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物质主义

启蒙与物质主义

卢　风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标志。自此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到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的中国，楼房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来越多，有钱人越来越多……然而，犯罪率也越来越高，抑郁症患者也越来越多，自杀率也越来越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虽不能说中国人过得越来越痛苦，但也断不敢轻言中国人过得越来越幸福。如果我们曾那么朝思暮想的现代化没有让我们越来越幸福，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追求现代化呢?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曾是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充分暴露且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批判现代性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辨别世界潮流、选择我们的民族复兴道路呢?反思现代性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思想任务。但全身心地拥抱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人们仍掌控着主流话语权。故反思现代性必将是一项艰难的、长期的思想任务。反思现代性离不开反思启蒙。

一

康德说，启蒙就是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有对理性进步的无比乐观的信心。前现代人总是跪拜在命运之神面前，而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他们的自信“是任何最自信的古代理性主义者不敢想象的”。^[1]现代性就源自西方的启蒙运动。乐观自信的理性主义至今仍是现代性的根本支柱。

施特劳斯说:“现代方案最初是由哲人们设计的;他们根据自然、根据某些自然权利设计了这套方案。这套方案的初衷在于以最完美的方式满足人类最强烈的和最自然的需要。征服自然是为了人的利益;而人被认为具有某种自然天性，某种不变的本性。”^[2]设计现代方案的哲人也便是启蒙思想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哲学与科学完全相同，相信人类可以像牛顿发现物理学那样，发现关于经济、政治、道德和人的精神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且道德科学可以奠基于不变的人性之上。他们相信，科技进步(即理性进步)能带来普遍的富裕。在一个普遍富裕的世界，“没有谁会再觊觎侵略其他人或其他民族。普遍的富裕会带来普遍的且完全正义的社会”。^[3]

至今仍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就是“人类最强烈的和最自然的需要”，甚至就是人的不变的本性。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区别: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把贪欲看作洪水猛兽，而现代社会把贪欲看作进步的动力和创造的源泉;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只给商人较低甚至很低的社会地位，而现代社会把商人凸显为社会的中坚和做人的榜样。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和观念改变从西方启蒙时期就开始了。

在西方中世纪，神职人员和贵族是领导阶级，修道院里的修士和修女是做人的榜样。经过启蒙，世道大变。有启蒙学者说，“纯种商人”是“博通的学者”，因为“他们不用书本就了解各种语言，不用地图就了解地理”。这些人通过旅行和通信就可以拥抱整个世界与所有国家，因此“够资格担任国家的任何职位”。也有启蒙学者说，“在一个共和国里，没有比商人更有用的成员。他们透过相互提供有益的服务把人类编织在一起;他们让大自然的恩物得以流通、为穷人提供工作、为富人增加财富、为君主增加荣耀”。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也为商业精神大唱赞歌，他说，“请走进伦敦证券交易所去”，“这是个比许多朝廷还更值得尊敬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民族的代理人为着人类的利益而聚集起来。在那里，犹太人、穆罕默德派和基督徒互相打交道，就像是同一宗教的教友。只有因为投机而破产者才会被冠以异教徒之名。在那里长老宗信徒信任浸礼宗信徒，而圣公会信徒也把贵格会信徒的话当话。这和平和自由的集会结束后，有些人会上犹太会堂去礼拜，另一些人会去喝酒;这一位会去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受洗，那一位会去让人为他儿子行割礼并用别人听不懂的希伯来语为这个小孩喃喃祝祷;另外一些人去到他们的教堂，帽子戴在头上，静静地等待上帝降临—— 人人都心满意足。”^[4]好一幅多种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的祥和景象!联想到欧洲中世纪不同信仰者之间或对同一《圣经》有不同理解的教派之间的残酷战争，商业精神带来的似乎真是万分值得向往的互通有无的和平!

