的。另外，还加了一类，即专业领域的翻译能力模式。

3.2.1.1 以语言能力的综合为中心的翻译能力模式

这一模式是翻译学在获得独立学科前的翻译能力研究模式（马会娟，2013:56），该模式认为翻译能力由母语（L1）和二语（L2）两种语言的能力组成。Wilss（1996）认为翻译能力是由选择性解码（源语语篇分析）和选择性编码（目标语语篇产出）能力组成。Pym（2003）将Ballard（1984）、Koller（1979）以及Harris（1977，1978，1980）等翻译能力研究都归入这一模式，尽管他们都没有设计一个详细的翻译能力模式。本节我们主要概述Brian Harris的自然翻译能力模式，Stanfield的翻译能力模式以及Daniel Agnes的匈牙利翻译能力模式。

1）Harris的“自然翻译”（natural translation）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Harris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提出了关于“自然翻译”的观点（Harris，1977，1978，1980；Harris和Sherwood，1978）。Harris的“自然翻译”理论最初研究的是移民家庭中担任口译的儿童，对这种口译“自然”发生的状态和发展阶段进行描述。他通过调查和分析这些双语儿童的翻译能力及其翻译能力的发展，提出不需要专门训练，所有双语者都可以进行翻译，认为翻译能力是讲双语者的一种“普遍的、天生的语言技能”，而且该翻译能力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而提高（Harris和Sherwood，1978:155）。

Harris和Sherwood（1978:155）将“自然翻译”定义为:“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在日常情况下进行的翻译”。潘珺和鄢秀（2011）认为“自然翻译”的提出主要基于3个理论命题:

（1）所有的双语者都能翻译。双语者在具备两种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具备“第三种能力”，即双语转换的能力，这种能力即为“自然翻译”的能力。

（2）翻译研究应先研究“自然翻译”，即由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在日常情况下进行的翻译。

（3）在“自然翻译”中，信息的转换是主要目标和衡量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语言的表达如不阻碍信息的传递，则相对不那么重要。

Harris认为翻译能力是双语者的一种天生的能力，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的观点相吻合。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中区分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这两个不同的概念。Harris在其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语言行为这一概念，其实，他甚至也没有提到“能力”这一概念，而是用翻译“技能”来表示，但许多学者（Krings，1986；PACTE，2002；Pym，2003；Márta， 2008）都认为Harris所指的“自然翻译”就是一种翻译能力的概念。

Harris的“自然翻译”理论一提出便遭到了批评和质疑。主要认为其范围太窄，关注的只是语言能力；而且强调翻译能力无需专门训练就会自然得到发展，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其他的翻译能力，比如职业翻译能力（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 （Lorscher，1991；Pym2003）。然而，Harris认为，对任何自然语言或技能的研究应基于对其初始状态的探索，因此，要了解职业翻译，首先要了解这种“先天性”的双语转换是如何开始的（Harris，1977）。

同时，Harris从来没有说自然翻译能力会自动发展成为职业翻译能力，他也曾经讨论过为什么有时双语者没有能够发展到职业翻译能力阶段。但他并没有去研究职业翻译及其能力发展，他认为翻译能力的培养应该同时在翻译训练和外语课堂中进行。

虽然“自然翻译”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但它也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潘珺、鄢秀（2011）认为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具有十分深远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自然翻译”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视野，将研究视角转向以往被边缘化的“非职业”翻译，承认其在译学中的合法地位，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同时，“自然翻译”的研究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深度，将研究视角转向翻译能力的动态发展过程。

2）Stansfield提出的“准确”和“通顺”的翻译能力概念

Stansfield（1992）和他的同事们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翻译技能水平的描述”这一概念，并试图找出影响翻译能力的语言技能。他们发现，翻译可以从“准确”（accuracy）和“通顺”（expression）这两个维度进行评估，即从源语文本到目标语文本在内容或者信息传递上的准确和目标语文本在语法、词汇、风格等方面的通顺。

虽然Stansfield和他的同事并没有直接提出翻译能力的概念，但其他研究者把他们对于翻译评估的两个维度用于翻译能力的研究中。Waddington（2001）把这一模式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他认为翻译能力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的:

