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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刊书助刊者考

时间:2022-05-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丁氏刊书助刊者考丁氏刊行丛书,曾得到众多人士的协助,协助方式各自不同,或代为校勘,或代为刊刻,或出借所需底本,或提出建议。本节将对这些协助者及其协助丁氏刊书的事迹略加考证。由于丁氏的主要活动范围限于杭州,因此其交游的对象也以杭州及毗邻地区的人士为主。可知,《西泠词萃》全书校刊均由许氏操刀。

第一节 丁氏刊书助刊者考

丁氏刊行丛书,曾得到众多人士的协助,协助方式各自不同,或代为校勘,或代为刊刻,或出借所需底本,或提出建议。若无他们的支援,丁氏刊刻书籍是否能获得如此大的成果,实未可知。本节将对这些协助者及其协助丁氏刊书的事迹略加考证。

由于丁氏的主要活动范围限于杭州,因此其交游的对象也以杭州及毗邻地区的人士为主。以下我们就以籍贯为分野,分别考述杭籍、非杭籍人士协助丁氏校刻书籍的情况。

(一)杭籍人士

1.魏锡曾

魏氏与丁氏的交游,详上编第二章。其襄助丁氏刊行丛书,始于同治,盛于光绪初年。已知魏氏协助丁氏刊行的书籍,均为收入《西泠五布衣遗著》者,协助方式则有两端:

其一,补辑遗文。如丁敬《砚林印款》即为魏氏所辑,事见《绩语堂题跋·砚林印款书后》:“近为松生校刊《砚林诗集》,因辑此卷……庚午四月又识。”案,庚午为同治九年,《砚林诗集》则刊于翌年。

其二,代为校勘,并且校毕后即在当地代其刊刻。光绪四年,魏氏代丁氏校勘《冬心先生杂著》、《冬心先生随笔》两种,校定之后即由魏氏在福州代为刊行。《冬心先生杂著》由福州刻工吴玉田刊刻,而《冬心先生随笔》则由吴玉田之弟吴玉桂刊刻,该书魏锡曾跋称:“为当归草堂付闽工吴玉桂玉田弟缮刊。”

光绪六年,魏氏又在福州为丁氏代刊《临江集拾遗》、《砚林集拾遗》、《砚林印款》、《冬心先生集拾遗》。事见《年谱》光绪六年:“八月,辑《临江集拾遗》、《砚林集拾遗》、《砚林印款》、《冬心先生集拾遗》成。魏稼孙丈为府君刊于福州。”而据上引《绩语堂题跋》,《砚林印款》实为魏氏所辑。

光绪九年,魏氏又为丁氏校刊《冬心先生续集》,仍交吴玉田刊刻。

2.许增

许增字迈孙,一字益斋,杭州仁和人。曾游张文毅、马端敏幕府,由保举历阶至道员。在杭州金洞桥筑娱园以奉养其母,母殁改称榆园。喜勘订书籍,与谭献同校刻《唐文粹》,精核无比。其余刊行各家词集,皆精审可爱[1]

许氏协助丁氏刊刻《西泠词萃》,事见《年谱》光绪十三年十二月条下小注:“上年七月,府君得仇山村先生《无弦琴谱》抄本,乞许益斋丈校刊之。惧单词薄帙,久仍湮没,复刊周美成《片玉词》、姚绍尧《箫台公余词》、朱淑真《断肠词》、张天羽《贞居词》、凌彦翀《柘轩词》,题曰《西泠词萃》。”上文未说明其余五种由何人担任校勘,而《片玉词》许增跋称:“丁君松生刻杭人词,属为校订。”可知,《西泠词萃》全书校刊均由许氏操刀。

