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发展与国家力量主导

传媒产业发展与国家力量主导
——全球化博弈框架中的现实选择^[1]

梅明丽

【摘要】中国的传媒产业一直在一种“特殊化”的框架下缓慢发展，意识形态的刚性控制导致了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国家力量的逆反心理。在全球化博弈的背景下，必须重新审视传媒产业发展中的国家作用。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国家必须在启动和管理传媒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实现国家理性建构与市场自然演进的有机结合。国家有界理性是传媒产业市场之手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传媒产业　全球化　国家主导

中国的传媒业和世界传媒市场从未直接交锋，狭囿于一国视界之内，所有的竞争和发展都按照划界而治的思路“从容”安排。这种自然垄断发展的状态，在中国成为国外传媒集团角逐战场的时候，依然没有改观。

无需用数字说明国际传媒集团和国内传媒集团实力之悬殊，这就是摆在中国传媒业面前的事实。当强势的实体与弱势的实体相遇时，就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利益矩阵。这个时候，若是按照某些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国家最基本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别国在他们的能力对比中取得相对优势”。^[2]在这种被动博弈中，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发展封锁和生存压力。

从宏观的国际化视角来看，无政府状态(anarchy)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政权形式，来对各国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强制实行某种法律。但是无政府并不等于“无组织”和“无秩序”。霸权国的存在使国际利益分配呈现更多的不公正结果，但是，道德上的谴责无济于事。真正的全球传媒市场正在出现，必然也有其自有逻辑和道德动力。作为国际传媒市场的博弈者之一，中国处于后发位置和边缘地带，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和政治上的相对排斥，使这场博弈更加艰难。

从微观的国内环境来说，纵然经济学家对于国家产业和市场模型有无数的推算和假设，但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按假设运行的市场和现实。更何况，传媒产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和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形式，在不同的力道上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所有上述的博弈中，参与者对自身利益短视的追求往往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必须从国家战略利益和国际产业博弈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发展路径和制度安排。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全面和综合的框架来分析全球化语境和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传媒业，必须从全球政治经济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来把握现有的传媒“市场—国家—世界”模式，并从中做出最优选择。

传媒产业基于理性分析和前瞻构建的国家行为，目的就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重要性在于，不仅十分切合中国改革模式中渐进性、自主性、强政府的政治视角，而且更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理性超前”的战略取向。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有意识地对未来做出安排。如果说在入世之后，对国内传媒业的壁垒和保护还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给所有的传媒一个喘息的机会的话，出版业的开放和国外卫星电视的有限落地已经显露出严峻的竞争态势。

这是一个关键的抉择点:要么在短暂的保护期内裹足不前，逐步被侵蚀和消灭;要么在尚可防卫时采取必要的发展战略，构建并壮大本国产业的有利环境与之抗衡。

在利益的驱动下(主要是西方国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驱动)，进攻的态势绝不会放缓，是偏居一隅还是居安思危?这已经不是国内的传媒产业跨媒体跨地区的简单争论(这正是我们一段时期以来业界和学界聚焦的焦点所在)。

正如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开创者肯尼斯·沃尔兹所说:“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自助(self-help)是必然的行动准则。”^[3]

1　国家力量的战略定位——重新审视传媒产业发展中的国家作用

在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话语里，国家往往与权力的负面，即其压制性相关，而市场使人联系到解放。将市场自由模式理想化，并构建它与“宣传型政府”的二元对立仍是中国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定势(赵月枝，2007)。显然这是一个隐含了简单的线性历史逻辑和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框架性错误。指出市场逻辑的局限并不表示赞成完全的国家控制;反之，国家力量的主导并不是否认市场的自我运作。但是“对中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的逆反心理在传播研究中的理论折射，都使这一定势根深蒂固”(赵月枝，2007)。看来首先得为“国家”力量正名。

