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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传播时代

时间:2022-02-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人类第一次和他们的表达对象之间发生了时空上的分离,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人类进入了口语传播时代。加拿大传播学家英尼斯把这些媒介称为时间型媒介,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时间上的倾向性。与口传时代相比,文字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的确定性,“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正是这一特点的写照。这些媒介可以突破空间障碍,实现远距离的传播,英尼斯称之为空间型媒介,或者说,这些媒介具有空间上的倾向性。

1 从结绳记事到天下一网——人类传播史回顾

导言

本章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人类传播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了解各个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深入思考传播媒介和政治、经济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传播媒介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和预测。

本章重点

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的特点网络传播的两个发展时期及特点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易·系辞下》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东晋时期葛洪的《抱朴子·钧世》中有:“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结绳记事(计数)是被原始先民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之一。汉朝郑玄的《周易注》中记载,“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之多少,随物众寡”,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系出不同的绳结。据说波斯王大流士给他的指挥官们一根打了60个结的绳子,并对他们说:“爱奥尼亚的男子汉们,从你们看见我出征塞西亚人那天起,每天解开绳子上的一个结,到解完最后一个结那天,要是我不回来,就收拾你们的东西,自己开船回去。”我们可以想见,结绳用来记载数量有其实用价值,若要记载更为复杂的事情可能就捉襟见肘了。但在缺少表达符号的上古时代,这些大大小小的绳结也许就是他们用来记录历史、回忆过去的唯一线索。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的信息交流行为证明他们完全是人。”[1]传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早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用动作、表情、吼叫或者其他简单的音节来传递信息,协调采集和狩猎活动。与此同时,结绳记事等早期传播手段的发明,也让人类开始探索有声符号之外表情达意的手段。但总体来说,在口语符号产生之前,由于传播符号的匮乏和单调,人们之间能够交流的信息十分有限,也基本上不能进行什么思考活动。这个时期的人类从肢体到精神都没有得到什么延伸,他们只是固守着生理活动的时空范围,信息交流十分有限。

1.1 口语传播时代

语言产生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类最基本的创造性活动——劳动。正是在劳动中,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制造工具,也渐渐产生了语言。“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2]

大约在20000到25000年以前,人类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语言产生了。语言的产生,对于人类的传播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语言传播划清了人类传播与动物传播之间的界限。作为一种专门的传播符号,语言对大千世界的亿万种事物进行了高度的抽象,用有限的符号取代了无限的具体事物。从此,人们在用语言交流时,不再依赖于与所指对象的同时存在。人类第一次和他们的表达对象之间发生了时空上的分离,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人类进入了口语传播时代。

在传统的口语社会里,人们以面对面的形式用口语交流信息。在这个时期,语言符号的产生固然使人和他们要表达的事物发生了分离,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仍然必须在同一时空范围内进行。人们既不能越过时间的距离和前人对话,也不能越过空间的距离和远方的人们交流。在那些古老的传统部落里,人们强调的是习惯、连续性、社区(部落)、神圣和道德。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习惯、古老的道德、纯朴的民风、对上天和神灵的敬畏一起构成了传统口语社会的文化景观[3]。人们通过古老的口口相传来延续文化传统,有些东西可能随着一代人的死亡就自然湮灭了,后人再也无从知晓。由于口语传播对记忆和背诵的依赖,那些记忆力好的人自然成为部落中最受尊敬的人。至今,在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着口口相传的传统,比如藏民族的长诗《格萨尔王》就是通过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

恩格斯说,语言为思维提供了物质外壳。语言的产生,为人类进行思考活动提供了工具和前提,与原始人相比,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思考活动。但由于人们只能和同一时空范围的人进行交流,而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先辈们遗留下来的煌煌巨著中发现他们的思想之光,或者对他们的理论提出质疑。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制约了词汇量的拓展[4],再加上语言本身具有转瞬即逝、难以保存的特点,这些都制约了当时人们进行思考活动的规模。由于大规模的思考活动难以展开,思想的创新就无从谈起,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习惯而不是思考来生活。换句话说,封闭是传统的口语社会的一大特征,当时的社会不鼓励新思想和复杂的争论,人们对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服从大大超过挑战倾向,文化保守,缺少创新性,社会变革异常缓慢。

在古老的部落和社区里,人和人保持着全方位的关系。当人们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时,他们所有的感官都参与了传播活动,并且可以得到及时良好的反馈。人们的互相了解不仅仅在于正在传播的信息,而在于彼此背后的全部社会背景。这正是麦克卢汉所说的部落化状态。