当商人被尊为“够资格担任国家的任何职位”的人时，物质主义开始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但在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精英阶层或统治阶级都是拒斥物质主义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中没有贪鄙之人，只意味着正统意识形态及其指导建构的社会制度抑制人们的物质贪欲，特别抑制智能之士和各行各业精英们的物质贪欲，鼓励人们以精神目标或道德目标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而不像许多现代人(以商人为典范)仅仅以金钱和物质财富为自己的最高追求目标。西方经过启蒙运动，现代性计划逐步展开，资产阶级逐渐成为领导阶级，社会制度的建构越来越受制于“资本的逻辑”。

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同一个社会变迁过程的三个侧面。在西方，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就是启蒙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同时也是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进行的，常被辩护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进步过程。

资本为什么必须增殖?从逻辑的角度看，不能增殖的资本(资产)就是死的资产，就不是资本。从生活世界的现实情况看，资本不能增殖，资本家(最值得景仰的社会精英)就睡不安、吃不香;就会有许多人失去工作，丢掉饭碗;各行各业(包括文化、教育)都会低迷凋敝。所以，全社会都应该服从“资本的逻辑”。至此，还不能清楚地看出“资本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须从今天的生活世界才能看得十分清楚。今天的富裕社会(美国、日本等国)已没有几个人啼饥号寒了，但这些国家仍把经济增长(即资本增殖)看作头等大事。为什么?因为资本不能增殖，资本家和股票持有者们就睡不安、吃不香;就会有许多人不能把自己的“夏利”换成“本田”，或把“本田”换成“宝马”。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消费档次就是人生的根本意义，就是人的“最自然的需要”。为了让每个人都过有尊严的生活，实现人生的根本意义，满足人的“最自然的需要”，全社会都应该全力以赴地促进经济增长，服从“资本的逻辑”。

物质主义的流行和“资本的逻辑”确实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富裕，但普遍富裕没有带来普遍正义和永久和平。事实证明，不仅执着于宗教信仰的人们会彼此打仗，执着于物质财富的人们也会彼此打仗。伏尔泰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看到的祥和景象并不意味着商业精神真能带来启蒙思想家(如康德)所希冀的“永久和平”。

二

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受儒家思想教化，历朝制度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儒家力主“为政以德”。按黄仁宇基于明史研究的概括，中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极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在中国传统政务中，连“技术问题也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5]。一个以道德为本的社会必然以文化精英(或思想精英)为中坚，所以士一直居四民之首。士不一定都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但也总不乏立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士仁人。一个以士为中坚的社会必然会贬抑商人，从而杜绝商业精神对社会制度的渗透。

事实上，自秦汉以降，几乎历朝制度都贬抑商人。例如，汉初刘邦规定，商贾本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继承者几乎奉之为圭臬，如汉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景帝二年诏曰“有市籍者不得为宦”。至武帝时，更是谨记先帝遗训，“锢商贾不得仕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汉代以后，禁止商人及其子孙“仕宦为吏”就成为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商人不得“仕宦为吏”就意味着商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制度的制定和改变，没有机会成为显贵。中国历代统治者甚至以法律限制商人的服饰。汉高祖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贾人勿得衣锦绣。”东吴法令规定中小商人只能穿白衣，不能服彩衣。晋律也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苻坚曾下令:“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明太祖亦曾下诏:“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6]

中国传统社会贬抑商人有多种原因，正统意识形态(儒学)重视道德是一个原因。在传统中国，道德之整肃社会秩序的作用必须通过明确规定尊卑等级的礼制而得以实现，礼制的有效性必须通过不同等级的人们所使用的器物的区别而得以外显，即不同等级的人们使用的器物的大小精粗是不同的，要求“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7]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是各阶层各守本分的社会。一个阶层或群体若拥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在器物使用方面就不免僭越礼制。商人是善于货殖且以货殖为志业的聪明人，若不对他们多加限制，必然会快速地聚敛大量财富。此种人一多，礼制危矣!富商巨贾都不同程度地讲究生活享受，“侈靡相竞”，不愿受礼法制度的约束。如汉代富商临邛卓氏“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甚至一些由中小商贩起家的商人发了财也大肆享受，“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浆而逾侈，质氏以酒消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8]为维系礼制，必须抑商。另一原因是，传统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当然只能是农业。整个社会相对的稳定和繁荣都依赖于农业。故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历代都推行重本抑末(农为本而商为末)的政策。

