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情况下媒体决定对外政策的走向

三、特殊情况下媒体决定对外政策的走向

一项外交政策的失败还是成功，往往取决于谁来做出判断。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政府的胜利有时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同，或不为老百姓所理解。此时，新闻媒体就起了一种定义“成功”或“失败”的作用。由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它能将复杂的国际和外交事务肢解开来，将最简单、最直接的一面呈现在普通受众面前，这种呈现，因其简单明了而很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和认同。而这正是政府决策人的大忌。他们认为，过于草率的、赶时效的新闻报道把事件从它的大背景中分离。一些逐渐酝酿而成的、随时可能变化的问题在媒体的报道之下，可以变得从天而降，或一夕即逝。即使后来发生的变化证明了媒体预言的失误，先入为主的印象在公众中造成的“对”、“错”判断，也已很难改变了。

1968年越南战争中的“春节攻势”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1968年农历春节前夕，越南战场上交战双方本已同意停火36小时，以度春节。然而，1月30日，越南的共产党武装向西贡以北和西贡市发起了大规模攻势，甚至攻入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

攻势开始仅15分钟，美联社即发出了第一篇有关报道。这标志着对越战报道的一个新的高度：几百名战时记者可以用电视摄像机来近距离地对战争进行血淋淋的现场报道。从电视传回的画面中，可以听到人民痛苦的呼喊，看到被炸成碎片的人的身体……一切都来不及修饰和掩盖。而这些画面，在传到正在家中吃晚饭的普通美国人的电视中的同时，本身已经带有了鲜明的恐战和反战的色彩。一时间，视听媒介以它强烈的现场感和对感官的刺激，极大地压倒了政府对越战局势的乐观估计和对民众的肯定性许诺。特别是在美联社记者伊迪·亚当斯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用摄像机和摄影机分别记录下那有名的南越军官在西贡大街上处死一名越共战俘的场面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公民清楚地看到子弹射入战俘脑袋的那一刹那的轨迹。此时，任何官方的乐观承诺都烟消云散了，美国公众越来越怀疑他们的政府支持南越政府军这样野蛮的军队所为何来。

如果说最初的电视画面和美联社的这张照片使得美国公众开始提出“我们是不是在越南吃败仗？”（李普曼语）这样的问题，那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在2月27日对形势的分析则给了政府对越南政策以致命的一击。

由于克朗凯特在公众中的地位，更由于他在此前曾亲临前线，他的分析在公众中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我不能肯定，谁是胜者……但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谈判，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体面的民族的身份。我们承诺了捍卫民主的诺言，也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紧接着，1968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又好似射向决策者的一枚重磅炸弹。这篇题为《威斯特·摩兰要求增兵206000人，引起政府辩论》的文章，加深了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怀疑。一方面，增兵意味着更多的美国青年将战死沙场；另一方面，它暴露了政府内部对战争进退的犹豫不定。这就是媒介报道所传达给美国一般公众的信息。

事实上，春节攻势后的民意测验的确反映了美国一般公众对战争态度的变化。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春节攻势之初，赞成政府越战政策的人（所谓鹰派）占61%，到了3月中旬，持悲观态度（鸽派）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了鹰派。总统和政府做了大量公关工作，试图扭转这种舆论，如约翰逊总统派出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白宫助理罗斯托等，分别到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发表与新闻界的对话，表示政府对越战的信心，希望“利用媒介来打败媒介”。然而，这一切收效甚微。2月27日，约翰逊总统亲自在达拉斯发表讲话，向美国人民保证美国将保住越南（南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在同一天，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他那有名的越南特别报道，呼吁以谈判方式来结束战争。当约翰逊听到克朗凯特的报道时，他转身向他的助手说：“完了……”约翰逊后来曾对他的新闻官乔治·克利斯蒂安说：“克朗凯特能够改变那些曾经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中间派的观点。”^[6]

3月份，约翰逊开始减慢了向越南增兵的步伐。他后来写道，主要原因就是报纸和电视对春节攻势的报道给了美国公众以消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的是媒介对越南战争的报道，而不是战争本身。他认为，美国与其说是被敌人打败的，不如说是从内部被打败了，或者说是被美国自己的媒介打败了。他在随后的一次与他的外交和军事高级顾问谈话时发现，连他的这些“精英”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战争该结束了。约翰逊大为吃惊。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连他们（顾问们）受到的关于春节攻势的报道的影响都如此之深，更何况普通人了。”

3月13日，春节攻势开始两个月后，约翰逊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将努力使战争“越南化”。同时，他宣布自己不再参加竞选连任。