（1）正确传递信息的能力。

（2）产出结构合理的目标语文本的能力。

Márta（2008）认为Stansfield有关“准确”和“通顺”的研究是翻译测试方面一个开创性研究，第一次将现代测试理论用于翻译能力的评估中。同时Márta又指出了他们研究的缺点，即他们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翻译能力的模式，从翻译理论上来说，这使得他们的研究缺乏理论框架，影响其信度。

同时，Waddington根据Stansfield的研究把翻译能力分为正确传递信息的能力与产出结构合理的目标语文本的能力，这一区分也有其问题:

（1）成分构成过于复杂。对于信息的准确传递和目标语文本的产出质量这两个方面看似简单，实际上必定会包含翻译中的许多程序和技能。

（2）从这一区分中，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什么是“正确”的信息传递与什么是“结构合理”的目标语文本。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所致。由于没有翻译理论作为支撑，一些诸如文本类型、翻译信念、目标语受众与期待等因素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研究中。而这些因素对于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信息传递与什么是“结构合理”的目标语文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árta，2008:37）。

尽管有许多的缺点，但Stansfield的研究无疑可以作为后来的翻译能力模式构建以及翻译评估方法的起点（Márta，2008:37）。

3）Agnes的匈牙利翻译能力模式

匈牙利学者Daniel Agnes也是翻译能力语言学模式的一个代表人物。她强调译者对于两种语言差异敏感的重要性，尽管她也意识到语言能力强并不一定总是意味着翻译能力强，同时也注意到了翻译中的功能因素。但总体上来说，她的观点还是属于以语言能力的综合为中心的模式。她建构了一个以语言能力为中心的翻译技能模式:

（1）注意词汇差异的能力。

（2）注意语法差异的能力。

（3）注意语篇差异的能力（文本建构与其他相关的差异）。

（4）其他技能与知识（如有关世界的知识、参考材料的使用、创造性等）（转引自Márta，2008:38）。

Agnes对于翻译中语言能力的归纳非常全面，后来的翻译多元模式中也都提到了这些语言因素。在该模式中，她主要强调了译者的对比语言能力，而且她主要还是从静态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注重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关系，所以她总体上来说还是属于传统的以语言能力为中心的翻译能力模式。

3.2.1.2 多元成分翻译能力模式

多元成分模式认为翻译能力是由多个可以辨别的分项能力组成，这是目前国内外译界的普遍看法。国外多元翻译能力模式可以说已经比较成熟，不同的模式其侧重点又不太一样。如Wilss（1976）就提出了由多项能力成分组成的翻译能力模式，他认为翻译能力由源语的接受能力、译语的产出能力以及超能力（即转换能力）组成。Delisle（1980）认为翻译能力包含语言能力、百科知识、理解和表达能力。Roberts（1984）认为翻译能力由语言能力、转换能力、方法能力、学科能力以及技术能力构成。

Bell（1991）借鉴Canale和Swain（1980）所提出的二语习得理论中关于一个人外语能力（语法知识、语篇能力、策略能力与社会语言学能力）的论述，提出翻译能力包括双语能力、专家（知识）系统和交际能力。其中交际能力又包括正确使用语法知识的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转引自马会娟，2003:57）。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翻译能力模式逐渐变得比较系统、全面，总体越来越成熟。下面我们按照Márta（2008）的分类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多元模式进行简要的总结。

1）Hatim和Mason的翻译能力模式

Hatim和Mason根据Bachman（1990）对于语言交际能力（包括组织能力、语用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翻译能力模式（见表3.1）。

表3.1 Hatim和Mason翻译能力模式（Hatim，Mason，1997：205）

Hatim和Mason区分了翻译过程中的3个阶段，即源语文本处理、转换与目标语文本产出，并在不同的阶段设计了不同的能力。

该翻译能力模式的优点在于它把翻译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过程”（sub-process）展现出来了。但同时，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模式，在教学和评价实践中不具有太大的可操作性，甚至每个分项能力的构成项都可以进行再细分，如怎样判断信息性与怎样建立互文性等，都可以进行再细分（Márta，2008:39）。

2）Stolze的文本为导向的翻译能力模式

Stolze（1992）在一篇关于翻译教学中语言学的作用的文章中提出了她对于翻译能力的理解，她认为翻译能力包括两个方面:

（1）理解的能力（源语文本）。

（2）交流的能力（目标语文本中信息的有效交流）。

她认为翻译能力实际上是译者有意识地处理文本的能力，即理解源语文本并在目标语文本中有效地交流的能力。在这两种分项能力中，由有关语言、文化与特定领域的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组成。

