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研究的发展

媒体研究的发展——访英国著名传播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

访问者：章戈浩

编者按：谈到文化研究，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英国著名传播学家格雷厄姆·默多克。曾执教于伯明翰大学的他，在传播批判学派中影响颇大。本书编者邀得访英青年学者章戈浩先生对默多克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稍做改动后编入本书。

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

问：在中国，传播研究又译作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个近年受到广泛讨论的知识领域。中国学者从20年前开始在原有新闻学研究的基础上，引进了美国传播研究的观点与方法，从而开始了构建中国本土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实践。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继续努力划定学科边界，绘制学科地形图。有趣的是，依照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一研究领域，在英语世界中被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分别冠以传播研究和媒体研究。作为英国学者，您是如何对这两个术语加以限定，在您的理解中，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的差异何在？您是否认为传播研究（媒体研究）是一门学科，或者说，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答：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有所关联，确实又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与体系。在英语中，“传播”是个广义的词汇，用以指代各类象征性转换，但在英国大学的术语中，它主要与语言学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相关。这一学科的主要传统来自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媒体研究是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借助媒介和人为的传播的研究。它是间接的，研究的是电影、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介。我认为媒体研究之所以在英国发展起来，基于如下三个传统。

首先是对作为机构与产业的媒体体系的研究，以及它与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变迁关系的研究。这起初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的课题。

其次是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将媒体视为大众文化和大众象征的中心。这一传统来自于社会语言学和批判语言学，以及话语分析，此外还有文学研究，由原有的书写文本，如叙事的研究转向视听领域。因而，有了电影研究与电视研究，它们研究意义的组织，特别是对文化形式的研究和对语言学以及现代视听语言学的关系的研究。

媒体研究的第三个主要传统是将媒体视为日常生活的宰制式存在，以及日常人类关系，主要是家庭和人际间的重要媒介。这一学科传统主要来自人类学与微观社会学。因而在定义上，媒体研究不是一种学科，不局限于某个知识领域。媒体如何组织，如何与其他机构联系，媒体如何在公众空间通过借用和创造人为和文化形式来承载意义，将媒体视为我们一天24小时与之共存的东西，并且它对我们相互如何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媒体研究对媒体关注正是出于这些张力关系的观照。因而，在定义上媒体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它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你会发现从事媒体研究者来自相当不同的学术。

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

问：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在国际学界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在学科边界上，它与媒体研究有不少交叠之处。特别是在英国，不少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同样被视为媒体研究的关键人物，不少文化研究的重要作品，也成为媒体研究的经典著作。当然也有说法将媒体研究视作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或是将文化研究视作媒体研究的一种取向，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间关系的。

答：媒体研究关注的两个焦点，媒体作为公众文化的中心，媒体作为日常行为的镜像，同样也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文化研究比媒体研究更广泛。它涉及面对面的传播和并不借助媒介的象征形式，如服装，也涉及借助诸如手势与行动的自我的表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仅对借助媒体的文化感兴趣，也对与媒体并不直接相关的文化形式感兴趣。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关注焦点：分析文化形式、文化文本以及将文化作为存在于日常生活各层面的创造性过程进行分析。在英语中，文化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指日常生活中意义的生产，它也指这种生产的后果。文化研究感兴趣的是，在日常行为中生产意义的方式，以及意义在语言、风格、视觉材料、音乐中的散播方式，它同样感兴趣的还有，有些意义创造出意义组织机制的方式，以及为什么有些表现形式采用了艺术的形式并得以被商业化，而另一些却没有。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还有主流与边缘的关系，即那些在社会居于中心位置的文化表达形式和那些主要是边缘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化财富这两者间的关系。文化研究还关注，边缘文化是如何跨越边界的，在美国文化中的黑人音乐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诸如布鲁斯和骚灵音乐之类的文化形式，来自黑人社群，却成为了流行音乐，音乐文化甚至音乐产业的中心。摇滚乐的情况也是这样。总的来说，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拥有不少共通之处，但它不仅仅对借助媒体的文化发生兴趣。

从历史上看，文化研究有一个重大的缺憾。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具有文学背景，少数来自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中，极少有人真正系统地对文化产业发生过兴趣。他们对涉及经济学的领域提不起兴趣，他们对人与产品每天的相遇却是兴致盎然，他们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理解电视节目，人们如何运用音乐，人们如何运用时装。他们并不会提出这些产品从何而来，是何种力量制造出这些产品这一类问题。

英国媒体研究发展史

问：我们知道，最早的大众传播体系，如早期的报纸，早期的通讯社，最早的广播电视都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传播研究却发轫于美国。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时间错位，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时间错位？

答：这种差异与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有关。直至1960年前后，英国的大学体系还规模很小，极其精英化。只有屈指可数的传统大学如剑桥和牛津等，以及19世纪在包括伦敦的大城市出现的一系列城市大学。伦敦直到19世纪才有大学，其它的大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利物浦也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创建了大学。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只有数目有限的学院，5％的适龄者能够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体系仍是极度严格的体系。此外，有一种称为技术学院，它们是由当地政府出资的中学后的教育机构，主要颁发职业证书。

