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软新闻编译中构建修辞情境的意义

2.3.1 实现“凝聚”与“分裂”的自然转换

在Burke的情境观中，“凝聚”与“分裂”是一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核心概念，“分裂”并不可怕，因为“分久必合”，而要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变，“合作”是唯一的方法。这一理念对于软新闻编译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在编译过程中，编译者面对的读者是与自己在价值观、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之前很多理论都强调其“不同”，为了使目标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编译者往往采用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将自己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塞”给读者，目的是想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以此缩小“分裂”。在翻译界也有“归化”与“异化”之争。所谓“归化”就是使翻译尽可能地接近目标语；而“异化”指的是使翻译保留源语言的特征，也就是保留其“异域情调”。“归化”与“异化”之争也是反映了译者意识到了存在的“分裂”而要极力对其进行弥补的努力。但是，这些方式都没有正确理解“凝聚”与“分裂”的动态互动关系。首先，很明显，它们对“分裂”是有敌意的，将“分裂”认为是一大障碍而极力弥补；其次，这些观点都是单向的，都是从译者的角度进行的思考，没有意识到读者的能动作用。

伯克的修辞情境观告诉我们“凝聚”和“分裂”是情境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一个自然过程，是“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要消除“分裂”是不可能的，编译者能做的只是促使“分裂”向“凝聚”转化。当然，这种努力也不是单方面的，要有读者的“合作”，这就需要编译者平等地对待读者，使读者积极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参与到凝聚过程中来。因此，编译者最终要实现的，是通过自己的编译稿构建出一个读者能接受的、并且乐意参与进来的以合作为前提的修辞情境，读者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可以比较自然地认同编译者的观点，从而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化。当然，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编译稿的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撰写时所用的语言是英语，所处的是西方文化，这一切都使得原文的修辞情境不再适用。要使译文读者欣然接受编译者的观点，就必须对修辞情境进行重新构建，否则，巨大的文化及语言差异将使译文遭遇“水土不服”，造成传播的失败。

2.3.2 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

软新闻编译研究中需要构建修辞情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修辞情境是与修辞话语紧密相连的，适宜的修辞情境和有效的修辞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正如Kinneavy所说，“要判断一个话语的片段，就要把它放在它产生和被理解的情境场合之中。这是当代修辞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显然也适合许多不同的学科”(Herrick，2005：222)。不过，对于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却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Bitzer认为，虽然修辞话语的产生表明了修辞情境的存在，但是不能说修辞话语总是伴随着修辞情境，也不能说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相反，是修辞情境导致了修辞话语的产生。为了更好地解释修辞情境，Bitzer将其与三个概念做了切割。首先，修辞情境不同于意义的场合，意义的场合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条件，没有对意义场合和言语的了解，任何言语都是无法被理解的。其次，修辞情境也不同于劝说情境，劝说情境太普遍了，任何时候，只要用言语改变听众的信念或行为，都是劝说情境。最后，修辞话语也不一定必须扎根于历史背景中，这与树必须扎根于土壤不同。树不是从土壤中获取它作为树的特点的，但是修辞话语却是从修辞情境中获取它作为修辞的特点的。换言之，没有修辞情境，就没有修辞话语，修辞与情境紧密相连(1968：3-4)。

Richard E.Vatz反对Bitzer将情境独立于演讲者的做法，他也不认为意义是情境固有的。他认为演讲者不仅创造文本，还创造情境，“话语并不暗示语境特征”。话语可能描写语境，但它们实际上只是从现象学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了说话者。Vatz注意到选择哪些事实和事件完全是说话人的任意行为，因此，修辞语篇是一种创造行为，一种解释行为，而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修辞语篇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图和理解，这些意图和理解导致了修辞情境的产生。可以看出，Vatz对于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的因果关系，正好是与Bitzer背道而驰的。他强调修辞者的主观能动性，“意义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而是由修辞者创造的”。“情境都离不开理解者的视角，也离不开理解者选择用来表征它的修辞”(1973：154-161)。