其实Stolze关于翻译能力的模式与Stansfield、Hatim和Mason的模式有些相似之处，对源语文本的“理解的能力”与Hatim和Mason的“源语文本处理能力”以及Stansfield的“准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目标语文本中信息的有效“交流能力”则可以看做是“目标语文本处理能力”或者是产生合适的目标语文本的能力，即Stansfield的“通顺”的概念（Márta，2008:39）。

3）Nord的翻译能力模式

Nord提出了翻译能力的多元模式，认为职业译者应该具有接受和分析文本的能力、研究能力、转换能力、文本产出能力、翻译质量评估能力以及双语和双文化的能力（Nord，1991:235）。

Nord（1992）又进一步提出了构成翻译能力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的模式，如表3.2所示。

表3.2 Nord的翻译能力模式（Nord，1992）

Nord认为翻译能力就是这些技能、知识与能力的共同作用以及在实际翻译中协调的能力，尽管她强调了各种分项能力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但她并没有解释这些能力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只是指出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发展学习者的这些翻译能力。

4）Neubert的翻译能力模式

Neubert（2000:4）总结了翻译能力七个方面的特征: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接近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ality）和历史变化性（historicity）。她认为译者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来发展他们的职业翻译能力的，并指出译者需要一些能力以把他们和其他的语言使用者区分开来。她提出了构成翻译能力的5大参数:

（1）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

（2）文本能力（textual competence）。

（3）题材能力（subject competence）。

（4）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

（5）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

她指出正是由于这些能力参数把译者与其他语言交际者区分开来。她认为语言能力、文本能力、题材能力以及文化能力是所有语言交际者所共有的特征，而转换能力是翻译人员独有的能力。在翻译职业里，转换能力是核心，并主导其他四个方面的能力。如为了满足转换的需求，转换技能需要融合语言、文本、题材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如果没有前面四个方面的能力，转换能力也就无从谈起（Neubert， 2000:6）。

5）Campell的从母语（L1）到外语（L2）译出翻译能力模式

Campell主要是基于实证研究，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构建从母语到外语的译出翻译能力模式。与大多数能力研究模式以外语译入到母语为研究对象不同，他认为有必要设计一个能力模式来研究从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过程。尽管从外语译入母语和从母语译到外语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译界（Heltai，1996；Hatim，2001；PACTE2003；马会娟，2013）普遍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Campell（1991:339）最初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性情（disposition）。最主要指译者的态度和心理素质。

（2）翻译熟练程度（proficiency）。主要指词汇意义的编码、整体目标语语言能力和词汇转换能力。

Campell（1998）在后来的模式中又对前期的模式进行了修正，提出以下3个成分:

（1）目标语语篇能力（target language textual competence）。

（2）监控能力（monitoring competence）。

（3）性情（disposition）。

在这个模式中，除了性情以外，他用目标语语篇能力取代了早期的翻译熟练程度，并增加监控能力。

Campell（1998）认为目标语语篇能力就是能组织目标语的语法和词汇，写出合乎规范的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性情包括学习者两个方面的能力，即翻译中词汇的选择以及认知态度；监控能力主要指译者对自己的译文进行质量评价的能力和使用修改策略的能力。

他以译出不同于译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提出了“目标语语篇能力”这一概念，他认为学习者的语篇能力在二语学习中是翻译能力的一部分，并认为学习翻译也是一种形式的二语习得，所以学生二语的提高与他们的性情和监控能力密切相关。

6）Schäffner的翻译能力模式

Schäffner（2000:146）认为“翻译能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涉及意识到和有意识地思考各种影响译文产出的因素，以及使产出的译文能够恰当地为目标读者群实现特定的功能”（“ as a complex notion which involves an awareness of and conscious reflection on all the relevant factors for the production of a target text（TT） that appropriately fulfils its specified function for its target addressees）。她认为翻译能力不仅包括对双语的熟练掌握，而且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如文化、文本、研究等能力。她认为翻译过程中至少要包括如下几种能力:

