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所刻书版的流出

第三节　丁氏所刻书版的流出

丁氏编刻书籍的活动，以《遗著后编》刊竣为标志，逐渐趋于停顿。此后丁氏虽仍刊行了丛书《武林丁氏家集》及《丁志》、《丁目》等单行书，但已由刊布先贤时人著作改为刊行家族成员的著作。从目的而言，已蜕变为士绅阶层所谓“扬祖德、述清芬”之类矜耀门第的举动，文化和学术上的意义不复存在。光绪三十三年，丁氏因经商失败而被迫将藏书售与江南图书馆，这使其失去了大规模编刻丛书的一个重要基础——充足的底本来源；另一方面，由于经商失败，丁氏的经济状况显然不大如前，支撑刊书事业的资金来源也出现问题。而在清末民初，石印、铅印等新式印刷技术逐渐成为出版印刷业的主流，传统的木刻印刷日趋式微。丁氏家族中的丁三在、丁仁兄弟也抛弃了木刻印刷，转而创制了仿宋铅印活字，在上海开办仿宋聚珍书局，承印书籍^[27]。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丁氏最终将所刻书籍版片捐赠与浙江省立图书馆。本节所要考述的就是此事的始末。

由于丁氏所刻书籍数量甚夥，因此储藏书版亦颇占空间。而位于杭州头发巷的丁氏宅邸空间狭窄，难以容纳大量版片。据民国时期实地参观丁氏藏书楼者称：“（八千卷楼）楼颇轩敞，庭前有树，有假山，惟院落殊小，无回旋之余地……（善本书室）室仅三楹，殊逼仄……厅事甚小……室前天井尤湫隘。”^[28]

因此在民国初年，丁氏将所刻书版寄存于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省立图书馆之前称）木印部，由该部代为刷印售卖^[29]。《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称：

民国初年，丁氏以家藏地位狭隘，适本馆木印部设三忠祠，遂商准本馆暂为寄存。^[30]

因此，在1920年编行的《浙江公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中《，丛编》、《遗著》、《西泠五布衣遗著》、《当归草堂丛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西泠词萃》等六种丛书，以及《丁志》、《翠螺阁词稿》等单种书，都列入“寄存”类发卖书籍。

由于长年刷印，部分书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浙馆木印部遂加以修补。如《游明圣湖日记》，《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所据底本的末尾数叶版心有“民国十八年补刊”字样，就是由该部修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丁氏后人已不再从事藏书活动，对于寄存的旧刻书版也不再过问，完全听之任之。而浙江省立图书馆方面却对这些书版甚为看重，认为其“有关于本省文献者甚大”，加之“因系寄存之故，修补续印，甚感不便”^[31]。因此浙馆主动提出：希望丁氏捐献书版。1933年6月20日，浙馆派员前往丁家，提出此议。29日，丁氏应允。

本馆以丁氏八千卷楼旧刻《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书，关系本省文献甚钜，其书向由本馆印行所售书处代售，版片亦寄存该所木版部。爰于今日派总务处史主任编纂组员前往头发巷丁氏故居，访候丁序之、祁之两先生（松生先生之孙），商请将前项书版捐归公家，以永保存，当承允以会商考虑，再行决定。（《馆务大事记》六月二十日条）^[32]

本馆前为征求丁氏八千卷楼刻《武林掌故丛编》等版片，曾于本月二十日派员前往洽商。今日丁序之先生来馆，允为参照永康胡氏捐赠《金华丛书》版片办法，订立契约，将各书版片，完全赠与本馆。（《馆务大事记》六月廿九日条）

7月1日和26日，图书馆又两次与丁氏接洽捐赠事宜。

丁氏八千卷楼版片，前曾表示愿意捐赠本馆，今日由本馆总务史主任与丁氏代表丁序之先生作第二度接洽，议据草稿，双方已同意，俟版片清册造就后，即可正式订约。（《馆务大事记》七月一日条）^[33]

事毕复赴丁序之先生处接洽捐赠八千卷楼藏版事。（《馆务大事记》七月廿六日条）^[34]

丁氏本已不关心书版，因此洽谈进展顺利，双方很快议定了捐赠事宜。《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4期《馆讯鳞爪》头条宣布此事告成，称：

本馆鉴于是项版片之重要，爰分别向丁氏后人丁辅之、序之、祁之诸氏磋商，请将此项版片捐赠归馆，以广先贤刻书利济之遗泽。丁氏方面，亦以先人竹舟、松生两先生刻书志在文化，愿推其心，化私为公。特仿永康胡氏捐版先例，订立议据，并请孙康侯、杨见心诸氏为见议，正式移捐本馆。该项版片数达一万八千四百余块之多，已逾本馆现藏版片全部什之一，诚书林之好音，不独本馆一馆之庆已也。