另,丁氏编刊《丛编》,亦多经许增校正,唯《丛编》各书序跋未曾提及,故而知此事者绝少。丁丙曾致信陈豪,称:“弟所刊《武林掌故丛编》,半赖迈孙校正。”[2]此函中提及“子虞尊人所著《定乡杂志》已将刊”。案,子虞即丁丙友人张预,所谓《定乡杂志》即预父张道所著《定乡小识》十六卷,该书刊于光绪八年十一月,收入《丛编》。由此,此函应作于光绪八年冬前后,时正值丁丙着手编刊《丛编》,而此函使我们得知,《丛编》之所以能于翌年一举编至八集,许增功不可没。

丁丙如此借重许增,与许增自刊书籍精致绝伦大有关系。丁丙曾将《丛编》与《娱园丛刻》相比,自叹不如:“(《丛编》)以视娱园精刊小品,爽心悦目,真有霄壤之殊。”[3]

除《西泠词萃》、《丛编》外,许增代校的书籍尚有:

《无类生诗选》(收入《遗著》),《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刊《无类生诗选》”下小注:“府君乞许益斋丈校定刊之。”

《山村遗集》(收入《遗著》),《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刊《山村先生遗集》于越中”下小注:“乞许益斋丈校定付梓。”

此外,许氏还为丁氏提供了刊书底本。光绪十八年,丁氏刊行《圣水寺志》,许氏提供图像,丁丙跋称:“且缩摹许迈孙所藏赵承旨绘中峰遗像,翼助庄严。”光绪十九年,提供了《横桥吟馆图题咏》的底本,丁丙跋称:“光绪癸巳秋八月,予友许君迈孙挟巨册见属,才展视,即此图也。首尾完好,无几残缺,若有呵护之者。迈孙固居为奇构,予亦摩挲老眼,幸复睹儿时习见之物,相视而笑,为之狂喜。亟录副,授之梓人。”

3.盛起

字凤翔,杭州余杭人,生平不详[4]。光绪七年,盛氏曾为丁氏校勘《崔府君祠录》,卷末盛起识语称:“此录为钱塘郑荔轩先生所辑,吾乡严厚民先生序之。劫后刊本流传渐稀,丁君松生汇刻武林掌故书,以此录属余校勘,余因补录《清白士集》文一篇,以拾郑君所遗。”

4.张预

字子虞,号虞庵,杭州钱塘人。光绪九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升编修,历官至江苏松江府知府,候补道。著有《崇兰堂诗集》[5]。张预为铁花吟社中人,与丁丙、吴庆坻等相倡和。《丛编》本《月会约》丁丙跋称:“余携侄修甫立诚从沈辅之映钤、吴筠轩兆麟、盛恺庭元、秦淡如缃业、王小铁堃、王琳斋景彝诸丈,应敏斋宝时、胡月樵凤丹、李黻堂桓、龚幼安嘉俊、戴少梅燮元、夏薪卿曾传、宗啸吾山、江秋珊顺诒、张子虞预、高白叔云麟、边竹潭保枢、吴子修庆坻诸公,月举铁华吟社,至今已六十余集。”

光绪八年,张氏为丁氏提供了《定乡小识》的底本。此书为其父张道所著。张预跋称:“谨承先君子手稿之旧,以副丁君之意,曰记曰略,各标篇目,明非完书。其续咏百绝句尚存卅四首,并乞丁君附刻于后,亦从其类也。”

5.吴庆坻

字子修,一字敬疆,杭州钱塘人。尝入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光绪二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四川、湖南学政。民国十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补松庐诗录》、《悔余生诗》、《蕉廊脞录》[6]。吴氏与丁氏有通家之好,其女归于丁立中之子[7],又曾参加铁花吟社,与丁丙相倡和。

光绪八年,吴氏劝说丁氏刊行《东郊土物诗》,并提供底本。《东郊土物诗》吴庆坻跋称:“《东郊土物诗》一卷,吾乡古心朱先生与同时诸老分咏东乡物产之作也。旧藏吴君半耕所,经乱未失,颇珍惜之。尝语其友山阴陆君廉史,冀刊布以永其传。今年正月,吴君物殇,陆君感其意,介严君容孙携以畀余,时松生丁丈搜辑里中掌故,凡前人著述涉及杭事者,辄板行之。余遂以是书怂恿付梓。”

