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的规模

宗族是一个体现了父系单系世系群原则的群体，内部包含着若干世代。世代的数量，即称为“世代规模”。前两章讨论宗族定义和宗族结构时已经有所涉及，本节再作进一步详论。

宗族的世代规模，首先是指一个实体性宗族在理论上所能达到的规模，也就是同宗近亲关系的有效范围。这类世代规模的世系意义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追溯就能实现。实体性宗族的世代规模，也明确地指示了宗族各项功能（包括“生相亲爱，死相哀痛”和各种现实功能，如对族人的管理、处罚和各种实际利益）的涉及范围。因此，对族内每一个成员来说，宗族的世代规模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被学术界认为是从丧服等级角度涉及宗族世代规模的最早最准确的文献，是《礼记·丧服小记》中关于“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的记载。

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应该亲近和友好地对待自己的同宗近亲（“亲亲”）。同宗近亲有一个范围，核心是父、己、子三代；以三代为准，从上下两方扩充至祖父和孙子，这是五代；再以这五代为准，上面加上曾祖、高祖，下面加上曾孙、玄孙，共成九代（“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这是指直系宗亲。由于每一代都有兄弟，因此一个人除了直系宗亲，还有旁系宗亲，其中包括了从我的父、祖、曾、高传下的四个旁系。九代的服制由己身出发，从上、下、旁三个方向由近至远逐渐减轻（“上杀，下杀，旁杀”）。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旁至三从兄弟，出此范围就不是自己的同宗近亲了（“亲毕”）。

根据这段话的意思，一个实体性宗族内部，世代规模包括直系和旁系宗亲两个系统。直系宗亲可以有九个世代，这九个世代构成了宗族的主干；旁系宗亲在这九个世代的范围内，依与己身世系关系的远近，分为同父的第一旁系（兄弟一系），同祖父的第二旁系（叔伯及堂兄弟一系），同曾祖父的第三旁系（从祖祖父一系），同高祖的第四旁系（族曾祖父一系）。所有的直系和旁系男性亲属都包含他们的配偶、子女（在原则上，女儿必须是未婚的）。

为了对这个复杂的宗族世代系统有一个直观的印象，笔者参考《礼记·丧服小记》、《仪礼·丧服经传》和清代学者朱轼《仪礼节略》卷二○的《仪礼本宗五服之图》^〔1〕，制成大致显示宗族世代规模及直系、旁系成员的《父系宗族亲属表》：

父系宗族亲属表

这张一直系、四旁系、总世代为九的世代图，就是谱系学意义上的宗族世代规模，任何一个宗族都只能小于、而不能大于这个规模。这是因为，“上凑高祖，下至玄孙”（班固语），已是与人们有实际生活联系的直系宗亲关系的极限，虽然在《尔雅》和《史记》等文献中，“玄孙”下还有“来孙”（或称“耳孙”）、“昆孙”、“仍孙”、“云孙”的称谓，但这些称谓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2〕。而旁系宗亲的范围和规模完全受制于直系宗亲。由于直系宗亲只能有九个世代，所以旁系的数量也不会超出四支。直系超出九代，原先的那位高祖就成了宗族的“先祖”，曾祖则成了高祖。这就是《礼记·丧服小记》中所说的，宗族世系有一个“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的“迁易”规则的意思。所谓“祖迁于上”，是指下一代不再尊奉上一代的高祖为高祖，而只剩下远亲关系；所谓“宗易于下”，是指被上一代尊奉为某一级别的祖宗（如曾祖），到下一代则要降低一级（曾祖变高祖）。“迁易”不会影响宗族组织的实体性。只要宗族的直系系列保持稳定，整个宗族在以上同步发生的“迁易”过程中也一定会保持稳定。就像一个装有注水和自溢管道的蓄水池一样。

在实际生活中，宗族的世代规模更不会超出九代。宗族是一个亲属同居的“共同体”，既然是同居，亲属关系就必须是具体的、真实的。因此，虽然从世代上说父系宗亲有九代，但在生活中具体落实则仅五世。从自己往上数，父、祖、曾、高；从自己往下数，子、孙、曾、玄。上下合并，直系宗亲关系为九代，在“己”则为五世。一个人绝不会在生时就既有高祖又有玄孙，无论怎样早婚也不行。如据《礼记·曲礼》“三十曰壮有室”，自己成为高祖时已当一百二十多岁；即使每代都是二十岁结婚，成为高祖时也已八十多岁，不可能再有本人的高祖。清代学者程瑶田说：“九者虚位，以五为九，非于五之外又加之而至于九也”^〔3〕，所说是符合生活常识的。

