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规模

对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我们究竟从20世纪50年代的那一批学者那里继承了些什么?今天本领域的范围与影响力很可能会让那些在20世纪30—50年代建立起研究模式的学者们吃惊。拉斯韦尔当年根本无法在芝加哥安定下来，勒温只能在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关于成人社会心理学的老练研究。拉扎斯菲尔德也不得不在1969年的回忆录中承认，应用社会研究所创办初期，他觉得很有必要拒绝哈佛一位同事提出的研究美国国会、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与各大广播公司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计划，因为“新生的研究机构必须依靠媒体的帮助，必须努力避免失去媒体的支持”(in Noelle-Neumann，1983，p．160)。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说，拉扎斯菲尔德曾亲口告诉她，迫使他离开传播研究领域转向数学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他再也无法承受媒体向作为传播研究者的他所施加的压力。

保罗将会发现，较之应用社会研究所当年所能建立的与大学的关系，今天的传播研究项目更牢固地植根于大学之中，并较哥伦比亚的研究所更多地依赖于大学的支持。今年有超过100名传播研究的博士将被授予学位［3］、数以千计的研究生目前正在学习传播学的前沿课程这一事实，一定会使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四位先驱欣喜不已。新闻学和演讲学有了大量的研究生、本科生以及众多的院系［4］。由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所开辟的道路在其他社会科学依然被追随，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及历史学等领域里都有学者从事传播研究，有关传播的大量书籍被出版，他们的专业协会内部有时会召开有关传播的专题会议。当然，在这些院系里的传播研究各有其自己的关注焦点，如公共舆论、政治竞选、新闻传播、国际交流、小群体、远距离教学、国家发展和信息理论，等等。在此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人们还发现，与社会传播相似的模型对生物学和物理学也极有帮助。

除此之外，传播研究不用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诸如政治竞选、促销、广告、教学与学习、新闻报道、工商业管理等各类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要素。其中许多岗位的技能培训事务已经转交给大学(例如广告和教育)，这种培训同时还承担了研究和出版的责任。

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其中任何一项在一个世纪之前都还尚不存在。那时的教育学无疑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但它通往传播研究的桥梁却很窄。报纸新闻学诚然涉猎广泛，1922年李普曼《公共舆论》的出版也表明，一些记者的思维方式很像学者。然而，本书早些时候描述的新闻学研究简史却可以由美国新闻学院系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of Journalism)提出的一个颇有几分无奈的方针所概括:“应该鼓励教育者从事研究工作并对新闻理论作出贡献”。

本世纪中叶那四位传播学领军人物中的某一位如果看一下今天的传播研究，他将会发现这一领域一个相当大的角色反转。20世纪30—50年代，社会科学的先锋学者检视自己身边的传播活动，并在本学科范围内加以解释。现在，本世纪末期的传播学先锋学者检视自己身边那些传统上被划定为其他社会科学私人领地的活动，并从被称为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领地加以理解。伴随着这种角色反转，不同知识资源出现了日益增加的融合。正如作为实验心理学家的霍夫兰、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勒温、作为社会学家的拉扎斯菲尔德、作为政治科学家的拉斯韦尔为了做好其工作而不得不学习大量传播学知识一样，现代传播学者发现，学习大量有关其研究主题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或人类学知识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关系是健康的，它同时有助于各学科本身的发展和知识产品的丰富。

那么，从20世纪学科的建立中我们所继承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播学呢?这种变化要远比纯粹规模与程度意义的衡量更为深入。这是一个丰富而繁荣的知识领域，它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全新领域。理念全新，传播学研究者也在追求不断创新。“领域的躁动”(Ferment in the Field)远不仅是1983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那期专刊的漂亮标题，因为这个领域正是在躁动之中。过去极少被提及的问题如今经常被问起，这些诸如传播研究是什么、传播学研究什么、传播学研究者应该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对于学科而言是基础性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弄清楚我们究竟从我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了什么，我们必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