同年吴氏还提供了《江乡节物诗》的底本。此书作者吴存楷,为吴庆坻伯祖。是书吴庆坻跋称:“因述先伯祖当涂君尝有江乡节物之咏,差足比拟。丁丈闻而善之,遽令写副,授之手民。”

6.何敬钊

字勉亭,为丁立中内兄。同治十一年举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官德化知县[8]

何氏在江西任官时,曾为丁氏代刊书籍。《遗著后编》丁立中识语称:“中唯唯受命,爰乞翁铁梅、孙补三、何勉亭三君分为校梓,刻于江西者三,江宁者二,宁波者五。”其中刊于江西者,即为何氏代刊,此三种书为:《参寥集》,有“光绪己亥钱唐丁氏刊于南昌”牌记。《牧潜集》,有“光绪己亥十月钱塘丁氏刊于南昌”牌记。《石门文字禅》,有“光绪己亥十有一月钱唐丁氏刊于南昌”牌记。

据《牧潜集》何氏跋,此事缘起为“:丁酉自豫章旋杭,谒松生姻丈于里第,以余补授高安,出《牧潜集》示余,且戏曰:此为一重公案。披读其书,圆至虽产自高安,而集稿则传于天目,是去天目僧矣,亦武林文献也。怂恿付梓,许诺。因并出书数种付写官梓匠,兼任校雠。”

此外,何氏还在江西代刊了以下书籍:

《弘艺录》(附《艺苑玄几》,收入《遗著》),《年谱》光绪二十年四月“刊《弘艺录》”下小注:“府君乞何勉亭刊于江右。”

《吴越备史》(收入《丛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刊《吴越备史》于江右”下小注:“时何勉亭内兄敬钊宦游江右,府君属其校刊。”

《田叔禾集》(收入《遗著》),《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刊《田叔禾集》”下小注:“是书为其子义蘅所刊,府君乞何勉亭重刊于江右。”

7.张大昌

字小云,号程伯,仁和人。光绪十五年举人[9],曾入浙江书局任校雠之责,不惮劳苦。著有《养余诗集》、《王氏玉海札记》、《深宁年谱》、《李氏通鉴长编补佚》、《杭州府建置考》、《杭州驻防志略》[10]。与丁丙及丙之堂弟丁午均有交谊。

丁午著有《湖船续录》,身后刊入《丛编》,即由大昌校勘并跋,称“:右《湖船续录》,丁君奚生所著录也。挑灯夜凉,拈管校字,虫语幽泣,蜡泪忽垂。大昌亦不觉涔涔然。”

张氏还曾参与补抄文澜阁《四库》之役。《年谱》光绪八年五月“补抄文澜阁书”条下小注称:“府君举王同伯丈及张君小云、孙君和叔经理其事。”

张氏为丁氏校勘的书籍有:

《临平记》(收入《丛编》),《年谱》光绪十一年三月“刊《临平记补遗》”下小注“:府君刊《临平记》,乞张君小云校录。”

此外,张氏著有《临平志补遗》、《龙兴祥符戒坛寺志》,也被刊入《丛编》,俞樾为之序。《临平志补遗》俞樾序称:“临平故有胜国沈东江先生所撰《临平志》,乱后犹有藏弆是书者,钱唐丁氏刻入《武林丛书》。而张小云明经又补其所未备,为《临平志补遗》四卷。因余旧寓临平,问序于余。其书于明以前临平事实亦略备矣。从臾丁氏并刻其书,以附沈志之后。”《龙兴祥符戒坛寺志》俞樾序称:“张小云孝廉,吾党中高材生也。博采群书,访求故老,成《龙兴祥符戒坛寺志》十二卷。其初属稿,曾与余言之,余许为作序。乃书甫成,而小云遽卒。丁君松生取付剞劂,仍以小云遗意,乞序于余。”