对于媒介在报道越南战争中的作用，后来的学者做了许多研究。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电视主播宣布的战争的胜负。这样说也许是言过其实，但是，这次报道对白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白宫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媒体“缺乏爱国之心”，并以此影响了公众。另有学者认为，媒介之所以对越战持悲观态度，是因为整个国家就是持这种悲观态度，媒介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的是美国社会。新闻工作者与全国人民一样，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什么热情，只是由于记者可以亲临现场，他们的耳闻目睹使他们能更早更多地了解越战的进展，进而产生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要感染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媒介。

关于媒介在结束越战中的作用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媒介对于春节攻势的报道，至少是美国越南政策改变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确在公众舆论中起到了一个界定胜利和失败的作用。

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时往往采用两种方式，通常，他总是会听取他的决策班子包括政府中的有关人员的意见，并与国会沟通和磋商，以使他的决策在政治和法律上有所保证。他甚至会与国际上的盟友沟通，然后再做出谨慎而稳妥的决定。必要时，他也会进行所谓的秘密外交，即只同几个亲密的助手磋商，如尼克松、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外交。

但是，国际风云往往变幻莫测，这时，事件发展的速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总统决策的步伐和方式。在紧急情况下，媒介的报道往往刺激公众对事件的某一方面的兴趣，从而使政府感到外交决策的压力，使事件因此而朝着某一方面急速发展，尽管这种速度和方向可能不为决策人所喜爱，或还未被决策人所决定。这就是所谓媒体的“议事日程设定”功能。这种大的舆论环境影响决策的做出，而一旦做出了决策，又往往很快地受到媒介和舆论的批评和攻击。这就是媒体在与政府外交关系中所起的“煽情”作用。

1992年底，经过海湾战争胜利的布什总统在国内大选中败给了克林顿，失去了连任的机会。有评论家后来说，海湾战争打得早了点。如果能使它在1992年下半年结束，击败萨达姆给布什带来的余辉将把他送上连任的巅峰。尽管如此，海湾战争还是使布什作为一名善理外交的总统而留名青史。在大选过后等待卸任的两个月里，布什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再去冒任何外交上的风险了。但是，布什恰恰做出了他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这次的危机是关于索马里的内乱和饥荒。大多数美国人本来并不知道索马里在何方，可现在每天充斥他们电视画面的都是骨瘦如柴的饥民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濒死儿童。这样的画面效果在素来同情弱小的美国普通人心里产生的作用不言而喻。而这饥荒后面又是种族中的战乱。舆论认为，是美国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随着饥民死亡人数的不断扩大，舆论对政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终于，布什决定向索马里派兵。当美国士兵降落在摩加迪沙的时候，出现在电视上的场面使人很容易想起好莱坞西部电影中济世救人的英雄。

然而，美国军队在索马里的使命是什么？布什把这个外交决策中最重要的问题留给了新上任的克林顿。除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救灾”概念外，没有人能说清楚。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行动似乎又不仅仅是“救灾”。一个未被讨论的共识似乎是，美国不能仅仅丢下点食物就走，不能把索马里人民再丢给战乱。一个没有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进一步去解除交战各方的武器？

实际上，布什这次出兵，更多的是出于舆论的压力，而不是对决策后果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而舆论的压力无疑主要来自媒介的报道。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舆论本身就是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一部分。公众对濒于死亡儿童的同情能决定政府的行动。美国外交家乔治·坎南写道：“毫无疑问，朝野上下对政府这次行动的一致支持主要是媒介对索马里事件曝光的结果。”《纽约时报》电视批评家沃尔特·古德曼认为，出兵索马里是典型的“电视决策”。在这次操纵政府决策的过程中，电视充分发挥了它的独特功能，即它可以只触动人的心，而不触动人的大脑。

草率的决策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1993年10月，美军派飞机企图抓获帮派头目穆罕默德·艾迪德，遭到重创。美军在摩加迪沙与帮派武装发生战斗，直升机被打下，18名美军士兵战死，74人受伤，1名被俘。这一切当然都没能逃过电视摄像机。这次战斗的第二天，美国民众看到索马里士兵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着一名美国士兵的尸体的画面和被俘美军飞行员那惊恐的眼睛，舆论大哗。成千上万的电话打到白宫，要求美国从索马里撤军。国会议员们也立即对选民的情绪做出反应。在各种对立意见的包围中，克林顿及其顾问们做出了向索马里增兵以一举平息骚乱的决定，并在白宫向全国发表了讲话。直到这时，政府似乎才对索马里问题有了较明确的对策。由于克林顿的有力说明，这场舆论风波才就此平息下来。

在索马里事件中，可以说电视新闻，特别是电视画面对舆论的大转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在政府尚未来得及对事件本身做出明确的对策时，力量更大。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莱特认为：“电视通过画面将痛苦和愤怒带入我们的家庭，迫使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介入国际危机点，而画面又能在事件未按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时，迫使政府立即从危机中脱身。”^[7]

一般说来，媒介并不能对外交做出具体的判断和建议，但它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并且左右他们的态度，而这足以动摇对此缺乏思想准备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