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情境理论概述

语境对意义有决定作用，意义的产生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不过，作为对外报道类软新闻而言，却不能止步于产生意义，更重要的是要使读者接受其内容，也就是要达到传播效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光靠语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另外一种情境的支持。在这种情境中，交际者可以使自己的观点较为容易地被读者接受而不产生误解，读者也会对交际者的观点产生积极的回应，如采取某种行动或接受交际者的某种观点等。这种情境就是修辞情境。

2.2.1 古典修辞学中的凯洛斯

修辞情境不是一个新概念，古希腊就有凯洛斯(Kairos)这一与现代修辞情境较为相似的概念。凯洛斯在古希腊所指范围十分宽泛，它可以指表示时间地点的情境、适当的时机或把握时机、平衡各种情境的因素、论据的适合性、甚至是善于把握时机的神或修辞者等(1999：31-34)。不过，古典修辞学中虽然有凯洛斯这一概念，却从未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James L.Kinneavy(1985)在《凯洛斯：一个古典修辞学中被忽视的概念》(Kairos：A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 In Rhetoric)一文中曾感叹“自古以来在修辞学史上凯洛斯几乎是一个可被忽略的篇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凯洛斯长期备受冷落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David S.Kaufer(1979：173)认为，修辞情境在当时被认为是用来维护国家的正常功能，个人是无法对其加以改变的，所以情境中固然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就整个情境而言是相对稳定的。既然是稳定的，就激不起太多研究兴趣。Kaufer指出这种稳定静止的修辞情境观是出于“社会透明”的假设，这种假设主张参与者赋予情境的解释是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这与当时的语言观不无关系，古希腊人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外在的对象，不是也不可能是被个人所拥有。因此，古希腊的修辞学基本上都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研究演讲者如何说服听众，听众和环境都是相对静止不变的。

2.2.2 Bitzer修辞情境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

最早对修辞情境进行系统研究的是Bitzer，他认为之前的修辞学家对于修辞情境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间接地进行研究，关于情境的概念都是暗含在某些修辞学理论中，修辞理论关注的都是演讲者采用的方法或是语篇本身，而不是邀请演讲者运用方法和创造语篇的情境(1968：3)。因此，他的目标是勾勒出修辞情境的轮廓，使它成为修辞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itzer的修辞情境包括三大构成要素：紧急情况、决定和行为受到限制的听众，以及影响演讲者并能用来影响听众的制约因素。任何紧急情况都是一种缺陷，一种障碍，一种等待要做的事情，以及一种不应该那样的东西。它是以紧迫为特征的。然而，不是所有紧急情况都是修辞情境，不能被修正的紧急情况就不是修辞情境，不能被话语修正的也不是修辞情境。如果话语在被引进情境中之后能够限制人类的决定或行为，从而对那种紧急情况做出重大修正，那么那种紧急情况就可以被完全或部分消除。修辞情境的第二个组成成分是听众。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听众，修辞情境中的听众是那些变化的中介人，修辞话语通过影响那些人的决定和行为而产生变化。因此，他们必须参与到变化中去，是变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紧急情况和听众，每个修辞情境还需要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包括作为情境一部分的人物、事件、目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有能力制约改变紧急情况所需的决定和行为。同时，Bitzer还认为，修辞情境决定了或预先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反应。演讲者通过修辞情境的三要素——紧急情况、听众以及制约因素——分析自己所处的修辞情境，然后再决定自己要说什么才能对情境加以改善。也就是说，演讲者所讲的内容应该由紧急情况、听众，以及制约因素决定(1968：6-10)。

下面的例子可以对上述情境理论进行具体说明。在Patrick Henry著名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Deathor Giveme Liberty)中，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英军兵临城下，战争一触即发，但美国毫无战争的准备，仍在想和英国议和；有听众，弗吉尼亚州议会中的议员们，他们中大多数都不愿与英国撕破脸，Patrick Henry正是想通过演讲来改变他们的想法，使他们同意参与英军挑起的战争，赢得美国独立；也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比如当时美国的相对弱小、英国表面上的友善等，这些都导致了议会议员的犹豫不决。Patrick Henry针对这一修辞情境，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他揭露了英国想要侵占美国、奴役美国人民的野心，指出虽然英国表面上对美国非常友善，其实他们已经派来了大量的军队与舰艇，随时准备与美国开战。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争，否则就只能被英国长久奴役。Patrick借此呼吁，“不自由、毋宁死”。当时，很多议员被他的演讲所说服，同意开始进行战争的准备。在这个例子中，Patrick的修辞话语成功地修正了紧急状况，改变了美国当时大敌当前却仍毫无战争准备的危急情况。

