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遭遇的瓶颈

第三节　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遭遇的瓶颈

尽管当前我国已有不同模式的“盲人电影院”，也有针对盲人观看的无障碍电影，但所谓的“盲人电影院”大多是小型的电影播放室，播放设备及观影设施都比较简陋；无障碍电影的生产数量远远赶不上需求。面对如此的状况，通过对我国当前无障碍电影事业的分析，笔者发现无论是资金投入、人员制作还是放映渠道、营销宣传方面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阻碍当前我国无障碍电影发展的瓶颈。

一、资金缺乏、片源不足

阻碍我国无障碍电影的首要瓶颈是资金缺乏和片源不足。与盲聋者的需求相比，无障碍电影的供应量严重不足。由于缺乏市场激励，无障碍电影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多由政府或公益组织推动，从资金投入到生产都形成不了规模。2007年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得到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支持，获得7万元资助，作为制作无障碍电影的资金，这才有了无障碍电影的起步与发展。而在其他地方，稳定的资金来源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以杭州为例，杭州江干区盲人协会承担了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与播映工作，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人力，因此，一个月最多只能播放一场无障碍电影。目前很多地方放映的无障碍电影不是上海捐赠的，就是向上海残联买来的，数量十分有限。便捷的途径就是找志愿者现场解说电影，可这种方式不是一个长效机制，一是志愿者难找，二是每个人的解说水平不同，会导致观影效果过分依赖解说员，而且，一次解说只能使用一次，下次还需要再解说，不能重复利用。另外，要想做好一次解说，解说员从熟悉情节，准备解说词，到熟练控制画面与声音的配合，差不多要看20遍的影片，这种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很多志愿者很难承受的，因此，依靠志愿者说电影的方式不是发展无障碍电影的有效方式。

除资金与人力缺乏外，版权因素也是制约无障碍电影批量生产的重要因素。参与制作无障碍电影的上海电影集团的一位编剧介绍，上海供应市场的“无障碍电影”版权主要由上影集团无偿提供，每年只有20部左右，显然不能满足盲聋人士的需求。而能够获得版权的电影，大多是一些老旧的电影或主旋律电影，比如上影集团无偿提供的影片，多数是放映超过半年或“片龄”较长的老影片。笔者从杭州市图书馆音乐分馆官网上对图书馆播放过的无障碍电影剧目进行了统计，见表5‐2。

表5‐2　杭州市图书馆播放的无障碍电影统计

如表5‐2，截至2013年3月1日，音乐分馆共放映了20部口述影片，其中主旋律片10部，占50%，卡通片2部，喜剧爱情题材的2部，其余各类剧情片6部。从无障碍电影出版的年份看，杭州市图书馆音乐分馆播放的无障碍电影中，2009年出版的有9部，其中主旋律影片5部，2010年出版的有10部，其中主旋律影片4部，仅从两年的对比来看，商业片的比例在逐渐增加。另外，从无障碍电影与原版电影之间的间隔时间来看，两个版本几乎同步出版的有2部，两个版本间隔时间在5年以下的有9部，两个版本间隔时间在5－9年的有6部，两个版本间隔时间在十年及以上的有3部，总体上两个版本的平均间隔时间在5年左右。也就是说，视力障碍者“看”到的电影平均要比明眼人晚5年。不过也应看到，我国的无障碍电影才刚刚起步，如今还处在回溯加工的阶段，希望经过初建期的不稳定后，能够建立一个无障碍电影同步上映或者推迟上映的一个时间规定和机制约束，使得视障观众能够尽快与明眼人一样同步享受到新片电影带来的愉悦体验。

当然，想要建立同步上映机制，还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版权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没能跟更多的影视公司建立合作机制，新推出的影片，尤其是院线大片，根本无法及时制成无障碍电影，这使得聋盲者“看”电影总要比普通人慢至少半年以上。而如果不经授权就制作或播映无障碍电影，可能会产生版权纠纷。杭州市江干区盲人协会会长钱俊告诉笔者，2012年他们曾制作了《唐山大地震》的无障碍电影，效果非常好。但由于涉及版权，不敢擅自传播供更多人观看，只能在网上上传音频资料。而如果要购买版权，又会碰到资金的瓶颈。2010年初，上海电影厂与有关部门组建了专门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工作室，正积极争取北影厂、中影厂、西影厂的支援。如果他们也能无偿提供无障碍电影版权，或许能够改善上影厂无障碍电影制作片源短缺的现状。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要做到无障碍版电影与原版电影同步上市还有待时日。

