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编刻丛书史述略

第一节　丁氏编刻丛书史述略

目前已知丁氏最早刊行书籍是在咸丰三年^[1]，而大规模刊行书籍则始于十年后的同治二年。自同治二年刊行《童蒙训》、《温氏母训》，至光绪二十六年刊行《青溪漫稿》等书，丁氏在三十八年间共编刊《当归草堂丛书》、《西泠五布衣遗著》、《当归草堂医学丛书》、《西泠词萃》、《武林掌故丛编》及《武林往哲遗著》六部丛书。

据本编附录“丁氏刊行丛书子目编年表”的统计，以上六部丛书收录书籍302种1198卷，数量巨大，时间跨度也相当长久。且从该表可知，除同治六年、八年、十二年未刊行书籍之外，刻书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足见丁氏刊行文献的热情与执着。民国学者张慕骞曾评论：“嘉惠堂主人刊书之热心与毅力，不惜耗费，不惮长途，孳孳于斯，若不遑给，有非后此嗜好藏书刻书之私家所可及矣。”^[2]可谓定评。

丁氏刊行的首部丛书为《当归草堂丛书》，编刊始于同治二年，终于同治五年，历时四载。时值太平天国战争，丁氏遭藏书全毁、流亡播迁之祸，加之战争时期物力凋敝，丁氏在客居沪渎的困顿中开始刊刻书籍，其艰辛实出乎想象。丁丙挚友、当时任《当归草堂丛书》校勘之责的高均儒曾不无感慨地记述道：

是谱厚子于道光二十三年冬在杭州刊版，版用白皂树，每百字写刻贾钱八十，印行多本，厚子携版归桐城。是本于同治二年春，周汇西自杭州难中购至上海，丁竹舟、松生伯仲寄淮属均儒重为校刊。用梨版，每百字写刻贾钱一百三十，画视旧刻未见精整，而贾多五分，物力之贵，愈以征事为之难。（《张杨园先生年谱》高均儒跋）

松生之兄竹舟书来，亦促付版，而刻手殊少，成尚需时。（《忱行录》高均儒跋）^[3]

高均儒仅言及刻书工价与技艺工拙，但一叶知秋，从中不难想见当时刻书业的萧条残破与刊刻书籍的艰难。因此，《当归草堂丛书》所收书籍均为短小易刊者，全书仅八种十六卷。高均儒对此曾作说明：“钱唐丁君竹舟申、松生丙……意以为东南劫后，书籍多沦，就易刻之本先存其概。”^[4]即便如此，刊刻进度仍相当缓慢，平均每年仅刻四卷，与光绪年间刊刻《丛编》、《遗著》时一年动辄数十上百卷的高速，实不可同日而语。

《西泠五布衣遗著》是丁氏刊行的第二种丛书，汇集清代杭州名士吴颖芳、丁敬、金农、魏之琇、奚冈等五人的著述。该丛书始于同治七年刊行《冬心先生集》，同治十一年六月，五布衣别集均已刊成，而《西泠五布衣遗著》卷前有“同治癸酉钱唐丁氏刊成”牌记、总目及袁昶序，说明丁氏也认为至此全书告成。不过之后丁氏陆续补刊了《冬心先生三体诗》一卷（同治十三年）、《冬心先生杂著》一卷、《冬心先生随笔》一卷（光绪四年）、《临江乡人集拾遗》一卷、《砚林集拾遗》一卷、《砚林印款》一卷、《冬心集拾遗》一卷（光绪六年）、《冬心先生续集》一卷（光绪九年），并增辑了逸文。因此直至光绪九年《冬心先生续集》刊竣，《西泠五布衣遗著》才得以最终完成。如上所见，之后递加增补的零种以金农著作为多，这也是导致全书迁延日久的最主要原因：金农著作传本稀见，尤以畸零小种为甚。

光绪四年，丁氏刊书出现了首个高峰。如附录所示，当年共刊书十五种五十四卷，而此前十五年丁氏刊书不过二十七种六十六卷。这是因为当年丁氏集中刊行《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初编》十种四十一卷，占当年刊书总量的五分之四。不过正因为其为“初编”，光绪九年、十年，丁氏又分别刊刻《铜人针灸经》和《西方子明堂灸经》，附于其后。案，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初编》无《铜人针灸经》、《西方子明堂灸经》，保留着该丛书的最初面目，不过其中文字漫漶与断版的情况已非常严重，由此来看，该丛书刊竣后刷印似乎相当频繁。

丁氏编刊的第四种丛书为《武林掌故丛编》（以下简称《丛编》），其刊行持续时间最长，部帙最繁，情况也最为复杂。其中《复园红板桥诗》，早在同治三年七月即已付梓，而《武林杂事诗》则晚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方才付刊，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三十七年，几乎与丁氏刊行丛书的历史相始终。

虽然同治三年之后，《丛编》部分零种已陆续刊行，但属单行，并非以丛书的名义出现^[5]。丁氏正式编辑《丛编》，则要迟至光绪九年，《年谱》光绪九年：“八月，编《武林掌故丛编》。”作为编辑《丛编》的先声，光绪七年，丁氏刊行书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共刊书五十一种九十五卷，次年即光绪八年，又刊行了十四种四十三卷，全为收入《丛编》者。

