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八、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新闻改革的新取向

近5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传播技术以令人始料未及的速度扩张，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革命，也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传播方式，消解同时重构传媒结构。与此同时，在甚嚣尘上的传媒业商业化浪潮中，一股回归传统的新思潮悄然兴起，并开始在传媒业形成冲击波。一方面是新技术的浪潮，另一方面是传统的价值取向的浪潮，两大张力激发新世纪中国传媒业一场新的改革。

(一)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近5年来，传媒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态势，数其大者，有以下几点:

1.传媒业的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张。“以孙志刚案件”、“非典”报道为代表，从民生新闻为切入点，新闻报道向公共领域挺进。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产安全的三大安全问题以及教改(教育)、医改(医疗)、房改(房产)三大改革都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成为近5年来新闻媒体持续的报道热点。其中，阜阳假奶粉事件从生产到销售穷追猛打的追踪报道，广西南丹煤矿灌水引发矿工大量死亡的调查报道，对吉林化工厂有机磷外泄污染松花江的报道，对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的报道，对“哈二医”高价药的报道，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撼和广泛、深入的讨论，促进了国家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制订、修改。这些报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候，中国西南的雪灾报道牵动全国公众的神经。在遭受雪灾的地区，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在路上受阻的旅客，听广播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沟通渠道，再次显示出传媒强大的影响力。

在新闻报道向公共领域延伸的同时，传媒业继续着90年代的商业化浪潮，并在2005年达到巅峰。这一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真人秀、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国产电视剧《亮剑》，使得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如痴如醉。

在传媒业不断扩张影响的同时，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讨论在全球形成热点，并在中国引发了从政界到文化界的高度关注。随着文化软实力概念得到广泛认可，传媒业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强调。因为，传媒业已处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中心地位，这在世界各国得到公认。

2.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传播媒体迅猛发展。1995年，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成立，创立者张树新梦想打造一个与美国在线同样的互联网。但不到三年，该公司梦断中关村。1997年，网易、新浪、搜狐、中华四大门户网开始崛起。1997年，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以后，2004年4—7月，新浪、搜狐、网易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2005年8月，中国的谷歌——百度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股价一路攀升。2000年百度成立时只有120万美元投资，现在市值已达120亿美元，成为纳斯达克成分股百强之一(总共5500家上市公司)。⁽¹¹³⁾这不仅仅表明中国互联网的强大，更表明中国互联网由最初的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成熟。2000年，中国的网民达2250万，到2007年底已增加到1.73亿，增长5倍多，平均每年增长77%，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07年6月，中国已有131万个网站，每千人有一个网站。⁽¹¹⁴⁾

互联网爆发性增加，得益于互联网的不断创新。例如Web2.0、以美国谷歌、中国百度为代表的强大的搜索功能、全球宽带的应用。而Web2.0的新技术成为新世纪互联网起飞的强大助推器，它使互联网由原来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主控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由此，博客(包含文字、声音、图像、视频)、Rss(简称聚会)、Web服务、TAGs(分类公众标签)、Bookmark(社会性书签)、SNS(社会网络)等元素的广泛应用，使互联网成为真正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网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

从新闻传播来讲，现在互联网真正使每个人既是受者也是传者，可以在博客随时发布新闻(文字的、声音的、画面的)、发表评论，可以成为“电子杂志”的编辑。于是，互联网为公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这对于信息传播、对于舆论的引导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除了互联网，手机报纸、手机电视、IPTV等新媒体近些年从试播开始转向实际运作。

3.媒体融合初试锋芒。“媒体社会，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¹¹⁵⁾按照目前状况，媒体融合有两种基本模式:

一种是“实体融合”即把多种媒体组合在一个传媒集体内，形成有组织的联合体。这种融合在西方各国早已实施，最著名的莫过于时代华纳公司和美国在线的兼并。在中国，目前在全国意义上的实体融合主要限于媒体办网站。到2006年，媒体办的网站已有上千家左右。有些是多家媒体合办，兼有政府网站的功能，比如《广州日报》的大洋网、上海文新报业集团的东方网，北京的千龙网。而绝大多数是一家媒体办一个网站，基本上以传播本报(台)的新闻为主，真正有影响的不多。上海《解放日报》的网站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市)一级媒体，已开始了超媒体的整合。2004年，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把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组建成一个传媒集团。随即，2005年，广东省佛山市则更进一步，把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杂志、演艺剧团统统都联合起来组成佛山传媒集团。这可以在更大平台上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和资源交换、共享。