二、技术水平低、专业人员少

一部精良的无障碍电影，需要相当高的专业技术和团队制作，特别是为盲人制作的无障碍电影，需要将画面上的视觉符号转化为声音符号，即要快速、准确，还要生动传神，这个过程相当复杂。台湾学者赵雅丽看来，口述影像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翻译和再现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编码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如图5‐3所示。^[19]

图5‐3　电影文本、口述影像讲述者及视障观众之关系示意图

由图5‐3可见，电影文本与视障观众之间多了讲述者这么一个中介，可以说视障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讲述者的讲述，他们对影片内容解读和重新编码的水平会直接影响视障观众的观影体验，可以说地位斐然、责任重大。

一般而言，将视觉符号转译成声音符号的方式有三种:“书报报读”是一种最为简单的编码与转换过程，直接将报章杂志、书籍中视障者无法阅读的“文字”念出来给视障者“听”读就行。较为复杂一点的是“基本报读”服务，这是一种对于视障者生活中简单视觉信息的实时告知，像公交车号码、物品位置、衣服颜色、周边景物等。而最为复杂的就是“深度报读”，即对于电视、电影、博物馆展览、自然景观等视觉属性的传播媒介的影像报读，让视障者了解视觉呈现的文化符号意义。无障碍电影服务就是一种深度报读的转换方式，它不仅需要生动性、更需要准确性。

将视觉影像转换成声音信息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对于电影而言，它是一种利用影像进行叙述和表现的艺术方式，每一幕影像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但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有时又很丰富，解说者需要将场景、人物，比如人物所处的位置、周围的环境、谈话的对象、人物的表情、穿着、行为举止等关键要素都要解说清楚，这是一个解读和再创造的复杂过程。台湾淡江大学的赵雅丽教授指出:“在电影中，作品的意义是透过视觉影像的形式展现，是以‘瞬间显现’、‘选择性观看’等视觉符号的特有形式被观赏者所接收。视觉画面不像言辞符号的一个句子一样，可以被切分为简单的‘词’，一个画面的意义是不容易被明确地切分为更细小的元素、各个构成画面之元素间意义的链接，也不具有一定的顺序。在电影中，画面更是以‘流动’的方式，在某个固定的时间中被呈现，这种视觉画面‘瞬间’、‘流动’、‘混合’的呈现方式，构成了电影表达意义的表意结构，与一个句子阅读有明确的顺序，文字上所明确界定的‘前后、上下、左右、里外’等方位集合时之特性极为不同。言辞符号必须透过序列（一维）阅读理解，而后产生意义，但是视觉符号的理解却是一种直接以平面（二维）的心像知觉来产生意义的形式，这也是造成两种符号表意上差异的关键，这些根本的差异，往往使得‘意义转述’必须透过‘重构’、‘解释’与‘创造’等手法来完成，而很难达成‘完全翻译’的要求。”^[20]如果不是受过训练，或者具备相当能力的专业人士，是很难将画面影像这样的“非线性”语言转化为线性的口头语言的。

根据国外的经验，专业的无障碍影像内容生产机构对影像描述的制作要求是很高的，比如在英国，先由制作者撰写需要描述的影像脚本，对脚本进行检查和完善，然后由专门的讲述者将文字脚本录制成声音。有时候，由两三个人同时撰写脚本，互相借鉴形成最终版本。在德国，电影的影像描述脚本通常由一个三人团队共同完成，三个人中通常有一个盲人和两个明眼人。明眼人负责观看影像，并描述各自看到的内容，二人的描述不一致时，协商拿出较好的方案，盲人负责收听影片来告诉其他两人需要描述的地方，描述的程度，以及收听二人制作的脚本是否清晰、准确。文字脚本完成后，还会交给专门的影像描述制作机构审阅，最后录制语音，再将语音部分混入电影的音频当中。