8.张尔嘉

字春岫,杭州人,生平不详,善丹青。曾作《难中记》,刊入《庚辛泣杭录》(收入《丛编》)。

光绪二十年,张氏纂《孙花翁墓征》,刊入《丛编》。是书丁立中跋称:“春岫丈恐古迹之显而复湮也,摹绘一图,搜采群籍,编成卷帙。犹恐有遗,属加补缀……始服其学之博而心之虚也。亟请授梓,俾垂久远。”

张尔嘉除有著作收入《丛编》外,因其善绘,还曾多次为丁氏所刊书籍摹绘图画。如《孙花翁墓征》卷前《宋诗人孙花翁墓图》即为张氏自绘。此外,还为《陈忠肃公墓录》绘墓图,为《临平记》绘《临平图》。

张氏又曾为丁氏校勘《艮山杂志》,是书丁丙跋称:“因属张君春岫、王君同伯、罗君榘臣、孙君康侯重加校正。”

9.王同

字同伯,杭州仁和人[11]。曾入杭州东城讲舍,为高均儒之徒。南图藏抄本《续东轩遗文》丁丙手跋称:“又四年,(高均儒)没于讲舍。叔迟亦以鹾尹入都引见,不及视含殓。一时肆业生徒疾理丧者凡数十人,尤执者袁爽秋、王同伯两君也。”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王同与其役,详张大昌条。

光绪十八年,王同为丁氏校勘了《嘉靖仁和县志》、《万历钱塘县志》。《嘉靖仁和县志》王同跋称:“光绪壬辰十二月,以写本委予校正,并钱塘聂《志》写本,共二种。”

王同又曾为丁氏校勘《艮山杂志》,见张尔嘉条。

10.罗榘

字榘臣,杭州仁和人,为丁氏西宾[12]。罗氏为丁氏校勘大量书籍,并为多种书籍编辑附录、补遗,《遗著》丁丙识语称:“罗榘臣旋自京邸,学博而校勤,遗文逸事兼能补缀。”

目前可知确系罗氏代校补辑的书籍有如下几种:

《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是书丁丙跋称:“罗君榘臣、孙君康侯屡加怂恿,愿事校雠,因聚诸刻,择善而从。”

《临安旬制记》,是书丁丙跋称:“乞罗子榘臣校刻之,榘臣更从坠简中抄撮若干条附录于后。”

《贞居先生诗集》,是书丁丙跋称:“因乞罗明经榘校,付剞劂氏,以广汲古之传。罗君更博搜载籍,旁及碑版书画,辑为补遗二卷附录二卷。”

《淳祐临安志辑逸》《,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校刊施锷《淳祐临安志》辑本”下小注称“:乞罗君榘臣详加校订,分编八卷,付之梓人。”

与孙树义合校《钱塘韦先生文集》,丁丙跋称:“助余校字者,余杭孙补山学博树义、仁和罗榘臣明经榘也。”

与孙树义合校《松窗梦语》,丁丙跋称:“助余校勘者,孙广文树义、罗明经榘。”

此外,罗氏还曾建言刊刻《畴斋二谱》,并辑《外录》。丁丙跋称“:罗君榘臣持海昌陈氏玉烟堂所刻《畴斋二谱》见示云:琴韵墨香,足助清簟疏簾之逸趣……榘臣又辑其题跋诗章,相为辉映。”

罗氏又曾与他人合校《艮山杂志》,见张尔嘉条。

11.孙炳奎、孙峻父子

孙氏父子为杭州寿松堂主人,其与丁氏交游事迹,已详上编第二章。

孙炳奎曾纂《同仁祠录》,刊入《丛编》。俞樾序称:“仁和孙君仁甫乃搜辑建祠始末,并备载三公行事以至公牍艺文,合为一编,题曰《同仁祠录》。”

孙峻与罗榘同校《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与罗榘、张尔嘉等合校《艮山杂志》,已详前文。又独纂《陈忠肃公墓录》,与孙树礼合纂《文澜阁志》,刊入《丛编》。