你若已全身心地拥抱了现代性，便看不出中华传统文明的任何长处。其实，单就经济和技术而论，中华传统文明也并非一直落后。据当代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直至15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9]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才击败了中华文明。在西方人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在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之下，在现代性思想的浸润之下，中国人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此实为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中华文明内在端绪之延展。^[10]

由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不能不经过启蒙。中国的第一波启蒙就是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那时的启蒙导师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国人陷入战乱之中。1949年，以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这在殖民主义时期的世界是了不起的事情。但1949—1978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奇特的一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消解道德主义的政治，让商人成为社会的中坚。这甚至是现代化的关键。而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却以政治挂帅的方式把道德主义政治推向了极致，同时也不断贬低、打击资产阶级(商人)。那时的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把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看作头等重要的事情。在那个历史时期，思想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都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努力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即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在那个时期，信奉物质主义的人们只能蛰伏于阴暗之处，有货殖才能的人们毫无用武之地。既然如此，现代化建设自然没有多少骄人的成就。事实上，那时商品奇缺，民生凋敝，用1978年以后批判“文革”的官方语言说，即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迎来了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这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一波以引进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启蒙。“思想解放”是这一波启蒙的官方口号，但这一口号之源自官方丝毫不影响其启蒙大众的作用。为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总路线。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追求目标改变了—— 由浓重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思想文化革命转向了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经济建设。以往只能蛰伏于阴暗之处的善于货殖的人们日渐有了用武之地，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仍没有社会声望。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社会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以赚钱为生活主旨者的社会声望大有提高。那时高校毕业的研究生们，开始认为毕业后冲往商海才是明智的选择，选择高校和研究单位则是落伍之举。1991年之后，既是中国产权制度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也是人们价值观迅速改变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势头已不可逆转。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含蓄地说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这意味着被中国历朝历代贬为贱民的商人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商人的生活方式已是最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2010年有个女子宣称:我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试看今日之中国，资本已成为推动一切事业的动力，“资本的逻辑”已成为约束制度建设的最有力的“逻辑”，物质主义已在各种华丽词藻的修饰之下和科学术语的论证之下大化流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可低估的代价。

三

西方现代性源自对西方古典思想的反叛。据施特劳斯看，现代政治哲学就源自对奠基于自然目的论基础之上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根据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解，一切自然存在者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一个它们渴望的完善状态，每一个特殊的自然本性(nature)都将归属于一个特殊的完善状态;人当然也有为其自然本性所规定的完善状态。自然本性为人之行动提供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这也意味着自然本性是善的。人所在的地位是宇宙整体之内的位置，人的权能是有限的。人无法克服其自然本性的界限。善的生活便是按照自然本性去生活，这意味着安于特定的界限。德性在本质上就是适度。^[11]施特劳斯所概述的西方古典政治、伦理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它与中国儒家思想有颇多相契之处。

现代性逐渐拒斥了古典思想。现代自然科学拒斥了古典的目的因概念，人不再被理解为内在于“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了，人站在自然之外“拷问自然”(培根语)，自认为其知性可为自然界立法。现代性认为，一切真理与意义均出于人。科学的任务就是征服自然，征服自然就是“为了对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系统化的控制。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要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chaos);一切好东西都被归结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提供了几乎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与此相应，政治社会便决非自然的;国家只是一件人工制品，应当归因于习俗;人的完善并非人的自然目的，而是由人自由地形成的理想”^[12]。

