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规模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农村家庭规模的变化

在山东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家庭规模在土改前基本上保持5口的水平。在传统社会，家庭规模的大小与人均土地数量有很大关系。但这不等于说，人均土地数量最多的地主，家庭规模就最大。整体上讲，富裕自耕农或者说上中农、富农的家庭规模相对最大。无地者因生存条件差，抚养人口的能力低，家庭规模最小。

土地改革以后，特别是集体化以后，土地占有开始平均化，土地占有数量与家庭经济水平脱离关系，其对家庭规模的制约能力消失。家庭人口规模取决于妇女生育水平，还与分家状态有密切关系。在这一时期，由于婴儿死亡率下降，同时家庭的抚养能力提高，5—8口的中等规模家庭比重上升；而且，兄弟、父子分爨生活普遍化，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家庭形态，9口以上规模的大家庭减少。20世纪80年代后，生育水平降低，4口以下的小家庭逐渐成为主流。

中国历史上，家庭平均规模在5口上下的记载最多，根据王跃生等人的有关研究，传统农业社会4—6口家庭占有相对大的比例，它是形成5口平均规模家庭的直接基础。更重要的是，3口以下家庭和7口以上家庭都占有一定比例，其平均规模基本上在或趋近5口。土改之后，7口以上家庭，特别是9口以上的大家庭比例缩小，由此使大小两类家庭的平均规模减小，进而带动村庄家庭平均规模下降。

笔者通过对平陵村不同时期家庭规模的调查发现，家庭规模整体上表现出下降趋势。就家庭规模内部构成而言，9口以上的大家庭逐渐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本上不复存在。5—8口中等规模家庭在土改后至20世纪70年代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与家庭生育水平提高有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1—4口的小家庭逐步成为比例最大的家庭类型，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3口之家的比例逐渐增加，很多夫妻自愿生育一个孩子，但往往是独子户，绝大部分独女户还有继续生育的愿望，这说明男孩偏好在平陵村这样的农村还有一定的市场。

二、家庭规模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农村的家庭规模逐渐变小，这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学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因素，经济上的考虑是年轻一代父母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改变的主要动力之一。正如一些独生子女父母所说的那样，他们不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养不起或照顾不过来。许多独生儿子的父母也有同样的说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论年龄、性别、计生户还是超生户，人们普遍反映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大，令人很难接受。

在讨论到孩子的抚养成本时，父母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孩子日常的零花钱。这项开支在改革开放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带现在，有小孩的家庭，无论贫富，都必须准备这项开支，而且数额越来越大，用来购买各种玩具和零食，比如：玩具、糖果、饮料、冰淇淋、糕点、水果、方便面等等。受当今消费文化的影响，年轻父母攀比着给孩子买玩具、零食来表现对孩子的爱心。

不但零花钱越来越多，而且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许多父母抱怨说，他们几乎送不起孩子上学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不仅受到冲击，而且表现出异化倾向。1997至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而教育收费的年均增长比例却是20%。20世纪90年代末，供应一个普通的本科大学生，四年下来至少要四万元，现在大约需要6万元左右。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偏差在教育上的体现。长此以往，大众教育会变成金钱教育。而且更令家长头疼的是，即使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也未必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多年的教育投资很难取得回报。

还有一项重大开支那就是不断上涨的结婚费用，由于年轻一代强烈要求独立，而且对个人财产有明确的观念，所以父母给他们盖房子就成了结婚的先决条件。而且由于婚姻市场的压力，男方，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财产的多寡和房子的质量，这无疑给男方父母带来严重的经济压力。在平陵村，给儿子安排一件婚事大约需要7万－8万元。

一方面是抚养儿女的费用在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儿女对于父母的用处在急剧减少。过去，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众都认识到，子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是未来家庭生产的劳动力；他们能够满足父母老年防老的需要；能够完成传宗接代，实现家族的绵延；最后是给父母带来天伦之乐。这些在每个社会都会根据不同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有所侧重。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当今西方社会，能够给父母带来身心的快乐是孩子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农村，子女的价值主要在于提供家庭劳动力、赡养父母和传宗接代。这在传统中国，也许是可以说得通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由于土地与就业机会的短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村里就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增加劳动力这一抚养子女的作用就几乎不存在了。

第二，随着年轻人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的增强，提前分家的新习惯就进一步减少了子女为父母家庭作贡献的可能性，因为子女一结婚就会与父母分家。传统的孝道正在瓦解，老人越来越难以得到赡养。虽然成年子女仍然按照传统赡养父母，但大多数老人不得不以单过来避免和儿子、儿媳发生冲突。因此，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子女价值的前两项是越来越不重要了。

有关调查显示，老年父母儿子越多，他们单独居住的可能就越大。医疗体制的改善以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更进一步减低了多生儿子的必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村里的村民普遍同意，儿子数目的多少对老来是否有保障基本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是有一个孝顺的儿子。

其次是村民生育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在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到20世纪90年代末，平陵村很少有人仍然相信“多子多福”，相反，如今挂在嘴边的多是“多子多愁”。村民们也开始对“养儿防老”的观念产生怀疑。尽管多数人仍认为家族血统只有通过儿子才能传下去，但是，生儿子的压力已经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与上一代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许多自身的特征，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强烈追求幸福的愿望。他们的幸福观也比前辈更个人化，而且通常很物质化，如追求时髦的服装、高质量的住房、条件更好的工作等等。年轻一代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使得他们对抚育子女费用的上升尤其敏感，他们的个人权利意识也使得他们对对传统的生育观产生怀疑，而整个社会的日益商业化更在不断提高他们对生活素质的期待。

最后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宗族制度的瓦解。在平陵村的调查显示，妇女特别是年轻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是夫妻在生育方面作决定时的关键因素。在妻子当家的家庭里，夫妻双方都更容易接受新的生育观念，多数也选择只要一个孩子。而在丈夫当家的家庭里，他们更倾向于遵循传统的生育观念，并且不惜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去超生、去追着生儿子。这种情况也表明丈夫及其家人都反对新的生育观念。然而，当夫妻关系是以感情与相互尊重为基础时，双方也就更加平等。在这种时候，夫妻就会多注意家庭生活质量，在是否要孩子的时候会多加考虑。另外，宗族制度的瓦解也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家庭规模的缩小。除了生产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外，在那些需要宗族力量来解决各种冲突的地区，男性成员数目的多寡对于宗族和家族都非常重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村里都存在家庭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不过，如今时兴的结盟途径更多是朋友与姻亲，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的做法更加有弹性、更加个人化。“出门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种传统的需要已经不能再推动人们去多生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