12.孙树礼

字和叔,杭州余杭人。同治间恩贡,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慈溪县学训导[13]

孙树礼曾与孙峻合纂《文澜阁志》,又独纂《樊公祠录》,皆刊入《丛编》。后书自序称:“时在光绪丙子七月,适礼采访杭郡志事实有年,(丁氏)因属礼辑公祠录。礼见闻浅陋,所得寥寥数则未能成帙。今忽忽二十余年矣。将有慈湖之役,检点行箧,初稿尚存,深惧散失,亟为排比。凡叙述樊公死事者为上卷,平时与樊公往还诗文为下卷,仍请丁君审定付刊,并识数语弁诸简端。”

13.孙树义

字补三,又字补山。杭州余杭人。光绪十七年举人,与丁立中有乡试同年之谊[14],曾任宁波府学教谕。

孙树义在宁波任内,为丁氏代刊书籍多种。《遗著后编》丁立中识语称:“爰乞翁铁梅、孙补三、何勉亭三君分为校梓,刻于江西者三,江宁者二,宁波者五。”可知《后编》十种,由孙氏在宁波代刊的占半数。孙树义则自称:“我自与公交,十年涉文史。梨枣付雕镌,校刊辨鱼豕。”[15]

此外,孙氏代丁氏刊刻的书籍尚有:

《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西湖游览志》丁丙跋称:“孙补三孝廉秉铎宁波郡学,剞劂之工盛于武林,因乞董梓。”

《奚囊蠹馀》,《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条小注:“府君属孙补三广文校刊于四明。”

《昭忠录》,《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得明周璟《昭忠录》,重刊于甬”下小注:“属孙补三同年重刊于甬。”

《亶爰子诗集》,《年谱》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条小注:“是书孙补三同年录范氏天一阁藏本付梓。”

孙氏又与罗榘合校《钱塘韦先生文集》(见罗榘条),此书有“光绪丙申年八月丁氏嘉惠堂以瓶花斋吴氏影写宋乾道四年刊本重雕于四明”牌记,当亦由孙氏在宁波代刊。

孙树义在宁波代刊大量书籍,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宁波刻书业发达,工价低廉。如在宁波刊刻的《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计《游览志》二十四卷,综十二万八千三百有七言,《志余》二十六卷,综二十一万四千三十一言……用钱四百三十缗有奇”[16]。以此推算,宁波刻字工价为每百字一百二十六文弱。《松梦寮文集·拟江南、浙江、湖北合刻二十四史意见书》称:“全史字数综三千万计,以官局刻价,需钱七万缗有奇。”每百字工价则为二百三十三文强。相比之下,宁波工价仅为官书局的一半左右。丁氏刊书规模甚大,对成本较为敏感,因此自然倾向于选择价格低廉处。其次,孙氏身为宁波府学教谕,还有从天一阁借录底本的便利。《遗著》丁丙识语称:“适余杭孙补山秉铎宁波,工多而值廉,天一阁本且得假录。”

14.张景云

字寅伯,杭州钱塘人[17],为孙峻岳父。

张氏曾为《奚囊蠹馀》(刊入《遗著》)纂辑附录,是书张跋称:“云因与罗生榘、丁生立中及婿孙峻搜采讨论,汇录成帙,并辑先世诗文若干首为《济美集》一卷附于后。”是书丁丙跋则称:“余恐是集之显而复晦,因约寅伯收集遗文,重登枣木,以永乡之前徽,以迪乡之后学。寅伯更参考志乘宗谱成附录二卷。”

15.邹在寅

字典三,杭州人,官候补训导,生平不详。曾与丁丙监造文澜阁《,年谱》光绪六年:“十月,与邹丈在寅监造文澜阁。”邹氏纂《照胆台志略》,刊入《丛编》。

16.韩澄

杭州人,生平不详。为丁氏校勘《东城记余》,是书韩跋称:“今年秋,丁君和甫出是编,嘱为斠雠。”

