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代的传播思想与传播制度

四、夏商周时代的传播思想与传播制度

中华文明的传播原则与传播制度自唐虞时代确立以来，经夏商周两千余年发展，至晚周时代趋于成熟。夏祚四百余年，农业立国，井田授土，男耕女织；先公后私，民风淳朴；子弟仲春入学，习礼如仪；养国老于学校，教以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并国家治理之切身经验，乡人秋熟时节行礼致敬天、地、君、亲、师，一派和乐景象。中央官职约百，三公六卿总掌天下政务，太史掌图书、典史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以督王政；当政无道，则太史令可怀图书史策逃之，则一朝威望扫地以尽也。

华夏先民，道德优美，风俗淳朴，其影响后世深远之传播思想与传播制度者，首先体现在“忠孝之道”的建制上。古云“夏道亲亲”，“孝”字即始见于《虞书·尧典》：“克谐于孝”，孝道可谓与史同源，自大禹锡姓，父子、夫妇之伦以正，娶妻别族，近亲不婚，种族因之繁衍。柳诒徵论曰：“吾国进化，实由古昔圣哲提倡孝道。孝之为义，初不限于经营家族。如《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祭义》曰：‘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皆非仅以顺从亲意为孝。举凡增进人格，改良世风，研求政治，保卫国土之义，无不赅于孝道……观《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知战阵之勇，正为孝子所嘉。后世务为狭义之孝者，不可以咎古人。而礼俗相沿，人重伦纪，以家庭之肫笃，而产生钜人长德，效用于社会国家者，不可胜纪……世目吾国为祖先教，其风实始于夏。”

于国尽忠，于家尽孝，此千百年来中国人之最高信仰，中华文明之道德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核心。柳诒徵论曰：“尊祖敬宗实为报本追远之正务，视其他宗教徒求之冥漠不可知之上帝，或妄诞不经之教主者，盖有别矣。后世之于祭祀，因革损益，代有不同，而相承至今，无贵贱贫富，咸隆此祀祖之谊，虽侨民散处列邦，语言衣服胥已变异，而语及祖宗之国，父母之邦，庙祧坟墓之重，则渊然动其情感，而抟结维系，惟恐或先。”此中国所以“可大可久”也。

夏代文明传播的另一重要制度是“禹贡九州”，即规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贡赋关系，以王城五百里为甸服，再远为侯服，更远依次为绥服、要服、荒服，如此华夏各族团团围绕中央，形成文明的向心体系。《尚书·禹贡》曰：“成赋中邦。锡土、姓。”锡土立国，锡姓立宗，朝贡纳赋于中央，中央则一任地方自治，如此刚柔交济的方式，将华夏团结为一体并日渐扩大，远胜于西方文明纯任武力征服之扩张与传播也。

禹传位于子启，开世袭之制，中国由“公天下”之“大同”之世一变而为“家天下”之“小康”局面。作为上古卓越的“水利工程师”，似乎禹在“知人善任”方面不如尧舜二帝。与禹同受舜命的皋陶，曾对禹言政治要务在“知人、安民”（《皋陶谟》），而禹似乎长于治水安民，却拙于知人善任。禹死，由益代行政事。禹子启践天子位，与夏同姓的有扈族不服，启兴兵而灭之。同姓之族尚不服，故启自立不能服天下，夏初政权颇不稳，经过百年动荡，至少康中兴，才算稳定下来。少康孙槐立，东方九夷来朝，说明夏朝势力已达东海之滨。夏祚四百余年（公元前2070～前1600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至桀而亡。

商汤在贤人伊尹辅佐下发动革命，建立商朝。殷商之文化“尚敬”、“尊尊”，游牧行国，尚武尊神，巫风极盛。史载巫氏世相殷室，因重祭祀，故精治祭器，钟鼎彝尊因之大兴，其铭文称“金文”；又祭祀必择日，择日必以龟甲占卜，甲骨文因之流传。殷祚六百年（公元前1600～前1046年），贤君六七作，国家六次迁都，五盛五衰，亡于纣。

周人的祖先是禹之农师弃（后稷），周人认同于夏文化。最早周人生活于晋南（钱穆主其说），后几经迁徙，到公刘的时代始定居于陕西豳。到古公父时代，因受西北邻犬戎的骚扰，迁居歧山，建国号曰周。到文王姬昌时代，国家强盛，被殷王封为西伯。文王大修德政、广纳贤人，成为西方诸侯的领袖，天下九州有六州归附周，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成功实现了对商人的大包抄战略。文王死，武王即位，立即开始讨伐殷纣。

公元前1046年，周之大军集于坛下，静听武王向苍天厚土、天下黎民宣誓伐商。此刻，广袤的东方大地、深邃的人类历史，似乎也在侧耳谛听，谛听这发自中央之国的、象征着人文觉醒的历史最强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武王历数夏桀亡国、成汤革命的历史教训，声讨殷纣暴虐罪行，宣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他将兴义师，行天讨，诛灭殷商，“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尚书·泰誓》，参见《国语·周语》、《国语·郑语》等）

这是“人道主义的黎明”！（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此前，殷人事鬼尊神，具有浓厚的宗教主义倾向。殷贤伊尹在告诫商王太甲时，将敬拜天地、祭祀鬼神与仁爱百姓并列为三，足见宗教信仰在殷商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商书·太甲》）据金景芳教授考证，殷人起于东北，后南迁黄河下游，故具有浓厚的“萨满教”意识和原始巫术特点。