另一种是“软连接”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竞合(既竞争又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创造全新的公共空间。2007年“报网互动”所发挥出的巨大舆论力量震撼全国，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具有里程碑的事件。在此之前，中国的传统媒体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互联网刚刚起步，新老媒体“井水不犯河水”，传统媒体对“新媒体将创造人类全新的沟通方法”的豪言嗤之以鼻，仅仅把互联网称之为“第四媒体”——不过是一种新的传播渠道。到后来，新老媒体相互利用，新媒体抄老媒体的新闻，老媒体从新媒体上找新闻线索，搜索背景资料，许多网络媒体的教材都是这样写的。⁽¹¹⁶⁾再到后来，新媒体做大了，新老媒体开始竞争，却没有合作。老媒体感到新媒体咄咄逼人的气势，就想结成传统媒体联盟共同应对。而在2007年，报网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合作，这体现在山西的“黑煤窑”事件、陕西镇坪的“假老虎”事件和厦门的“PX项目事件”上。这三个事件的过程基本一致:互联网上发出相关内容，引发网友评论，有些报纸深入调查，刊出基本事实真相。于是引发网友热评，各种帖子如排山倒海而来，刹那间引发全国关注，报纸再作追踪报道，从而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从而迫使当地的行政部门领导出面来解决。在这三个事件上，报网发挥了各自优势:网民以其无所不在的观察，捕捉到了问题；同时，又以其快速互动，海量信息把人气聚集在一个焦点上，造成空前的气势；而传统媒体不但以其专业技能让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又以其在公众中长期形成的权威地位把网民的议论倒向一个方向，使原先摇摆不定的网民坚定立场、明确态度，从而形成一种声音、一种舆论，这是传播学“沉默螺旋理论”的再现。

这三个事件昭示着中国一个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中国公众不再仅仅是受众，他们可以通过新老媒体来参与公共事务，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感受，掌控自己的命运。

(二)新一轮新闻改革从反思商业化浪潮起步

90年代初，一场关于新闻或媒体是否具有商业性的大争论，很快就被淹没在市场化的大浪中。中央相关部门对“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或运作)”原则的正式认可，“双重属性”在传媒业的共识，使中国传媒业根本不屑商品性的争论，而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传媒的市场运作中。传媒业过度的市场进入导致市场的无序。一浪高过一浪的商业化大浪，使传媒业产生畸变，传媒业的一切产品都要在市场竞争中检阅自己的生存力。但市场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市场可以优胜劣汰，但同时存在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市场失灵，尤其对精神产品而言。

市场化运作，使中国传媒业得到空前繁荣，新节目、新创意层出不穷，贴近市场、贴近公众、贴近实际成为传媒业共同的操作原则；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洗礼，许许多多传媒产品都变了容、变了味、变了质。

比如说，民生新闻，各地确实报道了一大批涉及民生新闻利益的新闻，维护了公众利益，受到公众欢迎。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民生新闻充斥着暴力凶杀、侵害公民隐私的两性关系，还有许多怪异的明星故事，以致3xing新闻(腥、性、星)盛行。

再比如食品安全报道，阜阳假奶粉事件，麦当劳的苏旦红添加剂事件，都对维护公众的健康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啤酒甲酫风波差点让国产啤酒毁于一旦，金华火腿事件让金华火腿一时退出市场，海南西瓜注水事件、海南香蕉致癌风波让海南省西瓜、香蕉烂在田里树上。这种种假新闻引发社会对中国食品的恐慌，当公众责问“我们还有什么可吃的”的时候，传媒业连起码的反思都没有。