1.1　国家角色:驾驭市场与提供规则

跳出传播学的这一思维藩篱，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范围来看国家的作用，我们将会发现，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亚的成功，并非出于所采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灵活的市场机制、不受干预的私人企业活动和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而是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由此形成了理论界广泛关注的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学说”。在这里，国家的角色定位是发展功能与领导市场。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担负发展功能的参与者，而且是作为一种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和执行者。

这正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是资源最基本的配置方式，但是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和失灵的可能，单靠市场是不会成功的。转型国家的经历也启示我们，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需要有权力制定和执行市场规则的国家。^[4]乔姆斯基直接指出，在出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之后，政府和决策层所发挥的中心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5]更有学者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给国家整体及其内部阶层带来的既有喜又有忧，国家作为替代和制约市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面前不得不用国家逻辑来抗衡市场逻辑。^[6]

传媒产业“国家主导模式”，所提出的国家主导，不是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的回归，更不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背离，而是对中国传媒经济发展路径的一个重新解释和建构过程。我们推崇的是遵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国家能力的建构，主要针对的是我国传媒产业目前起点低、规模弱小的实际发展状况。

在这个层面上，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担当着“驾驭本土及国际市场力量并将其引导至有利于国家经济的战略性角色”^[7]，而非一种专制的象征。

在全球化时代，传媒产业的发展已经不是事关一个产业的发展而已，而是更多地关乎国家的“软实力”和国家未来的“文化竞争力”，对于传媒产业的发展和控制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领域。仅仅局限于一国的产业实际和产业发展轨迹，进行封闭式的、自我运作式的发展设计，显然在起点上就落后于人，缺乏全局的竞争眼光和有效的竞争战略，必然是低速低效的发展模式，那么如何实现抗击国外传媒集团冲击的最初发展目标呢?

1.2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独特的规定性

中国的传媒产业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现实背景:一是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的大背景;二是国际传媒产业发展环境的大背景。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国外的自由竞争的传媒产业发展模式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传媒行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上，而且表现在传媒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和结果，是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之中，而不是使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中消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不可能由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提供，而只能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非外在的要求和规定。^[8]

一个媒介体系是由一套共同的政治经济逻辑所联结。^[9]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既不是在理想的政府和有缺陷的市场之间进行，也不是在理想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之间进行，现实中的选择实际上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之中以及在二者的各种结合之中进行的。^[10]对于我国的传媒产业来说，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和国外传媒产业抗衡，因此更需要在国家主导力量之下实现整合和发展。市场所呈现出的弱势状况决定了国家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补充和增强市场功能。

作为国家信息安全和主权安全重要一环的传媒领域，其发展一直处于狭隘的发展视野和发展思路的局限下，处于行业壁垒和地域壁垒的辖制中，难以得到充分完整的市场发育环境和广阔的市场政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仅仅是一种“行政部门主导”，国家的战略整合和资源集中的力量优势并未发挥出来。

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和后发位置的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博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世界上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更多的体现出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的一种话语和思想控制。中国的传媒产业建立在喉舌基础上的多重属性安排，本身也体现了高度的特殊化:意识形态刚性的治理结构，这也是一种“非主流”。正是由于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目标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本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自主创新才是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对主流的认同而不顾及现实的情境，这本就是一种“谬误”的研究思路，因此，着眼于“本土化”而放弃所谓的“主流化”，也许才是适合中国改革情境和中国传媒产业情境的选择。

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控制，在传媒产业发展实践和研究历程中，一直对“国家”的地位处于一种无奈遵从的状态。“强意识形态，弱产业发展”的状态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体制的瓶颈和改革的惰性。也有学者提出国家控制和市场控制的双重压力造成传媒产业现实的发展危机。

针对这种疑问，改革中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谁是“国家主导”的直接受益者?“国家”的作用在何时何地应该强化或应该弱化?如何实现从“行政主导”到“国家主导”的超越?