据施特劳斯看，“现代性的起点是对实在(the is)与应在(the ought)、实际与理想之间鸿沟的不满;对此，现代性首次浪潮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应当设想为并未对人提出过高的要求，或者设想为与人最强烈、最共通的激情相一致，以此来降低应当，使之俯就实在;但是，尽管应当有所降低，实在与之的根本差异仍然保持着;甚至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否定从实在(既定秩序)到应在(自然法或道德律)的上诉之合法性(legitimacy)”。^[13]经过卢梭和康德，人们日益相信，人的行为准则只取决于人的理性的形式普遍性。“因此，道德律(moral laws)，作为自由之律令(laws of freedom)，便不再被理解为自然法(natural laws)了。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建立，无须考虑人的自然本性:人彻底摆脱了自然的监护。”^[14]“所谓人的自然本性只是人迄今为止发展的结果;它只是人的过去，无法指导人的可能未来;关于未来、关于人应当做什么或渴望做什么的唯一指导，只能由理性提供。理性取代了自然。这便是如下断言的意义:应在的根基无论如何不在实在之中。”^[15]这样，“研究‘应当’或规范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就逐渐与研究‘是’的自然科学分道扬镳了”。^[16]至此，现代性背离了早期启蒙的思想起点—— 人有某种不变的自然本性。实际上现代性关于人性的话语从此陷入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在呼吁人们应该为经济增长而永不止息地奋斗时，经济学家倾向于说追求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但当有人反对用现代科技去增强人类能力(如延长寿命乃至追求不朽)时，捍卫现代性者又会振振有词地说，没有什么人性的自然界限。

这种矛盾典型地体现为功利主义与康德学派的争论。功利主义仍坚持将道德原则(最大幸福原则)奠定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上，而康德学派则自觉地遵守“是”(to be)与“应当”(ought to be)二分的原则，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政治实践与自然无关，关于人类道德和政治的思考也与自然科学无关。20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两位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大家——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师承康德。他们都坚持“正当”(right)优先于“善”(good)的思路，故其思想努力都集中于为信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确立一条不失普遍性的规范原则，而主张把何谓好生活(善的生活)的问题留给信仰各异的个人自己去思考或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影响之下，康德学派似乎占了优势，其现代性框架内的竞争对手—— 功利主义似乎已被逐出主流。其实不然。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路，政治只需要为信仰各异的人们确立一个和平共处、分工协作的基本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是中立于各种宗教信仰或“厚实的”哲学信仰的，而人们的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是人们理解自我、自我的来源、人生意义、善、好生活、人与世界之关系等问题的思想支撑和信念来源。只要你在公共生活中遵循按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或哈贝马斯的“人权原则”制定的法律，你就是个好公民，至于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那是由你选择的宗教或哲学教导的。功利主义似乎完全不起作用了，它被逐出了公共领域!

然而，就在当代康德学派自觉放弃对“善”和“好生活”的塑造时，功利主义早已通过对现代经济学的渗透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腐蚀各种宗教的超越性，形塑大众关于善的观念，从而形塑大众的“好生活”概念。以正义原则或人权原则为前提的现代法制勉强把人与人之间的越轨互动约束于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相伤害的限度，那么尽力克制自己以免彼此伤害的现代人追求着什么样的好生活呢?拼命赚钱，及时消费，尽可能多地占有科技含量高、设计新颖、包装华丽的商品，尽可能多地享受高档次的商业服务，例如，到“天上人间”那样的超豪华娱乐场所一掷千金!以“第一社会科学”自居的经济学就要求人们追求这样的生活。它也许不直接这样说，但它那一套又一套“科学的计算法”或数学模型都预设: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人的“最自然的需要”。在当代最傲气的社会科学—— 经济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完美融合”。^[17]经济学的科学性掩饰了物质主义的粗俗。

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而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不是别的，就是物质主义的观念!现代性高扬平等主义的大旗，强调人人平等，反对把人区分为贵族与平民、君子与小人。中国的启蒙学者们(包括当代全身心拥抱现代性的学者们)认为，按德性区分等级(如君子与小人)是荒谬的，中国传统礼制所维护的等级制是罪恶的、伪善的，历代高居于“圣上”宝座的人大多是伪君子(如刘邦、朱元璋等)。但现代性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一切等级，事实上它完全认可了由“资本的逻辑”所规定的等级，例如，亿万富翁可自由出入“天上人间”，而囊中羞涩者无权入内。也就是说，现代性拒斥按照血统、德性区分的等级，却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接受并维护按拥有金钱之多寡而区分的等级。在现代生活世界，血统和品德都不能让你尊贵，拥有足够数量的金钱才能让你尊贵!