17.陆有壬

字似山,杭州人,生平不详。曾为丁氏提供了《寒山旧庐诗》的底本,事见《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复刊《寒山旧庐诗》”下小注:“陆似山丈以此为赠,府君因重刊之。”

以上所举十七人,均为杭籍人士。其与丁氏交往的接点则因人而异。如魏锡曾、吴庆坻、何敬钊为丁氏姻亲;张预曾入铁华吟社,与丁氏有倡和之谊;邹在寅、孙树礼、张大昌曾协助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孙树义与丁立中为同年,罗榘为丁氏西宾。还有部分人为丁氏师友之亲朋门人,如张景云为孙峻岳父,王同是高均儒的弟子。

(二)非杭籍人士

1.高均儒

高均儒字伯平,浙江秀水人,原籍福建闽县。幼即嗜学,知治经必先识字,故于小学致力尤勤。治经专三《礼》,主郑氏说,故自号“郑斋”,而又笃守程朱之学。咸丰间客游江淮,为杨以增等校刻书籍,校勘精细。晚年主持杭州东城讲舍,以实学课士。同治八年卒,年五十八[18]

高均儒是最早协助丁氏编刻丛书的人士。丁氏的第一部丛书《当归草堂丛书》即由其代校刊。高氏与丁氏的交往,始于咸丰十一年春《,温氏母训》高均儒跋称“:均儒咸丰十一年春流离至杭州,寓佑圣观巷。四月,松生以崇义祠事访均儒。五月初一日,均儒过头发巷松生家……九月二十五日,杭州被围。十月初三日,竹舟、松生移均儒寓其家……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各走不知所之。明年五月初六日,初晤松生于如皋。”

杭州城破之后,高均儒流徙逃亡,于“五十一岁流离至淮,吴仲宣侍郎属校刊陈氏选注《小学》”[19]。均儒五十一岁时,当同治二年,在淮上获得安定生活之后,于当年春开始为丁氏校刻书籍。校刻的首种为《童蒙训》,这也是丁氏刊行丛书的开端。《童蒙训》高均儒跋称:“二年春,丁松生丙自上海寄来是《训》大字本暨黄荛圃校本《武林旧事》,属为重刊。窃谓《童蒙训》视《武林旧事》尤有裨于学者,即以红荔馆重刊小字本互勘,略无增损。”

此后,高均儒还为丁氏校刻了《温氏母训》、《张杨园先生年谱》、《松阳抄存》、《慎言集训》、《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忱行录》。换言之,在《当归草堂丛书》中,除《切近编》无明确证据可证明系均儒校刻外,其余均出于其手。

以上书籍的大部分由丁氏提供底本,不过高均儒也提供了部分底本。如《松阳抄存》,是书丁申跋称:“往岁十一月,高君伯平自淮上寄陆清献公《松阳抄存》杨氏开基原校,今刊列当归草堂新刷本。”此外,《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也属这类情况(见该书高氏跋)。

另外,高均儒对于刊书选目也有一定决定权。如上引文,丁丙同时寄来《童蒙训》与《武林旧事》,属为重刊,均儒认为前者较后者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便将《武林旧事》搁置不理。

又如《程氏读书分年日程》,高氏跋称:“均儒因忆及程氏书,乞借于山阳丁君俭卿晏,俭卿出示三鱼堂刻初印本曰:此读书者之高曾规矩也。均儒谛视,与被毁本无异,亟属写官以当归草堂书格写成样本,一再翻校。”据引文,刊刻此书起于高均儒一时兴起,似乎未曾征求丁氏的同意。

同治二年起,高均儒居于淮上,至同治四年冬,方才返回杭州。故而在此三年间,均儒完成校勘之后,即在淮上代丁氏刊行。如《张杨园先生年谱》就是“丁竹舟、松生伯仲寄淮属均儒重为校刊”的(见是书高氏跋)。