（1）相关的语言能力。

（2）文化能力，如有关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般知识。

（3）文本能力，如有关文本、体裁和文本类型的规则的知识。

（4）特定专业或者领域的知识能力，如相关主题、专业的知识。

（5）研究能力，如解决有关跨文化文本转换的一般策略能力。

（6）转换能力，如完成翻译任务而产出目标语文本的能力。

后来，Schäffner（2010；2012）又根据对欧洲职业译者的调查提出译者的翻译能力应包括:

（1）提供翻译服务的能力。

（2）语言能力。

（3）社会语言学能力。

（4）信息获取能力。

（5）主题能力。

（6）技术能力（转引自马会娟，2013:59）。

7）PACTE的整体翻译能力模式

PACTE成立于1997年，是专门研究翻译能力习得的研究小组，其所有成员都是职业翻译和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训练职业翻译的翻译教师。PACTE研究小组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翻译研究领域最为先进的能力模式”（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mpetence model in translation studies）（Márta，2008:43）。该小组根据认知心理学、语言能力模式以及前期学者对于翻译能力的研究于2000年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翻译能力模式，该模式包括双语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the two languages），语言外能力（extra-linguistic competence），心理 生理能力（psycho-physiological competence），专业操作能力（professional-instrumental competence），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等六大分项能力（PACTE，2000），如图3.1所示。

PACTE在2000年提出这一模式后，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PACTE，2003，2005）。最新的模式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分项能力（见图3.2）。

图3.1 PACTE2000年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

图3.2 PACTE2005年修订后的翻译能力模式

（1）双语能力[1]（bilingual sub-competence）:主要是两种语言交流的程序性知识，包括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本、词汇和语法等四个方面的能力。

（2）语言外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主要是显性和隐形的陈述性知识，包括一般知识、主题知识以及有关两种文化和百科知识。

（3）翻译专业知识能力（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sub-competence）:主要是有关翻译和翻译职业的显性和隐形的陈述性知识，包括翻译的功能与职业翻译实践的知识[2]。

（4）专业操作能力（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主要是有关使用文献资料和获取信息技术的程序性知识构成。

（5）策略能力（strategic sub-competence）:是保证翻译过程的效率与解决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的程序性知识。该能力主要是对翻译过程进行控制，其功能主要是计划翻译过程、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来执行翻译项目、评价翻译过程和翻译的阶段性结果，激活其他分项能力以弥补不足，发现问题并应用一定程序去解决问题[3]。

（6）心理生理要素（psycho-physiological components）:指不同种类的认知、态度要素以及心理运动机制。具体包括如记忆、感知、注意和情绪等认知要素；好奇心、毅力、批判思维能力等态度要素；以及创造性、逻辑推理、分析与综合等能力要素。（PACTE，2011）

PACTE（2011）小组认为，翻译能力与其他所有专业知识一样，都能应用于解决问题。解决翻译中的问题会涉及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认知操作，需要译者不断地做出决定（decision-making）。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专业译者所拥有的翻译能力的一部分。

另外，因为所有双语者都拥有两种语言的知识以及语言外知识，所以在修改后的6个能力成分中，PACTE研究小组认为策略能力、专业操作能力和翻译专业知识能力是翻译能力所特有的（PACTE，2005，2009，2011）。

在2000年，PACTE提出的能力模式中含有转换能力，且转换能力被看做是翻译能力的核心能力。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PACTE（2003，2005）发现转换能力体现在其他能力的共同作用中，他们不断修正自己的能力模式，所以在后来的能力模式中取消了转换能力这一项，改而用策略能力取代了原来转换能力的核心地位。PACTE （2005，2011）小组认为策略能力是翻译过程中能够激活其他能力的程序性知识，处于该能力模式中的核心地位，是所有分项能力中最重要的，它负责做出决定，解决问题并保证翻译过程富有效率，计划整个翻译项目，评价翻译过程和阶段性成果，激活其他能力以弥补不足，发现翻译问题并予以解决。另外，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翻译专业知识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在修改的模式中，也加入了专业操作能力和翻译专业知识。

8）Göpferich的Trans Comp翻译能力模式

Göpferich所设计的Trans Comp研究项目是一个历时的、基于过程的翻译能力研究项目，它对12名翻译专业的学生做了为期3年的研究，并把他们与10名职业翻译进行对比，来发现翻译能力的发展过程。该项目开始于2007年10月， Göpferich对前期的翻译能力模式进行考察，修订了PACTE小组提出的能力模式，提出了Trans Comp模式。她认为翻译能力由语言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at least 2 languages）、主题领域能力（domain competence）、心理运动能力（psycho-motor competence）、翻译惯常程序激活能力（translation routine activation competence）、工具和研究能力（tools and research competence）以及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6个部分组成（见图3.3）。