由于之前的大规模刊刻，《丛编》在光绪九年一举编至八集。《年谱》光绪九年十二月“刊《俞楼诗纪》”下小注：“《宜堂日记》：八月，余编掌故书至八集竟，乞俞曲园为之序。”

光绪十七年，丁丙为兴复镇江焦山书藏，捐赠了一批自刊书籍，据南图藏清红格抄本《丁氏焦山书藏目录》^[6]，其中有“《武林掌故丛编》十四集一百十六种，丁申、丁丙编，一百十二册”，可知最晚至当年，《丛编》编刊已编辑至十四集。

不过《丛编》各集的编辑似乎颇为混乱，让人无法理出思路和次序。如，刊刻时间最早的《复园红板桥诗》（同治三年）被收入第八集，而光绪七年刊刻的几种却被收入第二集。在每集之中，各部类的书籍又相混杂，只是大致按照作者时代编排而已。

在编辑《丛编》稍前，丁氏选取若干种已刊书籍，编为《西湖集览》。据《年谱》，事在光绪九年七月。刷印《西湖集览》所用的版片，与《丛编》本相同，各书牌记也未作改动。因此，笔者未将《西湖集览》单独列为一种丛书。而有些著作则将《西湖集览》本与《丛编》本并列^[7]，鄙意以为似无必要，且有引起歧义的可能。

此外，《西湖集览》所收书籍，亦间有不同。如杭州古旧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印《西湖集览》，所收书籍较《中国丛书综录》多出以下六种：《西村十记》、《湖壖杂记》、《雪庄西湖渔唱》、《清波小志》、《西湖纪游》、《俞楼诗记》。其中《雪庄西湖渔唱》、《俞楼诗记》刊行于光绪九年七月之后，可以肯定丁氏最初编辑《西湖集览》时，这两种未列其中，至于之后丁氏是否进行了增补，目前限于资料，无法说明。

光绪十一年起，丁氏开始刊行第五种丛书——《西泠词萃》，该丛书收录宋至明杭人词集六种，至十三年十二月，全书告成。《年谱》光绪十三年：“十二月，《西泠词萃》刊成。”而陆心源称，丁丙原欲刊行八家词集^[8]，但并未说明具体选目。丁丙也自称计划刊行六种之外的别家词集，如《乐府遗音》：“余集刊宋元明武林诸名家词，拟以此卷入梓，因详加诠次云。”^[9]丁丙的此番言论发于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正值《西泠词萃》刊行之际，然而不知为何，《乐府遗音》最终未获刊行，也就没有出现在《西泠词萃》中。

丁氏刊行的第六部丛书为《武林往哲遗著》（以下简称《遗著》），与《丛编》类似，《遗著》先有部分零种刊刻单行，之后再被辑为丛书。如最早的《少保于公奏议》刊于同治八年^[10]，《褚亮集》、《褚遂良集》刊于光绪八年，但全书迟至光绪二十年方才开始大规模编刊，至二十三年中秋，《遗著》正编各种均已付刊，丁丙作序称：“起李唐，终胜国，凡成五十种，名《武林往哲遗著》，而以有明杭学校官二家附焉。嗣有所刻，待之后编。”可知《遗著》正编五十二种在丁丙的主持下虽已完成，但当时即有扩充选目、编纂后编的想法。

《后编》十种由丁立中实际主持，不过选目仍由丁丙圈定，至光绪二十六年方才刊竣，时丁丙已谢世一年有余。《遗著后编》丁立中识语称：“吾（丁丙）先择其遗逸而弗彰者凡十种，付梓以广流传，嗣有所刻，其并此为《后编》乎。中唯唯受命，爰乞翁铁梅、孙补三、何勉亭三君分为校梓，刻于江西者三，江宁者二，宁波者五，函询往还，途遥易滞，比及刊竣，而先君子弃养逾一载矣。”

以上简单描述了丁氏刊行丛书的历史，如下图所示，丁氏的刊书数量有着较大波动。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刊书数量很少（个别年份甚至只刊刻一种一卷），而光绪四年之后，刊书数量较之前有大幅度增长，特别在光绪四年、七年至十年、十二年至十四年、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出现了明显的高峰。

刊行数量的剧烈波动，除了人事上的原因之外，可能与丁氏求速成的心理有关。蒋凤藻称：“闻杭州丁松生云，刻书但求速成。盖人情兴致一过，自虑始勤终怠。况人事难必，我辈人生若梦，岁月几何，正恐光阴易迈，有志莫成。故以得了早了为佳。”^[11]丁丙刊书序跋中也屡称“急授梓人以永其传”、“急输净财以付良梓”，可见其求速成的心态。因此，一旦决意刊行，即雷厉风行，所以个别年份就会出现数量暴增的情况。

尤其在光绪十九年之后，刊书数量一直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表面看来是由于大规模刊行《丛编》、《遗著》所造成的，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丁丙进入了生命晚期，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明显恶化。光绪二十四年前后，“年来耳目聋聩，今秋感患泾痰”^[12]，正有“岁月几何”，“有志莫成”的担忧，必须“得了早了”，所以刊书数量也随之暴增。而光绪二十四年刊书数量遽减为六种十二卷，这大概与丁丙病情恶化以及编纂《丁志》有关。丁丙病故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由于《遗著后编》的刊行，当年和次年的刊书数量又再次上升，但这已是回光返照，随着《遗著后编》的完成，丁氏刊布丛书的历史随之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