意识形态刚性只是传媒产业国家作用的一个方面。为什么国家的作用在传媒领域一直以一种“弱化”的取向存在，这只是和“意识形态刚性”作用相反的一种对立反映。现有的“行政主导”模式代表的只是一种国家低层次的介入状态，并且存在相当程度的“调控俘获”，并不具备传媒产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能力，也很难担当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重任。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市场关系重构自己，与之对应，市场不可能脱离国家权力孤立存在，它是政府和政治的产物。^[11]

2　全球化博弈与传媒产业“去规管化”的实质

全球化改变了“时—空”活动，而这种改变与某种地域意识密不可分，同时改变的本身也产生了对照性影响力。在上述过程中，各种社会习俗和文化认同因素，他们在被“去疆域化”、“脱域”或者“非定位”的同时，又不断被“再疆域化”、“再嵌入”或者“再定位”。^[12]

2.1　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经济的政治化是全球化一个隐藏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要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和世界政治模式，强加上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进行演变的所谓的经济范式，进而是政治范式之中。

美国模式的全球化，否定了世界上许多与美国模式不同的经济文化传统的合法性。美国的利益，实质上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不是整个美国的利益。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有一番话很精辟，他说:经济并不是以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为目的，经济的目的是解决人类根本的贫困问题，是保障尽可能多的人享有一种人的条件。用抽象的话说，一种有效的经济，并不必然是一种公正的经济。^[13]美国的模式所鼓吹的就是一种“有效的经济”。但是对于像韩国、泰国、巴西等国家，取消了所有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却导致了当地企业的崩溃。当那些跨国大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小生产者之间进行一种“平等武器”的竞争时，只会导致后者的大规模消亡。^[14]在中国，最少国家保护的行业，最先被跨国公司渗透、合并和垄断。经济场的逻辑和集中化资本的力量，强行确定了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力量对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迪厄指出，惟有国家才能够对抗跨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15]应当起来捍卫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社会功能。

“全球化这个观念只是那些希望拆除福利体制、减少国家管制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散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对全球化的本质，布迪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全球化这个词是一个既具描述性又具规定性的伪概念。体现了最完整形式的普世性之帝国主义，是把自己的特殊性默认做普世的样板，将其普世化”，“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就是贸易自由化:取消所有民族国家限制跨国企业及其投资的调节，换言之，世界市场是一种政治的创造”。^[16]如果把当前的时代理解成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时代，那么这一时代就不再是一些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斗争发展的最新阶段。^[17]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国家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18]

全球化对于传播政策的价值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库伦伯格和麦奎尔2005年在《媒体政策范式的转型:论一个新的传播政策范式》一文中所说，现代传媒政策前后连续有三大范式:第一阶段为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政策重心在私人所有制，管制的目的在于促进竞争，反对垄断;第二阶段是传媒公共服务政策时期，规范和政治上的考虑多于技术方面，侧重国家利益，关注自由、多样性、问责性。第三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全球化快速发展，政府、跨国公司等共同主导着传播政策的变化，公司力求放松管制，政府逐渐从干预市场管制中退出。^[19]

2.2　传媒产业“去规管化”的实质

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视为“反市场的制度”。他认为，对“去规管化”的鼓吹，结果只会导致跨国企业的垄断的出现，而不是促进自由竞争。因为私有市场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益，也是为了根除竞争。^[20]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说，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例，资本主义活动根本不能有任何利润。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同时，国家调控价格往往能够保障竞争，相反，非规管化的意识形态所起的效果，却是“根除竞争”。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国家，而是“谁将是国家干预的直接受益者”。^[21]

没有有效的国家，经济基础甚至都不可能存在。“没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带来效率。”^[22]按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在经济增长的五个阶段中，对穷国经济发展最相关的是前三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出现和起飞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社会历史中决定性的转变，是生产性经济活动达到一个关键水平并导致大规模和累进性的结构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主导的作用和经济起飞的要求是充分耦合的。发展中后进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国家在开放经济中，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缩短现代化和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周期，其制度安排相对而言更加激进，国家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罗伯特·韦德就改革制度形式，促进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日本和东亚的“国家主导型”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模式在“经济起飞”阶段是适合的，而美国经济中通过现有资本和国民储蓄的最佳配置实现收益最大化的体系比较适合已工业化国家维持经济稳定的要求。^[23]