图3.3 Trans Comp翻译能力模式（Göpferich，2009:20）

Göpferich（2009）认为这些翻译分项能力的使用主要与3个因素有关:①翻译信念与翻译规范（translation brief and translation norms）；②译者的自我概念或者职业精神（translator's self-concept／professional ethos）；③译者的心理 生理性情（translator's psycho-physical disposition）（智力、雄心、毅力、自信等）。

与PACTE的能力模式一样，在该模式中，策略能力居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他能力如语言交际能力对应PACTE的双语能力，主题领域能力对应PACTTE的语言外能力，工具和研究能力对应PACTE的专业操作能力，而心理运动能力则与PACTE的心理生理要素对应。翻译惯常程序激活能力是PACTE的能力模式中所没有的，主要指译者回忆和应用某些转换程序产出可接受的对等译文的知识和能力。在这6个能力中，Trans Comp研究项目主要集中于翻译惯常程序激活能力、工具和研究能力以及策略能力，因为这3个能力是翻译能力所特有的，是区别于没有受过翻译训练的双语者所具有的翻译能力（Göpferich&Jääskeläinen，2009）。

9）欧盟（EU）的翻译能力模式（EMT）

欧洲翻译硕士（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EMT）专家小组成立于2007年4月，其主要任务是在整个欧盟为翻译硕士提供一个参考框架。EMT的主要目标是为大学硕士层次的翻译专业建立一个欧盟的翻译质量认证（quality label），创建一个共同的职业能力框架，从而提高翻译译员的培训质量，为欧盟提供高质量的译员（EMT，2009:1）。

目前，EMT已经成为一个注册商标，允许加入EMT网络的大学使用其标志。截至2014年6月，在欧盟已经有65所大学的翻译硕士项目得到EMT认证，采用EMT翻译能力模式。

在EMT翻译框架下，能力被定义为，“在特定条件下，为了执行一项特定的任务而必备的天赋、知识、行为以及专门技能的组合”（the combination of aptitudes， knowledge，behavior and knowhow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 given task under given conditions）（EMT，2009:3）。EMT于2009年提出了职业译员、多语专家的翻译能力模式，该模式由6项能力组成，分别是翻译服务能力、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信息挖掘能力、技术能力、主题能力（见图3.4）。

图3.4 EMT（2009）的翻译能力模式

（1）翻译服务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际维度（如意识到译者的社会角色、如何与客户谈判、管理时间和预算等）和产出维度（如怎样按客户要求提供合适的翻译产品、怎样定义和评估翻译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怎样做出翻译选择等）。

（2）语言能力:能够理解翻译有关语言语法、词汇、惯用结构；能够运用这些结构和惯用法；培养对语言变化和发展的敏感度。

（3）跨文化能力:主要包括社会语言学维度和语篇维度。前者主要包括如何辨别语言变化的社会、地理、历史、问题的功能与意义，怎样辨别特定群体的交流规则，用特定的文件与演讲产出合适的语域等；后者主要包括如何理解和分析翻译文件的宏观结构以及总体衔接，如何理解翻译文件的预设、隐含意义、暗指以及互文本质等，怎样总结翻译文件的核心信息以及比较其中文化因素等。

（4）信息挖掘能力:能够辨别他人的信息和记录要求；发展术语研究策略；总结和处理翻译任务的相关信息；有效使用如术语软件、语料库、电子词典和搜索引擎等工具。

（5）主题能力:搜寻相关信息以便理解特定主题的翻译文件；掌握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培养探究、分析和总结能力。

（6）技术能力:在翻译中有效地使用相关软件以帮助修改、翻译、术语表达、排版以及文献研究；创建和使用数据库和文件；适应和熟悉新的工具，特别是多媒体和视听材料的翻译；产出不同介质、不同媒体的翻译产品；了解机器翻译的局限等（EMT，2009:4-7）。

这六大分项能力平等而相互独立，没有那个能力是处于核心地位。与此同时，这六大能力有的也有交叉和重叠，如主题能力中的“搜寻相关信息以便理解特定主题的翻译文件”也同样适用于信息挖掘能力，但总体上来说，这六项能力一起构成了现代快速变化的职场中译员所需要的技能。

