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影制片管理的发展

一、我国电影制片管理的发展

中国电影事业发轫于辛亥革命前夕，其发展较之欧美电影并不显得特别缓慢。自从路易·卢米埃尔发明了活动电影机以后，他就雇佣了许多助手加以训练，这些助手既是摄影师也是放映师，他们被派到世界各地去推广卢氏的影片，并随地摄制新影片，其中一些人也来到了中国。继之，西方其他国家的影片商也陆续进入中国，中国电影事业的大幕由此拉开。

只要对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与欧美电影发展历史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的许多共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一开始就是被当作一架赚钱机器来经营的，电影的产业属性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端之初就十分明朗。这是因为早期的电影公司大多为民间资本创办，而非官办，因此，这些电影公司拍摄电影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通过票房收入赚钱。为了印证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几个个案。

国人第一次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秋天。当时，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约请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为演员，拍摄了京剧《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场面。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是任景丰，这是我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京剧艺术纪录片。影片不但在北京上映，还在南方各省放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据1938年12月7日上海出版的《电影》周刊介绍，当时每到一处几乎都出现过“万人空巷”的盛况。由此可见，影片的票房收入应该是不错的。由于是自己出资组织拍摄，任景丰堪称我国电影史上的首位独立制片人。

1909年美国人布拉斯基携带一部半新半旧的木壳手摇机，不远万里到上海创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这是中国本土第一家影片摄制公司。然而布拉斯基并不顺利，1912年，他亏蚀甚巨，无法维持下去，只得由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美国人丽明介绍，把公司的名称及资产全部转让给该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一个美国人拉萨法（绰号“黄毛”）。两人接办后，从布拉斯基的失败中悟出在中国开办影片事业，得找中国人合作。于是，他们与相熟的美化洋行买办经营三商讨拍中国影片事宜，后者遂以外甥张石川推荐。经多次磋商，达成协议：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成新民公司，承包拍片的一切事务，包括编剧、导演、美工、雇佣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亚细亚影戏公司供给拍片资金及担任影片发行。这种制片人与出资方的合作方式，与好莱坞的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与大制片厂的合作关系非常相似，只不过其工业化程度和分工的细密化、专业化程度比不上欧美的大制片厂而已。

在许道明、沙似鹏所著的《中国电影简史》一书中，作者这样描述1922年至1925年中国电影业的状况：“一大批名目各色的大小电影公司如同大河泛滥一样地出现。地点也不再偏于上海一隅，呈现出四处开花的局面。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苏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处就有141家。这一时期，电影生产表现出极度商品化的表征，影业严重地被‘票房价值’所控制。在一切以盈利为出发的思想指导下，影片制作者主要是以不健全的社会心理为中心而创作。什么题材吃香，他们就赶拍什么，什么形式有销路，他们就连篇累牍地模仿制作。各家电影公司陷于紧张的倾轧之中，竞争之风盛极。整个电影艺术的生产完全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因而严重削弱了本时期电影发展的正常速度，乃至直接造成本时期电影在方向上的混乱性。”⁽¹³⁾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作者对我国当时的电影业的发展状况持的是明显的否定态度。毋庸置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不仅是营利的工具，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教化民众的任务，1924年10月创办“神州”影片公司的汪煦昌就认为：“电影为综合之艺术，电影艺术为世界之一大实业。世界人士且公认其为宣传文化之利器，阐启民智之良剂。一片之出，其影响于社会人心者殊巨。盖以其能于陶情冶性之中，收潜移默化之效。影片而良，人心随之而趋上，影片而窳，世风由之而日下。”⁽¹⁴⁾这里我们姑且抛开价值判断，从产业角度来分析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业。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完全别样的图景，即当时的电影业在产业意识上已经高度自觉。其理由如下：

首先，“电影生产表现出极度商品化的表征，影业严重地被‘票房价值’所控制”。这说明当时的电影业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特征，商业化与电影制片的工业化生产有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世界电影发展史表明，电影商品属性的成熟是电影制片管理转向分工精细化、专业化的制片人制的重要条件。

其次，“在一切以盈利为出发的思想指导下，影片制作者主要是以不健全的社会心理为中心而创作。什么题材吃香，他们就赶拍什么，什么形式有销路，他们就连篇累牍地模仿制作”。这说明当时的电影生产已经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在现代影视制片活动中，能否敏锐地捕捉观众趣味的细微变化并给予满足，往往是衡量一个合格制片人的重要标尺。道理很简单，在影视工业中赚钱是第一原则。

再次，“各家电影公司陷于紧张的倾轧之中，竞争之风盛极。整个电影艺术的生产完全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这段文字耐人寻味：当前我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媒介产业化、集团化改革不就是以引入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为重要目标吗？所以，站在新世纪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在我国电影发展的初创时期，电影生产就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市场意识，电影行业也具备了相当成熟的产业自觉。

但是我国早期的电影制片制度还称不上一种成熟的制片人制。这一点，从我国早期最重要的制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的机构设置就可以看出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明星”影片公司是我国电影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制片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历史是我国早期电影史的一个缩影。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在上海贵州路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具体分工如下：张石川任导演，郑正秋任编剧，郑鹧鸪任剧务，任矜苹任交际，周剑云任文书，郑正秋、郑鹧鸪兼任演员，周剑云兼管营业，并公推张石川主持公司一切内部行政；但是没有制片人这一职位。可见，早期的电影制片制度仍然实行的是导演中心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电影生产还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规模、实力都还比较有限。但值得肯定的是，该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开创了我国自有电影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大受观众欢迎，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电影观众群，电影艺术也赢得了民众空前的重视，并且还产生了一定的世界性影响，“这部影片的成功，使上海开辟了东南亚地区的市场”⁽¹⁵⁾，因此意义深远。

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电影生产一直实行的是苏联式的导演中心制或导演、制片主任共同负责制。刘晓庆在1985年独自筹拍电影《无情的情人》，开了解放后独立制片人的先河。据刘晓庆前夫陈国军回忆：“当初电影局为了删掉独立制片人这个字幕，还特意发了文件。刘晓庆当时的举动确实开了中国电影独立制片的先河。”⁽¹⁶⁾

在我国，电影的商业化特征更为突出，所以电影生产的市场化转型早于电视，电影制片在融资、拍摄、发行、放映等环节的市场化改革都比电视业先行一步。在制片人制的探索中，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很多欧美制片人到中国交流制片管理经验。比如，2001年7月好莱坞金牌制片人艾伯特·鲁迪在复旦大学开设复旦国际影视产业制片人培训中心。该中心由复旦大学、鲁迪摩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及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共同主办，主要培训全球的高级制片人，培养有全球眼光的中国制片人。为了能够培训出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制片人，中心除了招收学生在国内进行培训外，还推荐或选拔有一定英语水平、热爱电影事业的学员去国外学习。2002年2月28日，全国首次举办电影制片人招标，由我国民营影视企业——广东巨星影业公司等主办的影片《新刘三姐》、《正午的供词》制片人大型招标听证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全国首次举办电影制片人招标听证会。此外，我国电影制片人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01年由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美国银梦电影公司共同投资并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国际大片《庭院里的女人》，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国电影人罗燕担任该片的制片人、编剧和女主角。值得一提的是，罗燕曾主演过《女大学生宿舍》、《红衣少女》等影片，她曾赴美获波士顿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多年工作于好莱坞。罗燕是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美国银梦电影公司及北京电影制片厂对影片的唯一法人代表。这在好莱坞及中国合拍电影中尚属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