说到公众，我国的传媒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重视公众，同时又如此地藐视公众。重视公众，是重视公众的眼球，传媒业不择手段地炒作娱乐化节目，都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拉抬收视率，提高发行量，吸引广告商，提升广告额。说白了，就是传媒业把公众当作商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所以，传媒业与其说在不断制造节日，倒不如说它在努力把大众制造成商品，这是传媒业商业化运作的必然结果。藐视公众，是藐视公众的权益、无视公众的利益。以中国报刊业“有效发行”为例。所谓“有效发行”就是广告商眼中的黄金群体即传媒业流行的“白骨精”群体:白领阶层、各企事业骨干、社会精英，他们是社会上“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的三高人群。因为在传媒业眼里，他们是“高质量”的商品，可以向广告商卖出高价。而那些老年人、民工、农民、低工资的工薪阶层，尽管他们可能比那些三高人群更需要信息，更需要媒体关照，但他们消费不起广告商提供的商品，所以成了“无效”人群，即卖不出价格的低档商品，被媒体排除在外，不配享受媒体。

商品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日益显露，引发学者业者对此反思。这次反思的时间虽然不像第一次(1978—1982年)、第二次(1989—1991年)那样集中，但从新世纪开始，始终没有中断，而且不断深入。“实践的突破和理论的佐证，强化了我国传媒的功能紊乱，并引发了学者对传媒属性与传媒功能的反思。而传媒公共性正是这种反思的突出成果。所谓传媒公共性，指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即传媒作为公众获得相关新闻资讯、了解公共政策、讨论公共事务等公共性平台的属性。概括地说，公共性是传媒的本质属性之一”⁽¹¹⁷⁾。

传媒业的公共性成为传媒界反思的理论支点。从公共性出发，自然提出了传媒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责任，也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新闻专业理念(或新闻专业主义)。

对于年轻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专业理念似乎是个新概念，但它实际上很传统。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行规，行规就来自源于专业理念。专业理念是确保每一个专业正常、健康运行由此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指导原则；一旦专业理念崩溃，那么，该专业就将危害社会。专业理念对从业者来说，其内化是职业良心(职业良知)，其外化就是专业(职业)操守或职业道德守则，我们也称之为“行规”。新闻专业理念的核心是传媒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对新闻报道来说，其具体要求就是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揭示媒体的公共性，倡导新闻专业理念，强调从业者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是为了有效遏制传媒业商业化的浪潮，它明确地宣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传媒业决不是个人或小集体的机构，决不能把传媒业仅仅作为小团体牟利的工具，而必须首先维护公众利益。另一方面，随着新老媒体的互动，传媒业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社会必须给传媒业定下基准，让它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让它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或许，我们可以说，社会责任是给传媒业套上了紧箍咒，不让其无法无天。

(三)公共利益成为新一轮新闻改革的诉求点

公共利益作为新一轮新闻改革的诉求点，不但是传媒公共性的必然延伸，更主要的是它是党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传媒业的体现和落实。中央提出的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其根本也源于“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的公共利益所包含的要点是:

1.保障法律所保护的公众利益不受传媒侵犯，这主要是公众的隐私权、名誉权以及青少年的保护，不伤害社会公德、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3.普遍服务原则: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论贫富、不论地位，都应该享受传媒业同等的服务。尤其是，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应该在媒体上有平等表达的机会。

在上述三个方面，知情权、表达权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情权、表达权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信息获得的不公正、不公平是对公众利益最大的伤害。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对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07年4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6月24日人大常委会最终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第57条和第45条的删改，1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这个象征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新闻界的权利空间有所保障，人民的知晓权得到制度化的保证。⁽¹¹⁸⁾

(四)新闻报道的新要求

“公开、公平、公正、速度、广度、深度”。

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新闻改革，尤其是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的实现，对传统媒体的新闻提出新的要求。这个新要求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速度、广度、深度”的追求。

公开——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公开发布。在信息公开的运作中，需要坚持“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只有涉及国家机密、军事机密才需要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可以保密。

公平——公众，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公民，获取国家发布的信息应该公平，这包括同一时间、同一内容，除了特殊情况例外。过去那种人分三六九等，重大信息层层传达的模式侵犯了公民获取信息的平等权利。

公正——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同的意见要给予平等表达的机会。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捍卫你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传媒业对公众不同意见应持的原则。意见，就是利益的公开表达。市场经济承认并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不同利益群体对同一事情就会有不同意见。意见的平等表达，就是给以不同群体同等的地位。