9月27日，丁氏将签署的合同正式送往图书馆。随后，即开始具体的移交事宜。至11月，移交完毕，浙馆开具证明，提请国民政府教育部褒奖丁氏。

八千卷楼书版捐赠本馆，前于七月一日商议就绪，订立议据。今日丁序之先生来馆将此项捐赠书版之合同送馆，盖章后各持一份，以资信守。（《馆务大事记》九月廿七日条）^[35]

杭县丁氏家刻八千卷楼书版，曾由丁立方（贤甫）等以一部分版片捐存本馆，今已装运到馆。今特依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开具事实表册，呈厅转呈教育部核奖。（《馆务大事记》十一月十六日条）^[36]

在捐赠次年即1934年10月编印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图书目录》中，列售丁氏编刻丛书四种：《丛编》、《遗著》、《当归草堂丛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37]。较之1920年制订的《浙江公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则缺少了《西泠五布衣遗著》和《西泠词萃》两种。

1935年，毛春翔对浙馆储存的书版（包括寄存者）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按清点结果，撰《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版记》，发表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4卷3期。此文详细记载了浙馆当时所藏各书版片的块数、材质、来源、完好情况，当然也就涉及了丁氏捐赠和寄存的书版。以下就根据毛文提供的材料，介绍丁氏书版当时的状况。

据毛氏的统计，当时浙馆藏有书版163690片（不包括残版与不标号者），其中自刻122486片，寄存1053片，各家捐赠40151片。丁氏捐赠的书版共有18071片，另有《松梦诗稿》92块、《翠螺阁诗稿》50块为寄存。丁氏捐赠书版的数量在捐赠各家中列第一，约占捐赠总数的45％，较第二名金华胡氏退补斋的13981片多出4090片^[38]。丁氏刻书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丁氏捐赠的书版，包括丛书和单行书两类，具体数量如下：

《善本书室藏书志》，547块

《杭郡诗正辑》，612块

《杭郡诗续辑》，752块

《杭郡诗三辑》，2003块

《茶梦庵诗稿》，105块

《半岩庐遗诗》，24块

《苏堤渔唱》，17块

《宜堂类编》，378块（以上零种书，计4438块）

《武林掌故丛编》，8427块

《武林往哲遗著》，3953块

《当归草堂丛书》，279块

《当归草堂医学丛书》，405块（以上丛书，计13064块）

以上总计17502块，较前揭18071块的总数为少，这是由于《西泠五布衣遗著》“板已霉烂残缺，现停印”，故而未编号计数。逆计之，《西泠五布衣遗著》书版应为569块。

除《西泠五布衣遗著》之外，其他书版亦有程度不同的损坏。如《丛编》，“内有烂板，如《昭庆律寺志》十卷，蛀蚀最烈，无一完板”；《遗著》，“内有《青溪漫稿》一种，霉烂不堪”；《当归草堂丛书》，“多数蛀烂”。

另外，从毛文可以得知，丁刻书版全部采用梨木，而毛文称“（浙馆所藏各家）所有书版材料，计有梨木与白皂二种，前者质佳值昂，后者反是”。从此可见，丁氏对于书版材质也甚为注重。

毛文未提及《西泠词萃》，而上文已述，此种丛书曾在浙馆木印部寄售。毛文未提及，乃是由于此书版后转归杭州抱经堂书店所有。

抱经堂是民国时期杭州最有名的旧书店，店主为朱遂翔。褚树青《民国杭州旧书业》称：“杭州旧书经营规模最大、声誉卓著者，当推朱遂翔之抱经堂书店。终其一生，他致力于旧书经营，从一目不识丁的乡下佬，到创业开店，成为藏书家，富有传奇色彩。时人将他与《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合视为旧书业南北领袖，称‘南朱北孙’。”^[39]

抱经堂除了买卖旧籍之外，还购入书版，自行刷印贩卖。《民国杭州旧书业》称：“抱经堂印有《榆园丛书》（仁和许氏校刊）、《范氏三种》（乾隆范氏原刊）、《白华绛跗阁诗集》十卷（李氏原刊）等二十五种……”^[40]

《西泠词萃》的书版亦为朱遂翔所获，复旦大学即藏有此书的抱经堂印本，其后订有《杭州抱经堂书局本版书目》，中载：

《西泠词萃》，钱塘丁丙校，白纸大本，四本，二元。

综上所述，丁氏所刻书版在入民国之后，先寄存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后将大部捐赠该馆，而抱经堂得其零余。丁氏书事活动的重要一翼——刻书，亦由此画上了句号。