在口语社会里,人们的记忆力虽然有差别,但由于人体生理功能的局限,这种差别没有达到一部分人能够垄断知识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的社会还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是随着文字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

1.2 手抄传播时代

距今5000多年前,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诞生在埃及。大约3500年前,中国的商朝出现了甲骨文。文字的出现使传者在时空上与信息分离,传受双方从此不必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出现。

起初,人们把文字刻在石头、岩洞的墙壁和羊皮纸上,这种媒介笨重,不便携带,但可以克服时间障碍,爷爷死了,孙子仍然可以从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中获悉他要传播的信息。加拿大传播学家英尼斯把这些媒介称为时间型媒介,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时间上的倾向性。与口传时代相比,文字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的确定性,“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正是这一特点的写照。

因为书写的复杂费力、书写材料的昂贵使普通人难以企及,所以,读书识字就逐渐成为上等社会的特权。知识的垄断开始形成,有文化的人和文盲之间界限分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媒介有利于树立权威,形成等级制度。

文字的出现,也使掌握文字的人开始了更深层的思索和交流,这为后来文学、科学哲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同时,人们也学会用烽火、鼓、笛、号角等手段传达信息,使消息“不胫而走”,传递到几百、几千里外。这些媒介可以突破空间障碍,实现远距离的传播,英尼斯称之为空间型媒介,或者说,这些媒介具有空间上的倾向性。这类媒介大多用在军事活动中,有利于统治者扩张领土,形成中央集权。

文字延伸了人们的视觉,勾起了人们对远方广大地区的向往和占有的欲望。文字协助了人们在空间上的思维,攻城略地的事情便发生了。同时,因为文字的出现和纸张的发明,传播效率有了很大提高,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帝国的命令在广大空间的上传下达,协助了帝国在领土上的扩张和对占领地区的管理。这是产生大帝国或殖民地的必要条件之一。

应该强调的是,无论是哪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或等级制度,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地位。文字作为一种媒介,使这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确立成为可能。

文字促进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政治上的专制和领土的扩张。传统的习惯、连续性、部落、小国寡民的观念、神圣和道德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一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口语社会里,自然的部落和社区的凝聚力来自相同的经历和社会背景,读和写对社会和部落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打开了缺口。懂文字的人开始形成超越部落的精神和知识群体。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动感情,而是开始了一步一步的思考和推理,开始以文字的线性思维来看待和改变生活中的一切。文字的确定性使人们养成了严谨的逻辑和推理习惯。

文字延伸了人们的视觉,但是其他的感官并没有得到同比例的延伸,因此人们接受信息时处于一种感官不平衡的状态。人们可以通过别人的告知了解远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要在大脑里还原这件事情本身,需要借助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想象力。而这样还原得出的结果,和事件的本身已经有了相当的差距。

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开辟了传播史上新的时代。纸张轻便、易携带,可以突破空间障碍,同时又可以世代保存,突破了时间障碍。印刷术的出现,无限地扩大了人们分享信息的能力。从此,人类传播的信息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讲,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3 印刷传播时代

文字的出现对人类的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很长时间里,文字一直局限在以官僚、僧侣、贵族和商人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群中使用。使用范围的狭窄限制了信息传播活动进一步作用的发挥。而当便宜轻便的纸张和效率较高的近代印刷机被发明出来之后,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公元105年,我国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当时的技术已经可以大量生产比较便宜的植物纤维纸。唐代时出现了雕版印刷,宋代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些发明极大地普及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普及仍然是在有限的圈子里发生的),使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得以广泛传播并流传至今。它对知识、思想和宗教等的传播具有强大的辐射力。例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得益于雕版印刷后大量刻印佛经。借助于印刷术所开展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推动了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说:“对于人类文化史来说,我想象不出能有比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更重要的项目。”[5]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媒介的发展,但是,媒介要真正发挥作用,是技术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此,我国虽然早在唐朝时候就发明了雕版印刷,但印刷术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依然非常有限。中国古代图书的流通,仍长期处于手抄传阅、馈赠亲友子弟、为先贤先人立传立说的范围。这是由我国封建社会封闭落后的文化传统和长期重文轻理的社会风气造成的[6]。即使在西方,1456年古登堡就发明了第一部手摇印刷机,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印刷媒介的社会影响力仍非常有限,因为它们在社会上的扩散规模还远远不够。直到19世纪上半叶,以《纽约太阳报》为代表的一批大众化报纸崛起,人类才真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与手写时代相比,印刷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的低成本的复制。正是这个特点导致了媒介的单向性。手写时代的传播基本上是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进行的,传者和受者的角色可以很容易地发生互换。而印刷时代由于复制的简单易行,渐渐形成了专业的传播中心或者说机构,形成了职业的传播者。传播成为点对面的活动。传者向广泛的分散的受者不停地发出大量信息,而受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被动地沉默地接受,而不做出任何反馈。传者和后者之间的角色不容置换,两者之间泾渭分明。这种单向传播的特征助长了人们安于现状和顺从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不再需要思考,因为媒介已经代替他们把一切都思考完了,提供给人们的是现成的结论。这就为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媒介对人们思想的操纵埋下了伏笔。和手抄时代一样,媒介延伸了人们的眼睛,但并没有延伸人们的口和耳朵。人们的感官平衡被进一步地打破了。

