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

软新闻编译研究中需要构建修辞情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修辞情境是与修辞话语紧密相连的，适宜的修辞情境和有效的修辞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正如Kinneavy所说，“要判断一个话语的片段，就要把它放在它产生和被理解的情境场合之中。这是当代修辞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显然也适合许多不同的学科”（Herrick，2005：222）。不过，对于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却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Bitzer认为，虽然修辞话语的产生表明了修辞情境的存在，但是不能说修辞话语总是伴随着修辞情境，也不能说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相反，是修辞情境导致了修辞话语的产生。为了更好地解释修辞情境，Bitzer将其与三个概念做了切割。首先，修辞情境不同于意义的场合，意义的场合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条件，没有对意义场合和言语的了解，任何言语都是无法被理解的。其次，修辞情境也不同于劝说情境，劝说情境太普遍了，任何时候，只要用言语改变听众的信念或行为，都是劝说情境。最后，修辞话语也不一定必须扎根于历史背景中，这与树必须扎根于土壤不同。树不是从土壤中获取它作为树的特点的，但是修辞话语却是从修辞情境中获取它作为修辞的特点的。换言之，没有修辞情境，就没有修辞话语，修辞与情境紧密相连（1968：3-4）。

Richard E．Vatz反对Bitzer将情境独立于演讲者的做法，他也不认为意义是情境固有的。他认为演讲者不仅创造文本，还创造情境，“话语并不暗示语境特征”。话语可能描写语境，但它们实际上只是从现象学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了说话者。Vatz注意到选择哪些事实和事件完全是说话人的任意行为，因此，修辞语篇是一种创造行为，一种解释行为，而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修辞语篇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图和理解，这些意图和理解导致了修辞情境的产生。可以看出，Vatz对于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的因果关系，正好是与Bitzer背道而驰的。他强调修辞者的主观能动性，“意义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而是由修辞者创造的”。“情境都离不开理解者的视角，也离不开理解者选择用来表征它的修辞”（1973：154-161）。

Scott Consigny认为，Bitzer和Vatz的理论都有问题。在Bitzer的理论中，情境控制了修辞者的反应；而Vatz却认为修辞者可以自由任意地创建一个情境。Consigny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实际的修辞实践。“Bitzer正确地将‘特殊性’作为修辞情境的特点，但是他因此将情境错误地想象成确定的以及有决定作用的。……Vatz正确地将修辞者看作是有创造性的，但是他没有解释修辞者行为真正的限制是什么”（1974：176）。Consigny指出，修辞者不能任意地制造紧急情况，他必须仔细考虑自己所处情境的特殊性。修辞者发挥作用的情境不是确定性的，他需要在不确定的情境之中找出具体的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修辞情境是一个麻烦而混乱的场合，修辞者必须对其进行构建以揭示并发现问题”（1974：177）。修辞理论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修辞者和修辞情境哪个处于支配地位，而是在每种特定的情况下，修辞者如何参与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情境，如何拥有一个理解它的方法。在Consigny看来，修辞话语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理解后的产物。他采用了古典修辞学中“论题”这一概念，认为“论题”是“发现或发明的重要工具”，是“修辞者思考和行动的领域”（1974：182）。通过使用“论题”，修辞者就有了允许他参与某个情境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能够在新的情境中无需事先行动就可以发现和管理情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但修辞者不能享有无限的自由，在发现问题时，他必须接受情境的特殊性，即考虑情境参数以及情境的特殊性。

之前的争论都是围绕先有修辞情境还是先有修辞语篇，而Barbara A．Biesecker认为再这么争论下去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此，她跳出了原有的框框，用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在Vatz的基础上对Bitzer的情境观进一步进行批驳。“延异”是Derrida解构主义的核心，Derrida认为任何一个成分，只有在指向与它不同的另一个成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交织导致了每个成分内部都有关系链或系统中其他成分的痕迹。“无论是在成分与成分之间，还是在系统中，没有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1981：26）。Biesecker认为解构主义能使我们认真对待语篇实践的修辞性，语篇的修辞标志着延异对于写作的干预。修辞不是语篇论据或观点的一种装饰，也不是附属品，而是开始一个语篇的延异以及隐喻性的技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使修辞理论家与批评家将修辞语篇看作是不同语篇的交织，语篇即时的修辞情境或作者都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来源或生成的动因，修辞情境被看作是身份或社会关系产生的事件。同时，“听众”这个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听众也会参与到语篇实践中，他们不是语篇生成过程所指向的对象，也不是事先预设好的，而是参与到语篇生成过程中的一分子。修辞情境不是演讲者和紧急情况之间的互动，而是演讲者和听众参与共同身份建立的过程（1989：120 122）。

可以看出，Vatz反对的主要是修辞情境对于修辞话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是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Consingy认清了情境的复杂性，绝非一个“紧急状态”能够概括的，修辞者的创造性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中发现问题、找出论题；Biesecker从解构主义者的角度对修辞情境与修辞语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构，修辞语篇是由不同语篇交织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因此，修辞情境也就不可能仅限于语篇产生过程中的情境，而是应被放到整个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去。既然这样，修辞语篇与修辞话语孰轻孰重的话题就无从谈起了，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整体。

Biesecker的这种“整体观”与Burke的情境观非常接近。Burke认为，很难将一个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在使用语言时所处的非语言环境之间做出区分。“修辞材料本身就是修辞情景的组成部分，虽然‘修辞情景’这一概念不能限于这些因素”（1998：155-156）。也就是说，Bitzer虽然认为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密不可分的，但它们还是可以区分的两个概念，有些修辞情景可能没有修辞话语参与。而在Burke看来，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彼此，根本不可能对它们做清晰的切割。既然无法切割，就没有必要谈及两者的关系，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概念。

既然修辞语篇和修辞情境是合二为一、难分彼此的，那么在对软新闻编译稿这一修辞语篇进行研究时就必然涉及其所处的修辞情境。编译稿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离不开修辞情境对它的支持，而同时它又参与到修辞情境的构建中，是新的修辞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