3.2.1.3 最简翻译能力模式

最简翻译能力模式是Pym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图里（Toury）应该是翻译能力最简模式的先驱。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图里的一些观点做简要的介绍。

图里是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是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立了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理论，在描写翻译与翻译规范、母语译者（native translator）与译者培训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图里（1995）认为翻译规范的习得通常都是在进行社会活动中习得的，所以他借鉴“母语说话者”提出了“母语译者”的概念。其实，图里的“母语译者”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译者”相似，但图里认为职业译者不仅仅是母语译者，他们拥有更多的技能，如转换能力等。所以，母语译者不代表翻译能力是一种天生的技能，而是需要通过学习训练而习得，他认为译者的发展模式应该是译者从社会环境中不断得到刺激和反馈，从而习得翻译技能，可以说翻译能力的发展是社会语境化的结果。

现任欧洲翻译协会主席，著名的西班牙翻译研究者Anthony Pym是翻译能力最简模式的代表人物，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中，他讨论了语言能力与翻译能力的区别，提出了翻译能力包括以下两种技能:

（1）对于源语（ST）文本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目标语文本（TT1，TT2，TT3等）的能力。

（2）能够迅速、肯定地从一系列的目标语文本中选择目标语，并认为该目标语对于特定的读者和特定的目的来说是对于源语的替代（Pym，1992:281；2003:489）。

在2003年的文章，Pym又一次提出这一定义，明确提出最简模式，并认为他所描述的译文文本生成与选择的过程是翻译所特有的两种技能，最简模式要优于其他模式，其优势在于它们强调了翻译的核心，不受语言技能、有关世界的知识等外围变量的影响。

Pym把翻译能力同语言能力完全分开。虽然翻译肯定涉及语法、修辞、术语等知识以及商业考虑等因素，不过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就是产生不同的译文文本并进行选择的过程（肖维青，2012:45）。他的最简模式实际上突出了翻译学习的独特性，不仅有助于翻译理论的形成与验证，也有助于重塑翻译教学环境下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翻译思维能力的培养（李瑞林，2011:47）。

Pym在2010年更新了网上翻译研究条目索引中内容，他建议尽量少用这个很模糊的抽象的词translation competence，而且他提到乔姆斯基提出的competence很有可能会影响对translation competence的理解，这也是要少用competence的一个原因。他也对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knowledge that”）和操作性知识operational knowledge（“knowledge how”）做了区分，从定义的层面提出了翻译理论知识教学的必要性（肖维青，2012:46，47）。

3.2.1.4 专业领域翻译能力模式

目前，据本人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专业领域的翻译能力构建方面，只有4项有关法律翻译能力方面的研究，主要为期刊论文。分别为2011年日内瓦大学Prieto Ramos教授发表于Comparative Legilinguis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egal Communication杂志的名为“Developing leg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an integrativ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的文章，2013年比亚韦斯托克大学Beata Piecychna发表于Studies In Logic，Grammar and Rhetoric的题为Leg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the Light of Translational Hermeneutics的文章，2013年Olga Burukina发表于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and Social Justice的题为The Legal Translator's Competence和2014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Deborah Cao发表于Semiotica题为Teaching and learning legal translation的文章。另外，Cao在其专著《法律翻译》中根据她在1996年提出的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对法律翻译中所涉及的翻译能力要素进行了阐述，并在2014年的论文中进行了修正。

Prieto Ramos（2011）结合法律翻译的特点，借鉴PACTE小组和EMT专家小组的模式，并对其进行一定的整合，提出了以综合过程为导向的法律翻译能力模式，包括策略或方法能力（strategic or methodological competence）、交际和语篇能力（communicative and textual competence）、主题和文化能力（thematic and cultural competence）、工具能力（instrumental competence）以及人际和专业管理能力（inter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competence）五大方面，其中策略或者方法能力为核心。

Piecychna（2013）从Stolze的翻译阐释学视角出发，认为无论是翻译的阅读阶段还是翻译的写作阶段，译者始终都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译者的有关翻译、语言学以及法律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决定了法律翻译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他提出了翻译阐释学视角下的法律翻译能力模式，包括心理能力（psychological sub-competence）、主题能力（thematic sub-competence）、语篇能力（textualsub-competence）和语言能力（linguistic sub-competence）四个方面，如图3.5所示。