大众化报纸的出现,使信息的普及成为基本的人权。广大民众从此有了便捷地了解社会、参与政治的途径,进而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可能。信息是使大众变得有力量的重要源泉,他们能够通过投票和参与迫使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随着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越来越受媒体的影响,媒体的作用超越其他社会机制,成为公众获取与其生活相关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程序的信息的主要渠道。

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报纸的普及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施铺平了道路的话,那么,电子媒体的发展则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就进入电子传播时代。

1.4 电子传播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电子媒体风起云涌的时代。1876年,能够远距离实时传送声音的电话发明了。1895年电影诞生。1920年,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美国的KDKA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3 6年,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BBC Television Station)开始传送电视节目。人类从此超越了只能传送单维信号的局面,进入声画合一的多媒体传播阶段。

广播电视是伴随着西方社会进入高消费时代而产生的,而广播电视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形成。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这一点。

当资产阶级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多世纪的奋斗,终于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过程,这时他们发现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商品的供大于需。如何刺激大众内心的消费欲望,如何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出去,成为当时资本家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广播和电视的出现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

1920年,世界上的第一座广播电台KDKA广播电台在美国的匹兹堡开始播音。到了1924年,获得联邦执照的电台便达到了500家。广播电台的广告收入在1928年就超过了1 000万美元[7]。广播电台的飞速增长反映了生产消费品(如肥皂、麦片、冷饮、牙膏、香烟、罐头)的厂商以及生产耐用品的厂商对电台广告时间的需求。

电视的出现不但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加速到来,而且在消费文化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来自于电视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极度张扬。商品的符号价值远远超出其实用价值,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一大特征,也是商品和媒介联合对人们实施异化的一种方式。符号价值表达的是式样、风格、声望、权利等。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已经成为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购置物品已经不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因为这些物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电视广告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浪漫、奇异、欲望、美丽、满足、归属感、科学进步和好生活“粘”到推销的商品上,这些商品往往就是大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尘世间的日常消费品和华贵、奇异、美丽、浪漫等文化特性联系在一起时,再认真地辨认这些商品原有的使用价值就不那么容易了。通过对符号价值的强调,大众在消费过程中逐步地消失于“符号”的海洋里。也正是这种消费,使大众脱离了现实,变成被商家和媒体操纵的消费机器。

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的出现和繁荣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离散社会联系在一起。离散社会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工业化之前,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传统的本土社区(也就是人的身体所能到达的物理空间)里,人们全方位地分享彼此的生活。但工业化、铁路和电话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人们离开本土社区,到外地甚至外国去开拓新的事业,其活动范围大大拓展。与此同时,新兴的电子媒体更是因其远距离实时传送信息的能力而成为人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人们的眼睛和耳朵得到了全面的延伸,他们得以方便地了解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麦克卢汉为此欢欣鼓舞,他认为电视使人们“重回了部落化状态”。