2.高行笃

行笃字叔迟,为高均儒之子。南图藏抄本《续东轩遗文》丁丙手跋称:“先生闻变,走匿余师杨枌园先生家,与余先后出坎阱,哲嗣叔迟亦从贼中出。”所谓“哲嗣叔迟”,即行笃。

目前可知《西泠五布衣遗著》中有两种由高行笃代为校刊:一为《柳洲遗稿》,卷末吴昆田识语称:“松生大令属叔迟校刊《柳洲遗稿》,叔迟以旧本视余,盖版毁于兵火矣。”一为《冬花庵烬余稿》,卷后吴昆田跋称:“《冬花庵烬余稿》亦松生大令属叔迟校刊者也。”

3.陆心源

陆氏为湖州归安人,其与丁氏的书籍交游,详上编第二章。

陆氏协助丁氏刊书的主要方式是出借底本。如《西泠词萃》本《箫台公余词》,即据陆氏所藏抄本刊刻。是书陆心源手跋称:“是本流传极罕。《四库》及《揅经室外集》皆未著录。余从仁和劳氏得抄本,丁松生明府将有宋元明杭彦词集之刻,移书借录,并嘱考订仕履,因识其颠末于后。”[20]按《丁志》卷四十著录有此“劳氏抄本”,则刊竣后丁氏未将原本奉还,或陆氏后将此书赠与丁氏。

其他由陆氏提供底本的尚有:

《宋学士院题名》(收入《丛编》),是书丁丙跋称:“归安陆存斋观察以钱晓徵学士旧从《大典》录本相舁,因为校梓,以存武林掌故之一。”

《艮山杂志》(收入《丛编》),是书丁丙跋称:“厥后网罗文献,访之东乡,觅之故家,不能复得。嗣见上海郁氏书目有之,知归陆氏存斋,特为鸱借。存斋慨然寄赠,仅志地两卷。余虽遍求,终杳然也。”

《书小史》(收入《遗著》),《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九月“重刊宋本《书小史》”下小注:“府君假皕宋楼所藏宋本摹写付梓。”

4.凌霞

字子与,号尘遗,又号病鹤,湖州归安人。诸生,官候选训导。与陆心源、施均甫等并称“苕上七子”。著有《天隐堂文录》,由刘承幹刊入《吴兴丛书》[21]。凌氏通小学金石之学,陆心源《送凌子与之上海序》称其“博学能文章,尤长于诗,所居秋风破屋,藏书数千卷,古画百签,琴一张,剑一具,法帖鼎彝数十种”[22],又以诗书画号称三绝,尤善画梅。

凌氏曾为丁氏校勘《南宋院画录》(刊入《丛编》),张维嘉跋称:“同治纪元之岁,丁竹舟、松生两兄得此稿于四明书肆……复乞归安凌君尘遗重为勘阅,补正甚多,疑者阙之,慎之至也。”

5.朱文懋

嘉兴人,似为丁氏亲属。《年谱》卷端署“愚侄嘉兴朱文懋拜填讳”者,即为此人。

朱氏曾纂《直阁朱公祠墓录》(刊入《丛编》),是书王棻序称:“嘉禾朱君文懋,盖公之远孙,惧其久而失传也,乃裒自宋以来纪公之墓若祠者,录为二篇,附以行实、诗文等,分为二卷。”

朱氏亦善绘事,曾为《西溪梅竹山庄图咏》、《鉴公精舍纳凉图题咏》(均刊入《丛编》)临摹图绘。

6.孙锵

浙江奉化人,生平不详[23]。与寿松堂主人孙炳奎(即孙峻之父)有交谊,《丛编》本《褚堂闾史考证》孙锵跋称:“锵以光绪辛卯,授徒杭垣仙林寺,时同乡有筹建试馆之议,因浼仁和孙仁甫丈购得姚平巷内地九亩有奇。”他结识丁氏,大概由孙炳奎父子介绍。