不过，丁刻书版的历史并未画上句号。除浙江省立图书馆曾予刷印外，1962年，部分丁刻书版又被调拨给广陵古籍刻印社。王澄《扬州刻书考》称：“1962年初，广陵刻印社迁址完毕，原收藏在南京、苏州、扬州等地书版已源源运到社内，又与浙江省图书馆达成协议，起运部分藏版，交广陵刻印社整理、修补、重印。”^[41]其中包括《丛编》、《遗著》书版，1984年、1985年，两书分别修版重印，印后书版又归还给浙江省图书馆收藏^[42]。

【注释】

[1]《年谱》咸丰三年：“闰七月，刊先继妣《翠螺阁诗词稿》。”

[2]张慕骞《八千卷楼刊书碑牌汇录》，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2期。

[3]两跋见《当归草堂丛书》本。

[4]《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高均儒跋，《当归草堂丛书》本。

[5]这也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丛编》零种收藏量很大的原因之一。

[6]此《丁氏焦山书藏目录》一卷，与清红格抄本《焦山书藏目录》六卷，合订一册。

[7]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即如此处理，如：“《西湖梦寻》五卷，清张岱撰，有刊本。【续录】《武林掌故丛编》本、《西湖集览》本。”（308页）

[8]《箫台公余词》陆心源手跋称：“丁松生明府将有杭州八家词之刻。”见《松轩书录》，130页，载《第四年刊》。

[9]抄本《乐府遗音》丁丙手跋，《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28页，载《第四年刊》。

[10]《年谱》同治八年：“十二月，重刊《于忠肃公奏议》。”

[11]《心矩斋尺牍》，31页。

[12]《菊边吟》卷前光绪二十四年丁丙自撰小引。

[13]《南宋院画录》张维嘉跋，《丛编》本。

[14]《武林草》丁丙跋，《丛编》本。

[15]《复堂日记》同治四年八月廿一日，230页。

[16]吴昆田《高君伯平行状》，《碑传集补》卷三八。

[17]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

[18]丁丙《遗著》总序。

[19]蔡序见《丛编》本《清波三志》。

[20]《书目答问》卷五。

[21]《丛编》俞樾序。

[22]抄本《芳芷栖词》丁丙手跋，《松轩书录》，130页，载《第四年刊》。

[23]《松轩书录》，49页，载《第四年刊》。

[24]《银海精微》丁丙手跋，《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3页，载《第三年刊》。

[25]《遗著后编》丁立中识语。

[26]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

[27]丁三在《丁子居剩草》有《考工八咏》，详记创制仿宋聚珍铅字的经过。《小槐簃吟稿》吴庆坻跋称：“初公三子三在之官南京，供职图书馆。日与馆中人剞劂者集思讨论，颇有端绪。国变后，与二兄仁同客淞沪，始创仿宋刻铅字排印之法，乃董治未竟，三在遂怛化……于是公二子仁重集资斧，选订名匠，昕夕研索字体，以及排比行款，暨上下衔接之法，墨匀而胶适，刷精而制雅。”此外，还可参阅郑逸梅《丁氏兄弟创制聚珍仿宋铅字》（载《书报话旧》）。

[28]漱石《丁松生先生文物展览参观印象记》，《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119～120页。

[29]浙图木印部的前身为浙江书局。清末筹建浙江图书馆时，将浙江书局与浙江藏书楼合并，书局承担传统木刻印刷的机构被改编为图书馆木印部。该部在民国时期利用浙江书局及各家寄存、捐赠的版片，继续刷印书籍。

[30]《馆讯鳞爪》，《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4期，239页。

[31]同上。

[32]《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4期，229页。

[33]同上，232页。

[34]同上，237页。

[35]《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5期，237页。

[36]《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6期，214页。

[37]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销售政策较为灵活，不仅“特定九折办法，优待各学校各机关及图书馆”，“又将大部丛书，拆售零种”（见1936年编印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图书目录》启事），《丛编》、《遗著》均有零种销售。此外，又从《丛编》中抽取《游明圣湖日记》等十四种“合编为《名家西湖游记》”，抽取《钱塘西湖百咏》等十五种“合编为《名家西湖山水诗》”，单独发卖。以上见1934年10月编印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图书目录》。

[38]胡氏捐赠的书版为《金华丛书》及《续金华丛书》。

[39]褚树青《民国杭州旧书业》，收入《旧时书坊》，135页。

[40]同上，《旧时书坊》，134页。

[41]《扬州刻书考》，342页。

[42]同上书，366～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