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鸿铭与启蒙等和刊视为启蒙顽固势力的自刊

第二节　民报与启蒙

将报刊视为启蒙之工具，非自“五四”时期开始。西报东渐，新式传媒就承载了传播西学对中国人进行启蒙教育的重任。换言之，国人自办近代报刊开始，就认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17]“论普通报纸之天职者，辄曰开通民智也，为舆论之母也。”^[18]简言之，“唤醒一般国人的爱国意识、民族情感，几乎已成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制约反应”。^[19]“五四”民报不仅继承此传统，而且发扬此传统。鉴于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五四”知识分子的结论是：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名存实亡，是因为中国国民思想还不觉悟，还没摆脱封建文化思想的束缚，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批判封建主义，进行现代思想启蒙。所以“五四”民报对西学的介绍从原来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层面进入思想文化领域，并由此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因此，在这里，凡致力于国民改造运动的报刊都称之为启蒙报刊。

一、《新青年》等启蒙报刊对民主、科学的传播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16开，月刊，每6号为一卷，由陈独秀创办并主编。1916年9月1日出版至第2卷第1号便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2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到北京，次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改为同人刊物，即实行轮值主编制，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编辑。1920年2月，陈独秀到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改变了它的民报性质，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到1926年7月终刊。

1920年9月以前的《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国民的启蒙教育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它又自始至终充当运动的旗帜。《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一场强大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解放运动，广大群众的思想没有从牢固的封建意识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必须在中国广泛传播民主和科学，开展彻底的反封建运动，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否则先进的政治制度即使移植过来也是徒有其名，终归失败。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各种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刊物风起云涌。主要有李大钊、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蔡元培、李大钊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办的《国民》、《新潮》，李大钊、王光祈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及成都分会的《星期日》等，张东荪、梁实秋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李石岑主编的《民铎》等。据统计，“五四”时期，全国新办的白话报刊不下400种，这些刊物大多与《新青年》同调，在宣传新思想的同时，还鼓吹思想革命甚至社会革命，形成了以《新青年》为首的启蒙报刊新战线。新战线报刊与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重要人物林琴南、辜鸿铭、刘师培等和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报刊《国故》月刊、《新申报》、《东方杂志》、《公言报》等展开了激烈斗争，破旧立新，势如破竹。

《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发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提出了“人权”(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随后，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坚定地表示，“拥护德谟克拉西先生(Democracy)和赛恩斯先生(Science)”，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

以《新青年》为首的民报大力介绍西方的新思想、新道德，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并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古逆流，展开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新青年》认为，孔教与民主、科学势不两立，因此，对封建专制文化展开了毫不留情地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凡不合科学、民主原则的，“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都在扫荡之列。同时，广泛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进行反封建迷信，倡导用科学的态度和观点来对待社会和人生。同“民主”、“科学”的口号相适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新青年》始终没有忘记反对封建迷信，驳斥所谓“灵学”，使科学和民主在反封建斗争中进一步扩大阵地。

以《新青年》为首的民报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猛烈抨击，震动了整个思想界、舆论界，引起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极大仇恨。这些封建顽固派文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对新文化运动大肆进行诬蔑、攻击。他们把《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视作“洪水猛兽”，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称为“过激派”，攻击他们“铲伦常，覆孔孟”，并在《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肆意谩骂新文化运动，并表示想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荆生》这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遭到新文化阵营的反击。《每周评论》的编者按指出，这篇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想利用强权压倒公理”，是代表反动派的“武力压制政策的”，并且连续发表文章对《荆生》加以分析批判，如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对林琴南进行批判。另外，林琴南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再答蔡鹤卿书》，指名道姓地攻击蔡元培等人。陈独秀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理直气壮地向社会宣称：本志同人请进德、赛二位先生，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因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如果说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有罪的话，那么“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晨报》、《新潮》、《国民》、《浙江评论》等纷纷发表各种文章反击顽固势力，使“民主”、“科学”思想深入民心。

二、《新青年》等启蒙报刊对各种新思潮的传播

如何改造传统儒家秩序，把国人的思想观念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各种社团、个人纷纷筹资创办报刊，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引进西方新思想，形成一股股新思潮。西方几百年发展所产生的各种观点都引进到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这么一个时空节点上，各种思潮交融激荡，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又加速了各种新思潮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传媒界，主要存在三大主流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和新传统主义。

《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国民》、《新生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大量报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报刊。

社会改良思潮作为思想文化政治层面的变革主张，主要存在于知识阶层，胡适、钱玄同、丁文江、傅斯年等是这方面的代表，《努力周报》、《语丝》、《现代评论》等是传播社会改良主义的主要阵地。

新传统主义，早期以杜亚泉的《东方杂志》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吴宓、梅光迪等一批留学欧美归来的学者为代表，以《学衡》月刊为主要阵地。

在这个“话语喧嚣”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以它的科学性逐渐战胜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最终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初步传播到马克思主义成为救国真理，期间经历了三次大的论战：

(1)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年6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相继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系统宣扬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和《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针锋相对地指出，不应当把“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对立起来，两者“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社团内部，如少年中国学会等，也展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批判了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在张东荪、梁启超与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和何孟雄之间展开的。张梁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是贫乏，救中国也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经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劳动阶级，因此，真的劳农主义也不可能产生。而共产主义者反驳道，开发实业、增加富力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和开发实业”。中国虽然同欧美相比，产业发展程度不同，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所以“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20]

(3)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大致发生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是区声白和黄凌霜，其理论核心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此，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坚决还击，论述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保存“强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就是要用“强权”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依靠“强权”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通过这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思潮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三、《新青年》等启蒙报刊对文学革命的发起

思想启蒙，离不开语言革命——用活的文字(白话文)代替死的文字(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创办白话报从清末就开始了。出于灌输新知、开发民智的需要，从1901年到1911年，白话报刊多达100余种。《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是清末倡导白话文的继续和深化。所谓深化，就是认识更为清醒，行动更为自觉，“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成为反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紧密结合。简言之，摧毁“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不单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革命的一部分。

《新青年》从1917年起，首先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新青年》的编者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文中提出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八事”：“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词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为这场运动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他对白话文的提倡，也突破了清末白话文的局限，即把原来白话文只是为了便于向下层群众进行宣传，尚不足登大雅之堂的附庸性质，一下提高为正宗地位，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影响深远。”^[21]

《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陈独秀随后登场。1917年2月，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他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密切结合起来，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项任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不仅明确地将文学“改良”改为“革命”，并一开始就在欧洲社会政治革命和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框架中谈及“文学革命”，将文学革命看作整个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他们互相呼应和配合，坚持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从而使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在《新青年》上展开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许多进步人士积极响应胡适和陈独秀倡导白话文的呼吁，《新青年》也成为在全国推进白话文的重要阵地。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钱玄同等都是文学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如钱玄同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应当以白话文为文学的正宗，批评古文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主张文学改革。他们或者发表文章或者发表作品来声援、帮助文学革命，从而形成声势，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革命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