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传播时代与“学科时代”的到来

一、学术传播时代与“学科时代”的到来

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学术传播出现了新的局面，蒋梦麟曾经说，在这一转型时期，中国知识界的着力点是如何输入西学而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仔细揣摩这句话不难发现，以交流和对等为核心特点的学术传播，经过中国知识精英的努力，已开始步入新的时代。

事实上，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出版，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运动的展开无疑为现代出版的发展开拓了空间，报刊杂志数量也因之开始增加。^[2]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近代的学术传播，在这一“特殊”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3]

非常明显的是，随着中央权力的萎缩，社会阶层出现了变化：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出现，虽然还未脱尽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痕迹，但初登历史舞台就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士绅阶层在历次运动中搭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其影响力也超过任何时代。因为不管《循环日报》也好，还是后来的《新闻报》或《申报》也罢^[4]，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努力的结果，或是单打独斗而成，其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小。而知识分子阶层和士绅阶层在媒介实践中的双双介入和不时的合作，更使两者成为不容忽视的“新”的社会力量，以至于在学术传播的过程中也成为不折不扣的社群媒体。

学会，中国很早就有，如晚明时期的东林、复社、几社，等等，但清朝建立以后这种讲学论证的传统基本被剪灭。而自1895年以后，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结社现象开始普遍起来，据统计1895—1898年就有76个学会。以后虽然资料难以统计，但从转型时期的各种资料来看，这种结社较为普遍，因为这种结社一般不受物力的限制，志趣和思想较为一致的知识分子集结在一起进行号召和宣传便可以了^[5]，以此而言，其传播新思想、播散新知识的作用决不下于报刊杂志和学校。

当时的学校也是在转型时期建立的，据统计1895年到1920年建立的大专院校就有87所之多，20世纪上半期中国成立了115所，其中五分之四的都在转型时期建立，已为人所熟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现代高等院校建立后的传播效应当不赘述，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对于学术传播正常化和制度化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应该说明的是，正是这种学术传播时代的展开，才真正为中国“学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笔者曾在拙著中提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各种学科观念已经陆续传入国内学界并被彼时的先知先觉们所知晓，例如《国粹学报》在1905年2月至11月相继发表了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该文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思想、流派及其演变的整个过程，行文中以“欧西”、“泰西”、“西人”、“希腊”、“伊大利”等国外众多学派学说进行中西比较对照，虽然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周末学术史序》所应用的学术方法使人耳目一新，文中分了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教育学史、法律学史等方面，对各种学科观念的接受显而易见。^[6]显然，除上面提到的以出版、学会、学校等为标志的制度媒介的现代特征外，学术传播时代到来后新的迹象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