2.2.3 Burke修辞情境的定义和构成要素

Kenneth Burke虽然没有公开地对Bizter的修辞情境理论进行驳斥，但他显然是反对将修辞情境局限于紧急情况的。在他的同名论文《修辞情境》中，Burke用一个非常普通的词精妙地概括了“修辞情境”，这个词就是“我们”。“我们”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我们”。Burke认为，“我们”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一组相互对立的运动，那就是“凝聚”与“分裂”。事实上，是“凝聚”与“分裂”构成了“修辞情境”。而这种修辞情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性。Burke解释说，“神经系统的中心性始于分娩。通过语言和生产方式，不同的神经系统建造各种各样的性质和规模上相异的利益和兴趣社会团体。在这种相分离和相团聚中，产生了普遍的‘修辞情境’。(1969b：156，164)”

Burke用总统选举为例说明了这种包含着“凝聚”与“分裂”的修辞情境。在竞选之中，竞选者强调彼此的分裂，特别是那些与对手明显不同的方面。在竞选之后，胜者则立即将不同点尽可能地弱化，强调他是被选出来代表整个国家的，以此实现凝聚。换句话说，在竞选之前，“我们”包含了竞选者和支持他的或与他持相同观点的选民，而在竞选之后，“我们”的范围被扩大至所有的国民。

Burke的修辞情境理论与Bizter的理论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Burke大幅拓展了修辞情境的范围。根据Bitzer的理论，要成为修辞情境，就必须要满足三个大条件，即紧急事件、听众以及制约因素；而根据Burke的定义，只要满足“凝聚”与“分裂”两大要件，就可以算作修辞情境。在Burke的修辞王国中，甚至包含了服饰等非言语的因素。他曾说，“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医生办公室里的医疗器具也不是仅仅从它对于诊断的有用与否来判断的，它在医学修辞中也有一种功能。不论它作为工具而言是什么，它同时诉诸意象”(1969b：695)。

其次，Burke眼中的修辞情境是动态的。Bitzer情境论的三要素——紧急情况、听众，以及限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固定不变的，紧急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要有能引起适当反应的修辞话语对它进行改变或消解；听众的范围也是固定的，是正在听演讲的一群人；同样，限制因素也是静态的概念。与此不同，“我们”是永动的，其中所包含的“凝聚”与“分裂”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转换过程中。凝聚导致分离，分离的最后结果便是凝聚。正是有了分离，才会给人们以动力去寻找“重合的边缘”(marginofoverlap)，以进行交流(2000：81)。但是如果只有凝聚，人们也就不需要再去寻求一致，那也就没有了修辞。Burke这样写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分离，那么就不需要修辞学家来宣扬团结；如果人类整个的、真真正正地是一体的，那么绝对的交流将是最为重要的”(转引自胡曙中，1999：257)。

最后，Burke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合作上。在Bitzer的情境论中，改变听众的态度是修辞行为的目的，这其实是延续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 Aristotle对修辞的定义就是“对在任何已知情况中有用的劝说方式进行观察的能力”(转引自胡曙中，1999：24)。与此不同，Burke更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最为严重的人类问题就是疏远与分裂，修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Burke，2005：223)。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团结一致的，分裂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修辞学就要产生一种凝聚的力量来减少分裂。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消除人们之间的误解，从而避免社会动荡与战争，并且强调要将自己放在听众的位置上思考问题，注重自己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而要使听众同意你，就必须尽量缩小差异。换句话说，就是要尽可能地与他们“凝聚”。正如Richard Ohmann所说，“现代修辞学将演讲者或作者与听众之间的障碍降低了。它将重点转向合作、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和谐”(1994：300)。

显然，Burke提出的是一种“大情境观”，他强调他是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归纳出普遍的“人的环境”这个意义上探讨在他看来属于修辞情景的主要特征(Burke，1998：155)。不过，Burke没有提及修辞情境的构成要素，也许是他将“修辞情境”扩大为“人的环境”后范围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已经很难具体划分出其构成要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