秦汉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累世同居、人口规模比周代贵族宗族大得多的庞大宗族，比如晋代氾稚春七世同居；博陵李氏七世同居共财，家有二十二房；宋代江州陈氏南唐时已聚族七百口，宋时至千，其后增至三千七百余人^〔4〕。到了明、清两代，这类大族更是常见。如江苏常州高氏“星罗郡东殆遍”，合计有五六百家，被称为“郡东望族”^〔5〕。清代学者张海珊写过一篇著名的《聚民论》，文中说：“今者强宗大族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6〕

如何理解这些“七世同居”、“一宗万室”的豪门巨族中的世代规模？其实，“七世同居”并不意味着眼下正同居着的七世族人（严格地说，应为“分室”聚居。参见下文）都属于一个实体性宗族。宗族实际的世代规模，受小宗谱系“迁易”法则和人口自然法则的调节，不会随着它的同居历史的延长而无止境增大。一般情况下，高祖以上第六、第七两个世代的祖先已属本族的“先祖”，其子孙后裔与“己”已出“五服”（五等丧服），祖先神位应入宗族总祠，族人之间亦形同路人一般了。他们之间虽然还有同姓聚居的关系，如有必要或有机会，他们也会联合起来，甚至还互称“族人”，但那完全是随机性、功利性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族关系。宗族和宗族关系有它确定的世代规模，不能随意扩大。同样，所谓“一宗万室”显然也不是实指一个宗族拥有的世代规模。“一宗”很可能就是指“一姓”。比如《宋书·薛安都传》说薛氏世代为强族，“同姓三千余家”，就是一个例子。另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所说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都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一宗近万室”的巨族，这里所谓的“一宗”，大致上也应该是“一姓”。而同姓聚居与同族聚居，无论就其发生、发展，或是形态、前途，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然，即使是“一宗万室”，其间属于同一宗族（五世之内）的人口规模也不会很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是因历代多子而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宗族人口的缘故。宗族的扩大并非一定要表现为纵向的世代伸展。就周代以后大多数汉人宗族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族扩大主要表现为横向的“房支”延伸。比如上面提到的博陵李氏，“家有二十二房”，但总世数却只有七世。

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族的世代规模还具备另一层意义，即宗族自形成以后累积至今的世代规模。它和九代五世的实体性宗族的世代规模，是内涵不同的概念。《仪礼·丧服经传》：“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卑统下。”这段话既表现了贵族政治的身份限制理论，又表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不同的文化教养，而对本身和本族的历史具有的不同的追求层次和境界。根据本节所说，“尊祢”、“尊祖”的观念显然存在于实体性的宗族世代规模之内；而“太祖”、“始祖之所自出”，则超出“九代五世”，进入宗族累积的世代规模了。在先秦时代，只有贵族才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也只有贵族宗族才有“累积的世代规模”。这种性质的垄断，到了秦汉以后，随着宗族的逐步平民化，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宗族累积的世代规模基本上无直接的功能意义，只象征着宗族的历史地位。宗族后人对本族的世代追溯得越远，开山祖先越有声名，就越能显示该宗族历史的悠久和出身的高贵。因此在谱牒学理论上，对一个宗族所能拥有的世代数量，不仅没有任何限制，而且还对世代悠久的宗族世系加以特别的鼓励和表彰。这种以世系之远、以祖先之贵为最大荣耀的习俗，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甚早。从《史记·五帝本纪》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从豪门大族的皇皇巨谱，到寒门细族的房谱草谱，追溯起世系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其中当然有足资凭信的史料，但胡乱攀附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南宋以后编成的各种家系族谱中，对本族遥远世系的追溯大多缺乏真实可信的证据。到了近现代，姓李的拉上老聃李耳，姓刘的拉上高祖刘邦，姓张的拉上留侯张良之类的做法，依然很流行。

累积的世代规模承担着与现实的世代规模不同的使命。它通过对宗族历史的构造（包括真实的构造和虚假的构造），来回答诸如“我是谁”、“我的根在哪里”、“我从哪里来”之类问题。以后我们在阅读族谱世系记录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枯燥呆板的宗族世代规模（世系图、表）的记录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汉人对本身和本宗族“历史感”与“归属感”深沉执著的追求。人们尽可以批评这种建立在本人血缘世系基础上的“历史感”和“归属感”的狭隘性，而希望去追求更宽广、更深厚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历史感”与“归属感”。这种希望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绝不应忘记，所谓民族的、国家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归根结底也只有包括了而不是排斥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后，才可亲可信，才值得我们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