图3.5 阐释学视角下的法律翻译能力模式（Beata Piecychna，2013:153）

Burukina（2013）首先分析了法律翻译者面临的挑战，认为前期主要挑战包括翻译质量问题，法律翻译服务的矛盾（主要包括翻译交稿时间的矛盾、不同法律体系的矛盾、法律术语的矛盾、不同法律概念意义的矛盾以及法律文本意图与译者理解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律翻译的两大能力，即交际能力与职业能力。其中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语言能力、文化能力、行为能力和管理能力；职业能力主要包括研究能力、自学能力以及创造能力。

Cao在1996年就提出了翻译能力模式，她所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翻译语言能力；②翻译知识结构；③翻译策略能力（Cao，1996；马会娟，2013:58）。在2014年，她根据近年来翻译界对于翻译能力和译者能力的区分以及法律翻译的特点，提出了法律翻译能力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①翻译语言能力；②翻译知识结构；③翻译策略能力；④职业和技术能力（Cao， 2014:112）。翻译语言能力主要指源语和目标语中的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包括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后者包括言外之力和社会语言能力。在法律翻译能力中，主要指对法律语言的熟练掌握；翻译知识结构主要指翻译语言涉及的有关两种法律体系的知识，相当于欧盟（EMT）模式中的主题能力；翻译策略能力包括翻译活动中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机制，更包括翻译中所需的特定策略技巧；翻译职业和技术能力包括在法律翻译中对于职业道德规则、法律职责的认知以及翻译工作中电子工具的使用等（Cao，2014:112113）。

3.2.2 国内学者构建的翻译能力模式

国内学者大多从翻译教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能力，与国外相比，其研究相对薄弱一些。随着国内近些年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对于翻译教学的重视，翻译能力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内译界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翻译能力。

刘宓庆是国内较早提出翻译能力构成的学者，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笔译技能进行了描述，认为其包括理解原文的能力、译语表达的能力、文本适应能力和使用变通手段的能力（刘宓庆，1987）。后来在其《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翻译能力的5个维度: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文化辨析和表现能力；审美判断和表现能力；双向转换和表达能力；逻辑分析和校正能力（刘宓庆，2003:34）。

姜秋霞、权晓辉（2002）认为翻译能力至少应该包括: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审美能力和转换能力。她们认为一个成功的译者所具备的能力因素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基本能力结构，还需要有应付各种不定因素的能力。

杨晓荣（2002）在《汉译英能力解析》一文中提出构成汉译英的能力至少有以下几个要素:

（1）翻译技巧。

（2）对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的把握。

（3）语言运用能力。

（4）知识量（百科知识和语言知识）。

（5）综合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

她认为语言运用能力和后两项能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译英翻译能力的核心。她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的有关研讨（包括各种教材）对汉译英所需的知识和技巧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但对于最为关键的语言运用能力则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她认为翻译能力的基础和主体还是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潜能，具备了这种能力或者潜能，很多技巧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处理方法，甚至可以不必讲授（杨晓荣， 2002:297）。

文军（2004a）提出翻译能力分为语言／文本能力、策略能力和自我评估能力等三项能力，在2005年，他又进一步将其分为语言／文本能力、策略／技巧能力、自我评估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语言／文本能力指语言能力和文本能力两个部分，主要包括双语能力、语域和文体能力；策略／技巧能力指的是两个范畴，即“归化”与“异化”和“全译”与“部分翻译”的能力；自我评估能力则是帮助翻译者翻译出得体译文的反馈机制。因为包含了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增添、补充、删节、润色的行为，是一个需要不断反馈的过程。后来，文军、李红霞（2010:3）综合国内外关于翻译能力构成的论述，提出一个包括实践能力和理论能力的翻译能力构成框架（见图3.6）。

图3.6 文军、李红霞（2010:3）的翻译能力构成模式

苗菊（2007）分别从3个视角将翻译能力划分为3个范畴，概括翻译能力的构成成分，即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认知能力是翻译能力至关重要的成分，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译者；语言能力包括了在不同层次上对两种语言的掌握和熟练程度；交际能力表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运用知识和技能成功地进行交际的能力。她将这3种能力进行了分解，如表3.3所示。