但人们很快发现,他们为工业化所带来的方便与快捷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是人们丧失了和周围的人交流的能力。一方面,他们内心孤独,渴望理解和沟通;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自己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繁忙的生活节奏使人们难以静下心来倾听别人内心深处的声音,即使听到了也会因为彼此迥然不同的生活背景而难以理解。纯朴的乡村生活和亲密的邻里关系一去不返。代价之二是人们失去了和周围的自然环境交流的能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生活在古老的乡村,和自然比邻而居。清风明月,蛙声虫鸣,都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今他们生活在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盈耳的只是电视机中浅薄的欢笑和街道上汽车的噪音,这一切都加剧着人们内心的孤独和无助。大众传媒就在这种背景下彰显了无比的威力。因为传统社区里的居民彼此联系紧密,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是一层层保护膜,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操纵与伤害。但在离散社会里,人们作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很容易就成为被大众媒体导向的“单维人”(one dimension man)。人们不再思考,媒体代替他们思考;人们也不再彼此交流,他们只和机器(流水线、电脑、电视机和游戏机)交流。媒体告诉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到什么地方去买东西,买什么品牌的东西。对社会,人们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他们很少去想,除了目前的这种生活,还有别的什么生活方式。

在一个由孤独的人群组成的思维单向的离散社会里,大众媒体具有无比威力。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极易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力量的控制,它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自由独立的“第四种权力”。而离散的大众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看看今天的人们对于流行的追逐,流行的时装、化妆、音乐、电影、词汇、生活方式……一切的流行无不通过媒体来创造。而大众,只是乐此不疲追赶媒体和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势力制造出的流行趋势的长跑运动员而已。

离散社会的趋势起码从目前来看还在继续加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寻找新的生活,成为大都市里面的“漂”一族。用防盗门和防盗网隔开的邻居们更加老死不相往来。忙于事业的年轻夫妻日日早出晚归,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当人们有了心事和烦恼时,不再寻找身边的朋友,而是到网上去倾诉和发泄。人们给隔壁办公室里的同事发e-mail,而不是上门去通知一个会议。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甚至也可以不必讲话,只需用QQ交流信息。方兴未艾的信息家电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无须亲自去超市购物,我们的冰箱自己能够检测出来牛奶没了,然后通过联网的电脑直接向超市订货……人和人之间越来越不需要打交道了,所有这些媒介都在从各个向度延伸着我们的肢体和感官,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媒介和人的关系将全面取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由孤独的人群组成的离散社会里,大众媒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霸权。下一步,也许就是它们利用这些霸权来对人进行异化了。

在新闻报道方面,广播电视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曝光。这种大众传媒的公开性给它带来了很大威力。因为通过传媒可以迅速组织甚至制造舆论,而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都会感受到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怕上告、只怕登报”的俗语正是这种大众心态的真实反映。

当世界越来越连成一体,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产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影响,我们就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而由于媒介本身特性的局限和媒介工作者的个人局限,这个拟态环境不可能不和现实发生偏离。媒介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它甚至本身就是新闻事件的制造者。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目的每天制造和上演着大量的媒介事件,一些次要的事件或者细节经过媒介有意的选择和强化处理,成为万众瞩目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但不符合当权者利益的事件却在被有意淡化和淹没。当我们根据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对现实做出反应,这其中已经蕴含了相当的风险。在现实社会中,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通过其强大的暗示作用,常常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可能。

电视以其超越人类语言文字的声画信息而获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受众,借助于卫星和数字技术实现的全球直播可以让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同时分享同一体验。栩栩如生的现场画面超越了具体的国家和民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语言,在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传递着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电视起到了印刷媒介无法达到的作用。电视也有利于多民族国家中文化的统一和整合。因为收看同样的节目造成了类似的体验,唤起了相近的情感。通过看电视,从没进过学校的人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偏远山村的青年也可以追随大城市的时尚。

在更具体的生活层面上,电视成为现代人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陪伴,很多人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在某种程度上讲,电视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一个成员,对于离异和独身者、足不出户的家庭主妇、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来讲,电视所提供的情感交流具有替代社交的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电视里的遥远的或者虚拟的人物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本质上说,电视也许是更适宜于娱乐的媒体。它的五光十色、热闹非凡使其他媒介相形见绌。也正因为此,人们总是对它的副作用忧心忡忡。西方曾经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猴子不断地思考,于是进化成人。这个人又不断地看电视,结果又退化成猴子。电视对人的麻醉作用,从中可见一斑。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近这些年,电视越来越倾向于向娱乐节目发展,也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电视的娱乐本质的回归”。能够让人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开怀一笑,这本身也许就是娱乐节目存在的理由。

英尼斯认为,历史是由一连串的纪元或时代组成的。但这些纪元或时代不是连续的,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和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媒体。这些媒体对信息进行吸收、记录,并把它们转换为与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相一致的知识。媒体的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展示(或产生)出各种偏见或倾向性,这些偏见或倾向性对社会的文化趋势和价值观念有深刻的影响[8]。正如印刷媒介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施联系在一起,广播电视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繁荣密不可分一样,当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席卷世界的时候,在媒体和传播的领域,我们又看到了互联网的繁荣。