光绪二十一年,孙锵为《褚堂闾史考证》(收入《丛编》)撰《校勘记》一卷,并跋称:“锵既受而读之,知校雠尚有疏漏,爰假各书,再为参核,以证其异同,然未敢自谓能尽善也。丁丈属写为校勘记,用敢分条校录,著于左方。”

7.翁长森

字铁梅,江宁人。补诸生,屡试不售,乃援例为知县,分省浙江。后升知府、盐运使衔。民国三年病卒,年五十八。翁氏少劬于学,储书极富。尤留意乡邦掌故,旁搜博采,辑为《金陵丛书》,因乱未刊[24]。翁氏结识丁氏的经过,限于材料,目前无法考出。

翁氏曾为丁氏代刊书籍多种。《遗著》丁丙识语称:“若江宁,若江右,剞劂皆盛于吾杭,又烦翁铁梅、何勉亭两君助益之。”

目前所知,《遗著》中《松雨轩诗集》、《倪文僖集》、《清溪漫稿》三种,均由翁氏代刊。《年谱》光绪二十年七月“刊《松雨轩诗集》”下小注:“府君乞翁铁梅大令重刊于金陵。”《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刊《倪文僖集》、《清溪漫稿》于金陵”下小注:“府君乞翁铁梅大令刊于上元。”

8.秦缃业

字澹如,无锡人。道光十六年举人,会试屡不中,以副贡充史馆誊录,叙盐大使,后援例改浙江同知,累官至候补道加盐运使。后与上官不合,乞归。杭人请其主持东城讲舍,并属修府志。光绪九年卒,年七十一[25]。秦氏与丁氏结识,在其浙江任内。

秦氏为丁氏提供了《夜山图题咏》(收入《丛编》)的底本,是书丁丙跋称:“无锡秦澹如观察缃业权两浙鹾使,时以此题课诂经精舍生。始知图为所藏,因假录之。”

9.许仁杰

字壬伯,海宁人。同治四年举人,曾任平湖县学教谕[26]。许氏为丁氏提供了《武林第宅考》(收入《丛编》)的底本,事见《年谱》光绪十五年三月“刊柯汝霖《武林第宅考》”下小注:“许壬伯丈秉铎平湖,始从其家录副见赠,因重刊焉。”

10.鲍廷爵

字叔衡,常熟人,晚清藏书家,并辑刻《后知不足斋丛书》。

鲍氏曾在广东为丁氏刊书。事见《年谱》光绪十九年五月“刊《万历钱塘县志》于粤东”下小注云:“府君购得刊本,时鲍叔衡别驾需次粤东,因继《仁和志》并付刊行。”

另,《新刻古杭杂记诗集》(收入《丛编》)的刊书底本由鲍氏提供《,丁志》卷二一著录“汲古阁写本”,称“光绪庚辰午月,鲍叔衡从江阴试棚寄到,梓入《武林掌故丛编》”。

以上十人,除秦缃业、翁长森、鲍廷爵属籍江苏,其余均属浙籍,且以毗邻杭州的湖州、嘉兴两府居多,大多有在杭居住的经历,或仕宦(如秦缃业、翁长森),或游学(如高均儒)。这说明了丁氏与外地人士发生交往,仍以杭州为接点,这显然与丁氏较少在外地活动有关,故而交游的人群范围相当有限。

因与某人结交而结识其亲友弟子,进而再与这些人相交,这是社会交际中的常态。丁氏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自己的交游范围。尽管先后协助丁氏编刻书籍的人员相当多,但在各协助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关联,而并非只与丁氏发生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些协助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杭州地方士人的交游群体。

丁氏在编刊书籍的过程中,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这一交游群体的协助,不过具体至个人而言,则侧重点会有不同:有的只提供底本,有的只负责在外地代刊,也有的身兼多任。丁氏也注意根据各人情况的不同,有选择性地请求协助。如许增长于刊词,《西泠词萃》就委托其校勘;宁波的刻工价格低廉,便委托在宁波任官的孙树义代刊。这些情况实际已涉及丁氏编刻丛书的运作方式,因此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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