吉尔平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新经济理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使我得出了结论:政府及其政策现在或将来都对国际经济的运作举足轻重。尽管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经济结果不仅取决于各种经济力量，而且取决于政府及其政策。”^[24]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这种历史位置决定了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动员和组织的角色。特纳认为，私有化使得政府管制愈发地重要，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更是举足轻重。政治恰恰是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国家的许多能力确有加强而不是削弱的必要。^[25]

近年来，在美国颂扬“解除控制”的好处已成时尚。据说，私人工业被从政府的干涉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实际上，这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原本已具有实力的公司能利用它们的强势地位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而不再负有任何种类的社会责任。实际上，这是政府施惠于最富实力的美国公司之一，使之能在美国全球势力的庇护下将业务扩展到海外。^[26]国家政府、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历史经验决定了经济的目的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全球传媒体系并不是“自由市场”或自然法则的产物，而是一系列重大国家政策起作用的结果。^[27]为了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抛弃了自己曾大力倡导的自由竞争和反垄断大旗，通过各种放松管制的手段，竭力催生“巨无霸级”的媒体。由于美国是一个传播大国，它的传播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将会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的影响。^[28]这项法律的通过，可以说为美国迎接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时代扫清了制度性的障碍。

2001年FCC推出两项有深远影响的规定:一是允许媒体公司收购同一地点的报纸与广播台、电视台;二是取消收购全国有线电视台的上限。这一法规的影响，旨在进一步放宽所有权，促成更大规模的媒体整合。2003年6月，FCC出台了《规则制定报告安排及公告》明确放松所有权规则的程序、方法和内容。其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将电视全国观众覆盖率上限从35%调到45%。

对资本和利润的渴求是自由化的根源，因此，美国政府在信息和传媒产业政策上的屡屡松绑，正是为了使美国的资本在已经饱和的美国市场之外寻求更大的市场利益。建立在这种政策导向下的传媒所有权的集中，正是为了促成能够“吃小鱼”的大鱼诞生。这种放松趋势和技术融合的潮流最终使世界一些地区和全球市场被某些大型媒体集团控制，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管理框架提出了挑战。

3　国家有界理性——传媒产业“市场之手”的重要保证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是“在一定疆域内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权利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家本身也是在一定疆域内的行为主体博弈选择的结果。由于国家具有强制性、垄断性、规模经济以及国家理性一般要大于私人理性的特点，因此国家一旦形成，就能够利用这些优势，干预和推动制度变迁，对制度变迁发挥独特的举足轻重乃至决定性的作用。^[29]

3.1　国家力量错位的市场危害

政府不仅是传媒规制的制定者，而且是传媒机构的主办者。执政党管理传媒、政府兴办传媒成为中国传媒业发展最显著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执政党享有对传媒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传媒发展与管理体制。^[30]由于过去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我国传媒产业的改革一直以放开和开放为主要基调，而对国家保护和国家控制呈现比较消极的抵制。尤其是传媒产业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意识形态刚性造成了对国家力量的泛化。中国传媒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就是发展目标不明，发展速度趋缓。

政治控制与经济开放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了政治控制的循环和媒体改革的反复^[31]。正是因为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迥异的双重属性，存在一定的不可调和性，我国的传媒产业在发展中，经常处于“变革—控制—再变革”的反复循环中，而传媒产业的定位却依然模糊不清。

我国的传媒产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系列矛盾释放和关系重构的过程组合。从开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经营管理边缘突破，到中央开始掌握改革的主导权自上而下自觉改革以及开始触及新闻报道与体制这个核心，说明我国的传媒产业一直在最初的“二元运作机制”下，不断地寻求产业属性的逐步彰显和完善。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当前中国媒体存在角色错位和身份危机，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媒体原有的身份被解构和淡化，新的身份要求得到表达和尊重。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许多媒体在种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中尝试着寻找平衡点，希望能找到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主导身份来统领各种角色。^[32]而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市场参与者的双重角色使其在充当公正的市场仲裁者时进退两难。^[33]正是因为“党的喉舌”、“经营实体”两种参照环境和价值取向的截然不同，导致了中国的传媒产业“一种因无法调和与分裂的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心理混乱”。