1.5 网络传播时代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出现。到了6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出于冷战的需要,资助了一个有关广域网络的项目,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阿帕网(ARPANET)。1969年11月21日中午,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台计算机实现联网。正如20年后《时代》周刊评论的那样:这宣告了网络世界的到来。

此后,阿帕网逐渐超越了研制之初的军事目的,在教育科研领域内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逐渐走向商用和民用,并在这一广阔的领域内获得了无限的活力。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互联网,中国也成为互联网的大用户之一。数以亿计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

互联网在全世界的飞速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进程需要有高度发达的通信和电子支付系统作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互联网对国家、民族这些传统概念的消解也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当人们的交往远远超越了自己所在的物理空间,而借助网络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时;当现实生活中的传统壁垒被一一打破,所有的传统行业都在忙着向虚拟世界移民时,他们也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进程做好了准备。

从人类传播史来看,我们已经大体经历了一个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过程。在原始部落中人们在同一时空范围内交往,进行点对点的传播,随时可以进行反馈。当人们进入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把信息传播得更快更远。但与此同时,传统的人际传播也越来越多地被大众传播所取代,我们依赖大众媒体所提供的点对面的传播来对越来越大的世界做出判断。随着传播的效率越来越高,互动却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充当被动的沉默的受众,没完没了地收听或者收看而已。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这是一个从部落化到脱部落化的过程。麦克卢汉把电子时代的来临称作重回部落时代,但在笔者看来,在网络时代里,我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回归。

我们前面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社区”,传统的社区和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都市正是人类不同传播阶段的鲜明社会背景。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我们发现在网上人们常用的一个词正是“社区”。对于一个每天花大量时间“泡”网的网虫来说,真正令他流连忘返甚至欲罢不能的,常常不是新闻,不是商品,而是社区。如果说报纸的本质在于提供观点和思考,广播电视这样的电子媒体本质在于刺激消费和提供娱乐,那么,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交往。正是对于人类交往这一基本需求的开发和满足,才使得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迅速风行世界。

把网络和传统媒体的特性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互联网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根本特征,不是海量(这一点起码在理论上,通过报纸的扩版和广播电视的增设频道可以做到或者是接近),不是时效(广播电视早就可以做到实时同步直播),也不是全球性(真正开辟全球传播时代的不是互联网而是通信卫星),而是网络的开放以及互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概念,达到了一个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高度。网络所带来的活力,其实正源于它的开放以及互动。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布和寻求信息的开放以及传、受双方地位的不断切换,使互联网成为革命性的媒体,在各种制度、各种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人民中间得到了迅速普及。

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互联网已经经历了从Web1.0时期到Web2.0时期的转变。Web1.0也被称作第一代互联网,是以门户网站为代表,以巨大的流量和点击量为成功标志的眼球经济时期。就传播领域而言,这个时期的互联网提供了比传统媒体时代丰富得多的选择,并且通过“超链接”的方式,有效地建立起了信息之间的联系。但在新闻的提供方式上,Web1.0时期的互联网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因为大量的信息仍然是由专业的记者编辑在后台编辑好之后推送给受众的。受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在新闻传播中的被动地位并没有根本的改观。通过对网络编辑记者的培训实现对信息传播的把关,在这个时期仍然是可行的。

2005年前后,Web 2.0的概念异军突起,一系列新的网络应用,如论坛、博客、播客、维基百科、社交网站、照片分享、视频分享、微博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应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网站负责搭建平台,而内容均由用户来提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用户提供的内容,这些网站将空无一物。这种传播模式颠覆了Web1.0时期由编辑在后台创造内容,然后大规模推送给用户的传播方式,变成了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的模式。借助于Web2.0的技术架构,用户的创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信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无与伦比,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智慧不再仅仅存在于传者一端,受众不但主动去获取信息,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在社会化媒体的平台上,提供信息的专业壁垒在迅速被打破,媒体正在进入全民“DIY”(do it yourself,意为自助的、亲力亲为的)时代。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控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网络信息的多元化成为现实。和传统媒体曾经充当民族国家的整合剂功能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加剧了社会的离散和多元,使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新的挑战。