速度——迅速及时是新闻报道的一般要求。对于一般性新闻，迅速及时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灾难、重要人事变动、重大法规出台，等等，能不能做到迅速及时。

广度——凡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一切事件，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通过媒体公开传播。

深度——提供相关背景，揭示原因，显示趋势，确立性质，阐明意义。新闻界有句话:信息是银，解读是金。一些重大信息，只告诉公众是什么，不告诉公众为什么，不能把握信息的意义，信息就失去价值。

【注释】

(1)《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第527页。

(2)世界报业协会:《全球报业发展趋势》(2006年)，《参考消息》2007年6月6日。

(3)陈崇山，孙圣山:《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4)国家统计局:《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2008年3月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张海涛演讲《我国广播影视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6)《东方早报》2004年9月24日。

(7)《新华社每日电讯》2008年1月26日。

(8)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广告业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现代广告》之《2006年中国广告业统计数据报告》。

(10)“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

(11)朱克明:《重新评价王中新闻学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12)《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战线》，1984年第2期。

(14)李贵珍:《新闻要新》，《现代传播》，1980年第3期。

(15)袁光禄:《新闻就是要新》，《新闻战线》，1979年第6期。

(16)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17)《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1942年4月1日。

(18)《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1942年4月1日。

(19)《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4期。

(20)《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1956年7月1日。

(21)《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高”主题立意高；“尖”题目小些，窄些；“深”，深挖内在规律。

(23)《渤海2号事件报道的意义在哪里》，《新闻战线》，1980年第10期。

(24)《新闻战线》，1979年第5期。

(25)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未定稿)，第29期，1982年6月。

(26)转引自于立凯:《新闻规律讨论综述》。

(27)转引自于立凯:《新闻规律讨论综述》。

(28)《李良荣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29)《解放日报》(延安)社论《致读者》，1942年4月1日。

(30)1954年6月邓拓从前苏联访问归来，在人民日报记者会上的发言。转引自钱江的硕士论文《论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未刊)，第9页。

(31)吴敬，王连:《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32)《我国城乡信息网络在形成》，载《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

(33)参见郑名:《新闻传播规律与宣传规律》，《新闻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9期；路明:《新闻、宣传同异辩》，《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8期；葛迟胤:《论新闻与宣传关系》，《新闻大学》，1984年第2期。

(34)《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该书原版1982年出版，198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中译本。

(35)新闻社新闻研究所:《邓小平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36)喻国明:《新闻改革实践的主体研究和发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2期。

(37)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38)魏亚南等:《时代呼唤新闻改革》，《新闻战线》，1987年第11期。

(39)参见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4页。

(40)价格双轨制度就是计划价格、市场价格同时并存。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以后的剩余产品可以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自由销售。由于两种价格的巨大落差，公共权利敛财肥私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

(41)杨戈:《乱花渐欲迷人眼》，《新闻知识》，1988年第1期。

(42)洪荣康:《两会报道:新闻改革的实验场》，《新闻战线》，1988年第5期。

(43)参阅《中国记者》，1988年第8期。

(44)《新闻知识》，1988年第7期。

(45)宋志跃:《1988年首都新闻界举行三次新闻法学术研讨会》，《新闻知识》，1989年第1期。

(46)《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47)《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48)《深圳特区报》，2002年3月20日。

(49)童兵:《新闻商品性辩正》，《当代传播》，1994年第2期。当时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1993年1月新华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0)戴邦:《新闻不是商品，记者不是商人》，《新闻与写作》，1993年第8期。

(51)《新闻界》，1994年第2期。

(52)当时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1993年1月新华社工作会议上讲话。

(53)《李良荣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61页。

(54)《李良荣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61页。

(55)邬光红，李孝兰:《谈谈改进周末报》，《新闻知识》，1995年第9期。

(56)杨王伦:《周末报与市场经济》，《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2期。

(57)肖云:《席文举是如何创立〈华西都市报〉》，载尹韵公主编《聚焦〈华西都市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58)吴定勇:《都市报崛起之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3页。

(59)孙玉胜:《十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页。

(60)孙玉胜:《十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

(61)吴信训:《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62)陆晔，苏菲:《地方电视新闻的新走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63)“横三民”指同时出版的《民权报》、《中华民报》、《国民新闻》。“竖三民”指20世纪先后出版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64)［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等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65)纪晓岚:《论城市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8页。