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现代生态学的兴起能让我们真正看清这一要害。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纵有千般不是，却有一桩值得肯定:它不会走向生态崩溃，更不会因为其全球扩张而导致人类的毁灭。而现代性的扩张纵有千般好处也抵消不了它的致命失误—— 它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

为了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彻底扭转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了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不能再沿着西方启蒙的路子走了，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想任务就是指出“科技万能论”的错谬和物质主义的虚妄!

在现代性框架内，“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是互相支持的。“科技万能论”就是源自启蒙的乐观自信的理性主义的极端形式。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已日益明显的今天，人们为什么不肯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一部分人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更因为一部分人认为生态主义者夸大了生态危机，他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都可轻而易举地得以避免。例如，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主义者们认为，虚拟技术的发展将能解决困扰人类的任何问题，虚拟实在与现实实在在本体论上没有什么差别，随着虚拟世界的创造，我们整个人类将第一次开始过上系统有意义的生活。^[18]此种乐观显然与启蒙理性主义的乐观一脉相承。由此可推论，将来人类的一切需要都可以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那时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此类标榜“基于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大量的思想实验”^[19]的谬说若不能被有效反驳，则“新启蒙”无从谈起!

现代性既想拒斥人的“自然本性”问题，又想把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人的“自然本性”。它认为人是处于不断的自我创造过程中的，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他一生选择和创造的总和(萨特);从社会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而社会关系又总是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强调创新固然不错，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注重创新，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现代性的创新根本不同于中国传统所重视的创新。现代的创新是物质主义指引下的创新，如观念创新(以想出赚钱的“点子”为典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物质财富增长为鹄的)和管理创新(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中国传统重视的创新是精神创新、品德创新、人格创新。现代性夸大了人的物质创新能力，误导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忽视了大自然的创造性。现代性盲目地认为，人类凭借征服性科技的进步，可以无限满足人的不断膨胀的物欲，只有人具有创造性，而自然不过就是物理实在的总和。“新启蒙”要求我们找回人的“自然本性”，要求我们安于人的本分，要求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学、耗散结构理论、复杂性理论等可为“新启蒙”提供科学方面的支持。

中国儒家和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派都认为美德即适度的行动，生态学就要求现代人在追求物质财富和运用征服力方面保持适度。人类如果一味按“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方式发展下去，必将走向毁灭。必须拒斥物质主义，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将“资本的逻辑”置于生态规律的制约之下，必须让文化精英和思想精英在民主政治中产生较大影响。

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以为，经过启蒙，人类将创造出人间天堂。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经过启蒙，才能真正在中国开“万世太平”。然而，启蒙非但未带来人间天堂和万世太平，反而将人类文明置于濒临毁灭的险境。为走出险境，须祛除物质主义!

【注释】

[1]彼得·盖伊:《启蒙运动》下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0页。

[2]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3]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转引自彼得·盖伊:《启蒙运动》下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2～73页。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版，第51页。

[6]转引自吕铁贞:《中国古代商人的法律地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7]转引自吕铁贞:《中国古代商人的法律地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8]转引自吕铁贞:《中国古代商人的法律地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9]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70页。

[10]就此而言，我认为20世纪90年的一种学术风潮是很可笑的，这个风潮就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而努力证明儒家传统也蕴涵资本主义精神，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

[11]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12]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13]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4]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5]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16]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7]经济学家可以自豪地宣称，经济学才是最彻底的理性主义的社会科学，因为它典型地运用了现代理性方法，即自然科学方法，一是它尊重事实(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二是它运用数学模型表述其理论。

[18]郦全民:《虚拟技术正在改变哲学》，《哲学动态》2001年第12期。

[19]郦全民:《虚拟技术正在改变哲学》，《哲学动态》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