最近几年,伴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正从传统的人际通信工具变成新的大众化媒体。从订阅手机新闻到彩信版手机报,再到手机上网、手机电视和微博、微信,手机在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日益跻身“主流媒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使用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0亿,手机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因为手机的贴身伴随功能,人和媒介被迅速整合为一体,人类进入人人皆媒体的自媒体时代。媒介不仅仅成为人的延伸,甚至成为人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须臾不可离开的器官和帮助我们感受外界各种变化的皮肤。借助于手机的通话、拍照、摄像、上网等功能,人和媒体、信息实现了无缝对接,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公民记者在现场发来报道。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拥有今天像Twitter和中国的微博这样多的公民报道者。

手机实现了人和信息的无缝对接,使“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件”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但无论如何,在手机的两端,手持手机的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手机是作为载体和中介出现的,传播仍然是人和人之间的活动。而最新兴起的物联网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实现了“任何人”和“任何物”之间的信息跨越。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在物联网的世界里,所有无生命的物品都将获得类似人的“智能”,通过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上嵌入一种短距离的移动收发器,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里将获得一个新的沟通维度,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扩展到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沟通连接,从而创造一个“智慧的世界”。

除了物联网,“智慧的世界”还可以通过链接人类知识和信息宝库的搜索引擎来实现。苹果公司推出的手机iPhone 4s内置一个被称为“Siri”的智能通话软件,用户可以不需要输入任何文字,而仅凭语音和Siri展开相当智能的对话。Siri的背后是强大的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为它提供着智力支持。Siri还能够不断学习新的声音和语调,以适应用户的需求。在传播史上,人类一直试图跨越传播的所有障碍,比如时间、地点、种族、文化、国界等,而今天,借助于物联网和Siri这样的智能通话技术,人类实际上正在跨越人和物的界限,一个人人相连、物物相连、人物相连的时代正在到来,天下正归于一网之中。

在一些领域,通过电脑技术,将互联网上的虚拟信息实时叠加到现实空间的增强技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视觉化的增强现实中,用户利用头盔显示器,把真实世界与电脑图形多重合成在一起,两种信息相互补充、叠加,获得一种增强现实信息的效果。增强现实将真正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想象你自己行走或者驱车行驶在路上,通过增强现实显示器(比如谷歌眼镜),跟你所实际置身的环境相关的信息化图像将出现在你的视野之内,并且所播放的声音将与你所看到的景象保持同步。这些增强信息将随时更新,以反映当时大脑的活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叠加,将创造出怎样匪夷所思的未来?

媒介即讯息。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那些转瞬即逝、过眼烟云般的信息,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媒介本身。正是这些媒介改变着我们传播和接收信息的方法,也造就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媒介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因素一起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方向。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媒介技术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它总是和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因素一起,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毫无疑问,作为人体的延伸,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在赋予每个人越来越大的自由的同时,也必将推动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的到来。

让我们以媒介研究的先驱麦克卢汉的这段话来结束本章的探讨,并怀着期待的心情憧憬传播的未来:“我展望未来时心潮激荡,充满信心。我觉得,我们站在一个使人解放和振奋的世界的门槛上。在这个世界里,人类部落实实在在会成为一个大家庭,人的意识会从机械世界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到宇宙中去遨游。我深信人成长和学习的潜力,深信他深入开发自己的潜力和学习宇宙奥妙旋律的潜力……任重道远,宇宙星星就是我们的驿站。我们的长征刚刚开始。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上帝宝贵的恩赐。仅仅是因为人类命运这本书的许多篇幅读不到,我也会为自己终将来临的死亡而扼腕叹息,恋恋不舍。”

【思考题】

1.人类传播史包含哪些发展阶段?

2.口语时代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3.手抄时代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4.印刷时代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5.电子时代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6.网络传播有哪两个发展时期?它们有什么本质区别?

7.传播技术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为什么?

【注释】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题记。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3]即使是在如今的偏远山村,乡规民约对人们的制约作用也要比城市里大得多。

[4]在现代社会中,偏远农村常用的词汇量仍然远少于现代城市里常用的词汇量,文化水平低的人常用的词汇量远少于文化水平高的人常用的词汇量,也说明了这一点。

[5]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我国古代的教育,是从孩子读私塾起,便摇头晃脑地背四书五经,之乎者也。再到科举制度,写一手好文章就能做官。技术上的东西常被当作新奇玩物一笑置之,而不付诸大规模应用。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和挨打。

[7]K.BryantJr.etal.,A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Prentice-Hal l,Inc.,1983,pp.192-193.

[8]Paul Heyer,Communication and History,Greenwood Press,1988,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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