(66)纪晓岚:《论城市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8页。

(67)洪超辉:《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68)闵捷:《中国百姓蓝皮书·城市化》，《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69)《海峡都市报》，2004年10月31日。

(70)胡伟略:《中国人口城市化挺进新世纪》，《中国人口报》，1998年8月9日。

(71)黎元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报业集团》，《新闻战线》，1993年第1期。

(72)刘波:《治理“散滥”现象，促进报业繁荣》，《报业管理》，1997年第7期。具体指标是:传媒实力:除一张有影响的主报，至少还应有4个子报子刊；经济实力: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5000万元以上，中部地区报社年税利3000万元以上；人才实力:报社在职采编人员，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要占总数20%以上，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中，有各类专业中级职称以上者，占总数15%以上，并要有高级职称者；技术实力:拥有独立的印刷厂，拥有现代化的照排、胶印设备，具备彩色胶印能力。除保证本报社所属报刊正常印刷装订外，能承接一定数量的代印业务，每日总印刷能力在对开200万份以上；发行实力:主报及子报期发行总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拥有一份报纸，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办发行网的可能。

(73)《徐光春在“面向21世纪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报业》，1997年第5、6期合刊。

(74)聂静:《遏制散滥现象，优化报业结构》，《报刊管理》，1999年第1期。

(75)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2000年11月17日。

(76)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有线广播电视台和无线广播电视台合并的有关事宜的通知》，2000年12月20日。

(77)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治理工作的意见》，1999年4月6日。

(78)相关数据引自孙向辉，黄炜，胡正荣:《2004年中国广电产业发展报告》。崔保国:《2004—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79)相关数据引自《中国信息产业2004年度报告》，中国联通网站:http://www.chinaunicom.com.cn。

(80)数据来源: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信息网站:http://gdtj.chinasarft.gov.cn。

(81)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治理工作的意见》，1999年4月6日。

(82)国家广电总局:《2000年广播电影电视工作要点》。

(83)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2000年11月17日。

(84)张志:《中国广电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5)关囡:《民营电视四公子的四种活法》，《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5月31日。

(86)任谦:《关于我国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2008年12月30日，http://media.news.hexun.com/1983-1173948A.shtml。

(87)任谦:《关于我国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2008年12月30日，http://media.news.hexun.com/1983-1173948A.shtml。

(88)李良荣:《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89)梁衡:《减数量、调结构、创品牌》，《报刊管理》，2000年第2期。

(90)李良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纪念新闻改革25周年》，《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

(91)补充:尤其要强调的是，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传媒业的改革作了全面的部署和要求。

(92)《人民日报》，2003年8月2日。

(93)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94)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页。

(95)胡鞍钢，张晓辉:《中国传媒实力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96)杨磊，孙业:《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新闻记者》，2002年第6、7期。

(97)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98)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

(99)《电话访问八大城市咱老百姓10大烦心事》，http://www.hangzhou. com.cn/2004-12-12。

(100)参见谢春林博士论文:《中国电视产业做强做大的路径选择》(未公开发表，指导老师李良荣)。

(101)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82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公共频道，要求各省设立一个公共频道，以取代县级自办频道。”结果县级频道不但未取消，反而又多了一个公共频道。于是，公共频道不再提倡。

(102)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规定在省、市级建立广电集团。到2004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宣布，今后不再批准组建广电集团。

(103)孙正一，柳亭亭:《2003年中国新闻业回顾》，http://www.people.com. cn，2006-1-14。

(104)［美］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8页。

(10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03年7月31日)。

(106)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0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0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109)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110)文内所说的“文化”，按中央文件原意，包括了新闻媒体，文化体制也包括了新闻体制。

(111)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112)吴克宇:《电视媒介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13)《中国经济为互联网企业创造表演舞台》，《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1月26日。

(11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1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

(115)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116)廖卫民，赵民:《互联网媒体与网络新闻业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7)徐卫华，张金海:《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媒介》，《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

(118)陈力丹，孙江波:《从“违规擅自发布”受罚到信息公开》，《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