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政府决定大规模扩展大学制度，新建了相当数量的新大学。其二，技术学院以传统大学模型，开始教授各种学位课程。媒体与传播研究其实是在60年代才作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发展起来。它最开始不是出现在传统大学，而是出现在技术学院。正是技术学院最先开始了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本科课程。你或许要问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为什么传统大学没有率先涉足这一新兴的领域？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正如我先前所说，媒体研究是跨学科的，很难将它纳入基于单一学科的传统大学序列，很难给媒体研究找个安身之所。其次，与美国不同，在英国培训记者一向就不是大学的科目。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记者，你得做两件事：要么获得一个其他专业的学位，如英语、政治、历史，然后想法在BBC或是知名的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在英国几乎所有你能列举出的知名记者都是学习的其他专业。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从大学媒体专业培训出来的记者。要么，你离开中学后，你在地方报纸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升迁。在英国的报业，有一种对新闻学正规教育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很长时间才被打破。但是，哪怕是现在，我们也只有三四家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受到广泛承认。这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果你把眼光投向美国，会有大量的传播研究和媒体研究的院系是基于新闻学，或者曾经教授广播、电视等的实践技术。由于在英国，我们在大学中从来就没有这种实践为主的系科，媒体研究很难在一个系科立足。另一个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工作将媒体视作非常不值一提和无足轻重的东西，它们不是人生非常严肃的部分，电视、音乐、电影只是消遣，不是什么严肃的事。当然对媒体的研究也就被看作不入流和微不足道的。长期以来，媒体研究一直在为名分而战，仅仅因为它研究的是生活的常规部分，它本身也就成了常规的和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是严肃的学者，你必须研究诸如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重要的课题。而不是电视这种东西。在传统大学中，媒体研究就是这样受到歧视。

如果回顾60年代，在传统的科系中只有三个可以容纳这一领域的容身之所。而这三个都是在地方大学。我毕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只到前几年才有媒体研究专业。而在剑桥和牛津，至今都没有这一专业。所以这一任务便留给了地方大学，它们成了传统大学的桥头堡。在里兹大学麦奎因开创了在政治过程中媒体的研究。在我曾经长年工作的莱斯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现在这个中心已经关闭），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更关注机构与工业实体的媒体组织。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媒体机构的内部。我们开创了媒体生产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对记者如何工作，从社会学角度到底什么是新闻，电视剧如何构成象征，它们如何组成社会层次。我们使用人类学和微观社会学对媒体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另一个地方就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同样这个中心设立于60年代，同样现在已经关闭。它基于英文系，由霍加特创建，由霍尔接替了前者的工作。该中心大部分人具有文学背景。他们既关心文本、媒体文本中蕴含的日常组织意义，也关心社会团体的日常组织意义。有趣的是，这3个机构都只有研究生课程。很晚以后，才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本科课程。由于传统学科对媒体研究切齿反对以及缺少新闻学的培训，逻辑上没有系科可以接受媒体研究。它与传统学科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从逻辑上看，直至今日尚是如此。这是当前媒体研究状况的重要一面。它在吸引学生和取得高水平的研究同时，仍被大部分传统学科所质疑。它们仍不太把媒体研究当回事。

英国媒体研究的欧洲传统以及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分野

问：您谈到了您对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分野的看法，那么在英国的媒体研究课程中，美国学者的传播研究理论占了多少比重。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美国的传播研究更倾向于实证，而英国的媒体研究更倾向于批判，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答：在英国媒体研究的课程中美国理论讲授得相当有限。有一些实践研究，有一些有用的概念来自美国，因为美国的研究历史更悠久。但对于英国媒体研究更主要的影响来自欧洲理论。英国的理论总是欧陆理论与美国实践研究风格的结合。尽管有些重要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模式在40年代的英国发展起来，但它们没有进入大学体系。其一最有趣的是有一群自称大众观察的研究者。他们包括人类学家，未来主义画家，行为研究专家，一群很独特的人。他们开创英国日常生活的纪年史，这中间也包括人们与主要媒体的关系，在当时主要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与电影。他们开发出很多有趣的技巧，例如他们让人们撰写体验的日记，他们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系统的人类学观察。

对英国媒体研究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与巩固，相当多的德国与周边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逃到了美国和英国。在美国的学者中最知名的是阿多诺。也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英国，他们中间不少人很难在大学获得学术职位，而以其他方式生存下来。格外有意思的是德国移民J.P.迈耶，他出版了两本电影方面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基于他邀请人们写信述说他们遭遇电影的故事，当然这是很有想象力的研究。这些移民学者成了欧洲与美国传统的桥头堡。在美国的移民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有一些在战后回到德国，有一些则留在美国。我看那些认为美国与欧洲传统相对立的看法并不准确。它们确实有很大不同，但是却有一个中间地带，一个由移民学者组成的桥头堡。他们对英国的影响深远，对美国也有影响。相当数量的美国的批判性作品源自这批学者，正是他们向美国主流引进了不少新思路。一个重要人物是乔治戈·尔德，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多年。他来自匈牙利，成功地将他的欧洲训练与美国的研究结合起来。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批判学者，他们不仅批判中央集权的政府，也批判大企业，强烈地保卫普通人的权利，反对帝国主义。这一传统直接延续到赫伯特·席勒和乔姆斯基。他们同样有很强的美国思想传统，他们来自移民家庭，成长于高度政治化的移民社区。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承袭了这一传统。当你谈到美国的媒体研究，不应忽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