与国外比较专业的做法相比，我国大陆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显得非常简陋和业余。如今，在我国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中，负责影像描述的大多为志愿者，只有少数是专业的影视制作人，这样参差不齐的制作者团队，使得无障碍电影的质量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笔者通过观看部分无障碍电影，如果只听不看，还是会遭遇到不少理解上的障碍，这说明我国的无障碍电影在影像描述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从人员训练上来看，在国外，影像描述通常是作为一个专业存在的，描述者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上岗。美国盲人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Blind）从2009年起推行一项名为“影像描述计划”（“Audio Description Project”），通过培训专业影像描述人员，制定影像描述的准则，加强影像描述方面的教育，鼓励相关的学术研究来提升全国影像描述的水平。

2011年，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创意香港”也拨款80万港元，与香港盲人辅导会合作推出为期一年的“香港电影口述影像发展计划”为口述影像人才培训提供学习及实习的机会。相比来说，国内的无障碍电影刚刚起步，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的院校提供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与业务培训，更没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阻碍国内无障碍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三、分布不均、覆盖不广

无障碍电影是保障视听障碍者信息平权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但从国内无障碍电影的分布与覆盖面来看，不均衡的现象十分严重，大大降低了我国电影无障碍建设的整体水平。

首先，无障碍电影推行的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国内推行无障碍电影工程的9个省会城市中东部占了4/9，中部占了4/9，西部仅占了1/9。然而，根据2007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显示，我国东中西三部分地区残疾人的总数是呈倒增加趋势的，西部地区的残疾人占全国残疾人口的比例为47.1%，中部地区为37.4%，东部地区仅为15. 1%，西部地区的残疾人口比例是东部的三倍还多（如图5‐4）。但是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主要阵地却在东部，这说明在我国，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聋盲者受众根本无法接触到无障碍电影。

图5‐4　中国大陆残疾人地域分布（2007年的数据）

其次，我国无障碍电影工程推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不平衡。目前我国无障碍电影的推广地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或省会城市。但从人口比例上看，我国城镇视障者和听障者的数量只有农村的1/4或1/3左右，从绝对数上看，农村的视听障碍者占全国总数的绝大部分，见表5‐3的统计。

表5‐3　我国视听障碍人群的城乡分布

注: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视听障碍者的数量很大，但由于居住分散，加上农村地区的相关设施配套跟不上，对于他们来说，观看无障碍电影还近乎是一种奢望。即便在大城市，如杭州，虽然每月放映一场无障碍电影，但由于放映地点固定在残联，一些居住较远的视障者要赶过来观看也十分不方便。据统计，浙江省现有视障者43. 6万，杭州有6. 48万，但每月前来观看电影的视障者不足百人。上海的视力残疾人有15. 8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从未走进过电影院，自上海实施无障碍电影项目以来，“观看”过无障碍电影的视力障碍者也只有几千人次。可见，除了大城市的核心区域，无障碍电影的覆盖面非常有限，还无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再次，年龄与文化层次分布上的不平衡。根据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我国残疾人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总数的65. 86%，而且老龄化残疾人的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无障碍电影源影片的选择上，也以老年观众为目标群体，比如《高考1977》、《邓小平1928》等影片，这类影片通常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大，而且有些过于艺术片的影片对于较低文化层次的观众来说也缺乏吸引力。

除上述几方面的不平衡外，我国的无障碍电影还存着配套不齐全、场地有限、影院设施不完善、宣传乏力、研究薄弱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发展以及视听障碍观众的观影兴趣。基于笔者对浙江省聋盲者受众的调查显示:被访的听障者中有80. 2%的人不看电影或只是偶尔看电影；有89. 4%的视障者不“看”电影或者很少“看”电影，其中有54%的盲人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在所有被访者中，仅有5. 2%的视障者表示接触并使用过传统的电影媒体（即到电影院“看”电影）。而上述调查还是就普通电影而言的，具体到无障碍电影，绝大数被访者表示没有接触过，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无障碍电影。这些数字无不折射出在我国电影媒体的无障碍建设还处于启蒙阶段，要取得一定的效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