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节奏与家庭规模

生活节奏与家庭规模

在近百年前，马克斯·韦伯（1978）就预见到削弱家庭权威的内部及外部因素的增长。从内部讲，与经济手段数量上的增加相联系，能力与需求的分化亦逐渐发展。随着人生机会与机遇的数倍增长，个人越来越不满足共同体所强加的固定的、无区别的生活方式的约束，他越来越渴望塑造自己的个人生活，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自己能力带来的果实。从外部讲，各种竞争着的社会机构的干预促进家族的瓦解，原因之一便是要从个人纳税者身上搜刮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些促使家庭解体的趋势的常见后果，首先是在继承问题上和子女结婚时，家庭共同体的分裂与日俱增，使家庭的功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对个人而言，加入到一个大家庭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个人不再得到家庭及家族群体的保护；相反，他受到政治权威的保护，后者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强制性管辖权。其次，家庭与职业在空间上开始分离，家庭不再是一个共同生产单位，而是一个共同消费单位。此外，个人从家庭之外接受其全部教育，这些教育是由学校、书店、剧院、音乐厅、俱乐部、会议等形形色色的事业提供的。”

可见，与社会、经济、科技的趋势相一致，家庭的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根本上与时间价值的变化有关。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三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因其超高的稳定性要求得不到满足而逐渐解体。在中国云南等地至今仍保留着走婚形式和“一妻多夫”的家庭，主要与那里的生产方式有关。而从传统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是因为社会从农业的生产方式进入了工业的生产方式。DINK家庭的出现，则更是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高成本以及闲暇（或休闲价值）对婚姻模式的塑造，它的盛行几乎就是为了适应灵活地变换工作地点和住址的需要。美国家庭的组成，在1970年，结婚而有孩子的家庭、结婚而无孩子的家庭、有孩子的其他家庭、其他没有孩子的家庭、独身者以及其他无亲属者，分别占40．3%、30．3%、5%、5．6%、17．1%和1．7%；到了1995年，这些比重变为25．5%、28．9%、9．1%、6．5%、25%和5%（曼纽尔·卡斯特，1997），结婚而有孩子的家庭减少了14．8%。

快节奏的工作给现代人带来了压力，因此作为平衡，休闲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休闲，不同于无所事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任何活动，只要是个人选择的，并使其在活动中得到自由感受的，都可归于休闲范畴。休闲是从工作和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时间，是为了休息、消遣或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慧，包括放松、娱乐和个性发展三个层次，其中个性发展是最重要的，通过阅读、旅行、教育等来发现真我。但是休闲有时与“炫耀性消费”难以区分。凡勃伦（1983）分析“炫耀性消费”显摆和产生的恶感（妒忌必不满），尖刻幽默地争辩道，“有闲阶级”的金钱竞争（即不断追随上层阶级）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2%。在温饱小康之后，所得增加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人民的福祉。但若钱多不能增加快乐，为何人人还在拼命赚钱？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2005）认为是相对所得及炫耀性消费的作用。不是吗？你要有比我豪华的汽车，我要有比你宽敞的房子，彼此竞争。一席几千元的菜肴，吃起来比一席几百元的好不了多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