这种身份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对新闻媒体规制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新闻媒体的问题;二是政府对自身在新闻改革过程中的定位问题，就是从什么地方下手管理传媒产业问题。但是，显然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中国传媒心理危机和身份危机的一个良方，这也是我国传媒产业政策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央提出媒体分为两类，因为各种原因目前还没有分类管理，那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具体怎么做，情况不明，如何管理，没有具体的方式。^[34]

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35]就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对媒体进行的整顿与管理，有着强烈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双重思考:防止媒体失控引发社会更大震荡;与此同时，注重政治改革的成本。^[36]中国传媒领域现行的“游戏规则”从总体上说是按照将传媒业视为纯粹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理论构造出来的。因此，对于传媒如何履行舆论宣传工具的功能方面的保障是强有力的。但与此对应的是，对于传媒如何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做强做大自己，却尚未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腾挪空间”和与此相适应的游戏规则。^[37]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传媒产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过分夸大了，认为控制了传媒就是控制了意识形态，控制了舆论力量，“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38]适度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是当监管无所不包的时候，就会扼杀创新，因为创新代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冒险。

3.2　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理性、协调性的宏观管制

我们置传媒产业发展问题于历史为经、世界为纬的坐标上，从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历程入手，以国际社会竞争的复杂化、后发国家的竞争优势定位，力图找到适合目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国家与市场之间不是二元对立、无法协调的，根据国家的形态和扮演的角色不同，国家既可能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和补充市场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尤其要强调发挥国家的作用，因为一味地将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全权交给市场的自发竞争，不仅不适合本国发展的实际，在国际竞争中也将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国家本身就是国际竞争力的主体和要素，国家也可以制造竞争力，为各个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动力和支持。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渡形态的市场秩序混合性的特征，决定了强势政府的存在是必需的，因为过渡时期的市场从无序到有序并非能够自动实现，这个时候需要政府“有界理性”的延拓。中国改革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理性构建作用主要体现在解决市场失灵、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优势等方面。^[39]在经济先进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一般是承认、规范制度变迁，在经济后进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则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实施的职能。^[40]中国市场经济注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不同于资本主义。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政府干预的广度、深度为资本主义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在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责无旁贷地要发挥主导作用。^[41]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42]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时何地应当强大或弱化。

正如政治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市场的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开展经济活动，而国家的逻辑是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以便增加本国的权力和经济福利。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批判国家还是批判市场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伪问题中作选择”^[43]，貌似矛盾的两者，在现实中必须找到耦合的关键，国家主导是以强力政府与高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为前提条件的。

媒体产业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法规给这个“游戏场”下定义，同时也要给这个“游戏”制定规则。本质上，并非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怎样干预。由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舆论控制的存在，“管得过死”与“放得太开”是两个极端并不适合传媒产业的发展，而从传媒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最终一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为不同类别的媒体政治属性程度不同，党报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强于经济属性，但是娱乐类报纸等非核心领域的传媒产品更多的强调其经济属性而淡化其意识形态。我们没有理由把不同种类的服务放在一个体制之下，否则可能带来的是传媒产业所有层次运行的结构僵化和市场变形。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在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博弈中缓慢前行的传媒产业，不可能走向完全的商业化，但是也不可能回归完全的政治控制，最终最理想的状态是，建立在功能归位基础上的媒体结构的完善，从而实现由“弱市场，强政府”，逐步走向“强市场，强政府”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

［2］金冠军等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12。

［3］【英】安东尼·吉登斯，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

［4］【美】艾尔巴兰等，王越译:《全球传媒经济》，中国传媒大学，2007.1。

［5］【美】曼瑟·奥尔森，李增刚译:《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6］【美】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1。