表3.3 苗菊（2007：48）翻译能力构成

王树槐、王若维（2008）在广泛考察了国内外有关翻译能力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能力的综合模式，具体包括6个因素，即语言 语篇 语用能力；文化能力；策略能力；工具能力；思维能力；人格统协能力。2013年王树槐在其著作《翻译教学论》也提到了翻译综合模式，具体总结如表3.4所示。

表3.4 王树槐、王若维（2008）翻译能力综合模式

冯全功（2010）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从认知视角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认为翻译能力由翻译图式和认知机制两大范畴构成。翻译图式包括文化、语言、文本、风格、审美、主题、工具和职业八大翻译图式；认知机制是大脑的功能，是由一系列的认知成分组成的有机系统，在思维的统筹下发挥作用，包括信息的识别和获取，信息的加工和储存等。其中，翻译图式在认知机制的调控下发挥作用。冯全功、张慧玉（2011）探讨了职业翻译能力，认为职业翻译能力由历时翻译能力和共时翻译能力组成。其中，历时翻译能力主要包括双语知识、文化知识、风格知识和认知能力；共时翻译能力主要指在新的社会翻译环境中职业译者所需掌握的能力或必备的素质，如职业知识、翻译工具（软件）的应用能力、网上信息检索能力等，同时也指在新环境对译者而言更应侧重的能力或素质，如专业领域知识、实用翻译理论（技巧）知识、文献编辑能力、基本管理能力、自我评估能力、快速学习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等。

马会娟、管兴忠（2010）在PACTE提出的能力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汉英翻译教学实践，提出汉译英译者的翻译能力包括5个成分:①双语交际能力；②翻译专业知识；③策略能力；④语言外能力；⑤查询资料的能力。马会娟（2013）在其专著《汉译英翻译能力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汉译英翻译能力模式（见图3.7）。

图3.7 马会娟汉译英翻译能力模式（马会娟，2013:70）

马会娟在其专著中详细地分析各项能力，提出语言交际能力是汉译英能力的核心；翻译专业知识是译者必备的专业知识；策略能力是译者应具备的专业技能；语言外能力是汉译英能力的外围能力；使用查询工具的能力是专业译者的必备能力。

钱春花（2010）将翻译能力分成3个维度:认知能力维度（构成成分为直觉与概念、逻辑推理和信息加工能力）、语言能力维度（包括语法和句法、语言合成和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维度（包括接受能力、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在2011年，钱春花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翻译能力要素”为主题对受访者进行了开放型、半结构型和焦点团体访谈，构建了由内驱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操作能力构成的翻译能力金字塔模型。在2012年，她又提出翻译能力由内驱动力、知识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5个一级要素组成，在5个一级要素下面共有28个二级要素，并提出:内驱动力是译者的内在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翻译能力的发展；知识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对译者的行动能力具有驱动作用；行动能力是翻译能力的最终体现，受其他4种能力的正向影响。

张瑞娥（2012）从范畴化理论的视角，在解构传统翻译能力的基础上对翻译能力进行再范畴化，建构了包括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翻译能力体系。其中上位范畴为翻译能力；基本范畴包括条件性翻译能力、本体性翻译能力、实践性翻译能力和评估性翻译能力；对应的下位范畴是对基本范畴的解释。条件性翻译能力指的是译者进行翻译实践的前提和条件，包括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知识能力；本体性翻译能力是译者对翻译本体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实践性翻译能力包括译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际能力，查询、搜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利用相关资源和工具的能力，转换能力，策略能力，职业导向能力等；评估性翻译能力是译者对译文进行评估、反思和总结的能力。条件性和本体性翻译能力属于陈述性知识，是翻译的译前阶段；实践性翻译能力属于操作性知识，是译中阶段；而评估性翻译能力则是两种知识的结合，是翻译的译后阶段。

王宏（2012）将汉译英翻译能力分为双语能力（英语表达能力，汉语理解能力）；知识能力（百科知识，相关专业知识）；资料查询能力（利用工具书和网络资源等查询资料的能力）；翻译技能（转换能力，选择能力，译文修订能力）。

[1] 为了阅读方便，sub-competence在这里也翻译成“能力”，以下同。

[2]2005年时PACTE的表述为包括指导翻译过程、方法和步骤等原则性知识和翻译职业知识。如翻译说明的种类、用户等。

[3] 此处表述与2005年时略有不同，但基本意思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