周人兴起，将殷人“敬事鬼神”之宗教主义，一举提升为“天人相亲”之人文主义，率先在世界各民族中实现“哲学的突破”，为中华民族在古典世界中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奠定了伟大的精神基础。《周书·泰誓》中的一句名言，可谓中国文化对天人关系最精彩最深刻的描绘：“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万物对人来说亲如父母，人挺秀而为万物之灵：还有比这更美的世界观吗？天地万物犹如摇篮，人是大自然最钟情的儿子，他披天地之博爱，舞万物之辉煌，秉乾坤之灵气，发宇宙之神光！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并将周人之创制，概括为“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又进而提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皆精深之论。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说：“这一思想上的大革命，当可称为中国文化演变中一个极重要的事件，不仅安定了当时，而且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18]

许倬云进而深刻论述了西周代殷之重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19]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化统一体（“大一统”）建立了起来。

经周初大封建，西周政治版图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且向长江流域扩展，其疆土超夏、商一倍以上，是当时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武王亲访殷商遗贤箕子以求教，箕子告以洪范九畴，如“五行”、“八政”等。箕子将禹舜君臣讨论的“六府”之金、木、水、火、土、谷，减为金、木、水、火、土所谓“五行”，上古尊农之意顿减，而“九畴”中的稽疑卜筮、天象征候等等，明显残留着较浓重的殷人宗教主义的痕迹。不过武王尊贤访道尤其是礼敬前朝遗贤的精神值得称道，表明周人对前代文化的尊敬与继承，此即孔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之伟大精神，周初大封建将前代有德君主的后裔如尧舜后人都封地建国，连政治敌对势力——殷遗民也封国，表现出周人以德服天下、保持各种文化传统不使其灭绝的伟大胸襟与气魄，这与近代西方之野蛮侵略、当代西方之商业文化掠夺，真判若霄壤也。

建立政权难，保持政权更难，保持恭谨廉洁的政治美德尤难。周代殷而立，“九夷八蛮”梯山航海而至。有西方蛮夷“西旅”朝贡一种西域特产——身高四尺、善解人意的猎犬“獒”以献武王，时任太保、与周公同居政治重要地位的召公立即谏道：“明王慎德，四夷咸宾……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尚书·旅獒》）

呜呼！此真乃饱含生态智慧的绿色哲学宣言！召公竟言之于3000年前！人若保持美德，以德役物而不是以物役德，不贵声色犬马而宝爱贤人贤德，生态何曾毁灭？社会何曾紊乱？时当公元2002年3月1日，吾阅古人言，眼前浮现都市街头牵狗闲逛的新妇、四处出现的“宠物医院”，心中掠过跪地求食的乞丐、医院门前因无钱手术而奄奄待毙的病人，古今兴亡，全一线所牵，可胜慨乎！陈寅恪夫子有诗云：“欲辨兴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呜呼！何等悲愿，能救众生于颠倒，解全球于倒悬？天其梦梦，世其滔滔，千古一概。成由勤俭，败由奢靡，自然生态已无残喘之力，人欲膨胀却尚未有穷期，可胜慨乎！！

武王操劳早逝，成王年幼，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中国礼乐文化达于鼎盛。政治方面，中央、地方官制灿然大备：中央官吏称“王官”，最高者为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其次少师、少傅、少保，称“三孤”。三公、三孤为天子保傅，“坐而论道”。实际行政机关是“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犹今之总理；地官司徒掌邦教，负责全国文化教育；春官宗伯掌邦礼，全面负责宗教事务；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秋官司寇掌邦禁，管理治安刑罚；冬官司空掌邦土，负责国家建设工程。正卿上大夫以下，依次为副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卿士大夫是官职，同时又是爵位，贤者常为世袭，所谓“王官世守”。这些官吏层层制衡，岁岁考绩，十分严密。地方则实行乡遂自治制度。教育方面，周之大学有五：成均、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国子八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再九年而学成毕业。周之文化，以礼乐为核心，以温文博大为宗旨，礼、乐、射、御、书、数，烂焉可观，影响深远。

周之文化，尤其是她以生命美德、生态智慧，保持万物生命完整的生态世界观，表明中国古典人文主义亦即中国文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孔子赞美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于夏商周三朝中独许周，就在于周“监于二代”，损益增华，以礼乐教化、生命美德涵养人类文明与万物生命的伟大精神。

《礼记·表记》云：“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说苑·修文》、《白虎通》、《天人三策》（董仲舒）皆言“夏上（尚）忠，殷上敬，周上文”，文明传播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发生逆转，文明的外在形式（礼乐制作）日益繁盛，却难以掩盖其文明的内在精神的委顿凋敝，文明的传播、扩大更引起政治离心力的增强，周天子以及中央王室的权威不断被诸侯各国的实力挑战、超过，大崩溃与大变革即将来临。

公元前771年，西周历时351年而衰，文明传播史入于东周之乱世。作为周公封地、文化渊薮的鲁国，却诞生了人类的巨星、中国文化的圣人——孔子。孔子的诞生以及思想、活动，为此下的中华文明的传播、扩大、稳固、更新，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注释】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

[3]今文《尚书》此段末句作“黎民于蕃时雍”。孙星衍引《潜夫论·考绩篇》释“蕃”为养，通。详见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和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

[4]《尚书·舜典》，蔡沈《书经集传》第一卷。

[5]详《史记·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左传·成公十五年》、《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等记载。

[6]请参读国学宗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新论》等著作。

[7]《尚书》有今古文两种，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经学界争议很大，目前尚无定论，但其文化史、传播史价值毋庸置疑。参见黄寿祺《群经要略》第33～6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经学今诠续编》第637～67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蔡沈：《书经集传》，第10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9]蔡沈：《书经集传》，第12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0]蔡沈：《书经集传》，第12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1]蔡沈：《书经集传》，第19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2]蔡沈：《书经集传》，第15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3]蔡沈：《书经集传》，第15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4]蔡沈：《书经集传》，第15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5]蔡沈：《书经集传》，第16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6]蔡沈：《书经集传》，第16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1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19]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