【作者简介】

梅明丽，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教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领域:媒介产业与媒介经济，广告学。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04JJD860001)“中国传媒集团化发展与集团经营问题研究”成果。

[2]K.N.Waltz，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4]【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200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书名原文:Profit Over People。

[6]华民等著:《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和方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7]G．White(ed．)，Development States in East Asian，London:Macmillan Press，1988，第1页。

[8]刘俊奇:《中国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职能论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9]【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10]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1]M.Beeson＆R.Robison，Introduction:Interpreting the Crisis，in R．Robison，M．Beeson，K．Jayasuriya and H．R．Kim，ed．，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Crisis，London:Routledge，2000。

[12]内格斯、罗曼－维拉奎兹:《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出自【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13]Raymond Aron:Dix-Huit Lecons sur la societe industrielle，(工业社会十八讲)Gallimard Collection idees，Paris，1962，pp．80．转引自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4]出自布迪厄2000年10月3日在东京Keisen大学的演讲。

[15]出自布迪厄2000年10月3日在东京Keisen大学的演讲。

[16]引自布迪厄2000年10月3日在东京Keisen大学的演讲。

[17]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切斯尼在200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讨论未来全球传媒发展方向的会议上发表了《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讲话。美刊《每月评论》在2001年3月号全文登载了该讲话内容。

[18]【美】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的不满与争议》，《IT时代周刊》，2004年10月20日。

[19]库伦伯格、麦奎尔:《媒体政策范式的转型:论一个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出自《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20]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II-The Wheels of commerc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

[21]Wallerstein:“Capitalism:The Enemy of the Market?”，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Polity Press，1991，第202-217页。

[22]【波】G.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23]Robert Wade，The Asian Debt-and-Development Crisis of 1997:Causes and Consequences，World Development26，1998，No．8(August):1535-1553．

[24]【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25]弗雷德里克·特纳:《国家作用的变化:测量、机会与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期。

[26]席勒:《信息与危机经济》，译自英文本《信息与危机经济》，美国阿伯列克斯出版社1984年版，出自《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485页。

[27]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切斯尼在200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讨论未来全球传媒发展方向的会上发表了《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讲话。美刊《每月评论》在2001年3月号全文登载了该讲话内容。

[28]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6期。

[29]华民等著:《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和方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30]彭永斌:《传媒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31]李金铨:《政治经济学悖论》，《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

[32]邵培仁、邱戈:《重建和谐统一的“媒介身份”》，《青年记者》，2006年第13期。

[33]Yiu-Ming To:《中国》，出自【美】艾尔巴兰等，王越译，《全球传媒经济》第十七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34]李良荣、张大伟:《新闻改革与深化新闻改革——与李良荣教授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5]常永新:《我国传媒业政府管制改革的探索性研究》，2003年9月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

[36]孟建:《对中国电视业“大整合”的理论思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37]喻国明:《中国传媒业:洗牌、模式与规则再造》，出自《论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论文集》，郑保卫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8页。

[38]赵丽颖:《走出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三个误区》，《当代传播》，2003年第2期。

[39]伍装:《国家经济秩序政策原理——秩序经济学引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40]华民等著:《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和方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41]刘俊奇:《中国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职能论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2]在政治学中，国家与政府是一对相伴而生的概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又存在一定区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是一种“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政府有几层意思:政府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机关;政府是国家公权的实际承担者;政府是一个服务机关。国家是政府合法性的直接来源。政府是国家主权合理存在的重要保证。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把抽象化的国家主权和政治理念具体化、操作化。由于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主要是由政府来履行，因此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二者也是相同指向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国家属于政权范畴，政府则属于治权范畴。由此可见，政府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政权的下位行政系统。国家与政府间的这种既同一又从属的关系，使我们很难将这两个概念加以明确区分，并单独加以使用。因此大部分情况下，本文中国家和政府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同一性。其中的一点差别是，政府责任主要是国家对内契约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国家作为国际活动主体的对外契约责任上，国家的概念更突出的是世界体系中的行为者意义。

[43]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