Scott Consigny认为，Bitzer和Vatz的理论都有问题。在Bitzer的理论中，情境控制了修辞者的反应；而Vatz却认为修辞者可以自由任意地创建一个情境。Consigny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实际的修辞实践。“Bitzer正确地将‘特殊性’作为修辞情境的特点，但是他因此将情境错误地想象成确定的以及有决定作用的。……Vatz正确地将修辞者看作是有创造性的，但是他没有解释修辞者行为真正的限制是什么”(1974：176)。Consigny指出，修辞者不能任意地制造紧急情况，他必须仔细考虑自己所处情境的特殊性。修辞者发挥作用的情境不是确定性的，他需要在不确定的情境之中找出具体的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修辞情境是一个麻烦而混乱的场合，修辞者必须对其进行构建以揭示并发现问题”(1974：177)。修辞理论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修辞者和修辞情境哪个处于支配地位，而是在每种特定的情况下，修辞者如何参与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情境，如何拥有一个理解它的方法。在Consigny看来，修辞话语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理解后的产物。他采用了古典修辞学中“论题”这一概念，认为“论题”是“发现或发明的重要工具”，是“修辞者思考和行动的领域”(1974：182)。通过使用“论题”，修辞者就有了允许他参与某个情境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能够在新的情境中无需事先行动就可以发现和管理情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但修辞者不能享有无限的自由，在发现问题时，他必须接受情境的特殊性，即考虑情境参数以及情境的特殊性。

之前的争论都是围绕先有修辞情境还是先有修辞语篇，而Barbara A.Biesecker认为再这么争论下去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此，她跳出了原有的框框，用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在Vatz的基础上对Bitzer的情境观进一步进行批驳。“延异”是Derrida解构主义的核心， Derrida认为任何一个成分，只有在指向与它不同的另一个成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交织导致了每个成分内部都有关系链或系统中其他成分的痕迹。“无论是在成分与成分之间，还是在系统中，没有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1981：26)。Biesecker认为解构主义能使我们认真对待语篇实践的修辞性，语篇的修辞标志着延异对于写作的干预。修辞不是语篇论据或观点的一种装饰，也不是附属品，而是开始一个语篇的延异以及隐喻性的技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使修辞理论家与批评家将修辞语篇看作是不同语篇的交织，语篇即时的修辞情境或作者都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来源或生成的动因，修辞情境被看作是身份或社会关系产生的事件。同时，“听众”这个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听众也会参与到语篇实践中，他们不是语篇生成过程所指向的对象，也不是事先预设好的，而是参与到语篇生成过程中的一分子。修辞情境不是演讲者和紧急情况之间的互动，而是演讲者和听众参与共同身份建立的过程(1989：120122)。

可以看出，Vatz反对的主要是修辞情境对于修辞话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是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Consingy认清了情境的复杂性，绝非一个“紧急状态”能够概括的，修辞者的创造性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中发现问题、找出论题；Biesecker从解构主义者的角度对修辞情境与修辞语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构，修辞语篇是由不同语篇交织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因此，修辞情境也就不可能仅限于语篇产生过程中的情境，而是应被放到整个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去。既然这样，修辞语篇与修辞话语孰轻孰重的话题就无从谈起了，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整体。

Biesecker的这种“整体观”与Burke的情境观非常接近。Burke认为，很难将一个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在使用语言时所处的非语言环境之间做出区分。“修辞材料本身就是修辞情景的组成部分，虽然‘修辞情景’这一概念不能限于这些因素”(1998：155 156)。也就是说，Bitzer虽然认为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密不可分的，但它们还是可以区分的两个概念，有些修辞情景可能没有修辞话语参与。而在Burke看来，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彼此，根本不可能对它们做清晰的切割。既然无法切割，就没有必要谈及两者的关系，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概念。

既然修辞语篇和修辞情境是合二为一、难分彼此的，那么在对软新闻编译稿这一修辞语篇进行研究时就必然涉及其所处的修辞情境。编译稿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离不开修辞情境对它的支持，而同时它又参与到修辞情境的构建中，是新的修辞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3.3 修辞情境与修辞立场

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可以帮助编译者采取正确的修辞立场。修辞立场(rhetoric stance)这一概念是Wayne Booth提出的，旨在将Burke抽象的修辞情境理论具体化。Burke的修辞情境理论就像他其他理论一样，抽象而又晦涩难懂。他只是用“我们”“分裂”“凝聚”这些概念总结出所有修辞情境的特征，却没有具体指出构成修辞情境的要件。或许这是因为他的情境包含了太多的东西，需要读者在解读中体会理论的精髓，任何具体化的努力都可能造成误解。不过，这给理论的具体运用带来困难。为了使理论更具操作性，Booth将Burke的修辞情境细分为三大要素：“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观众的兴趣和特征”“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并认为这三者之间的难以言状的平衡就是“修辞立场”。Booth同时指出，这种平衡是所有优秀的写作所共有的一个要素，能否在写作中实现三要素的微妙平衡，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布斯，2009：4142)。

Booth说，“真正的修辞学家的立场，必须跟两三个讹用的失衡立场(unbalanced stances)相比较，才可以看得清楚。而这些失衡的立场恰恰是那些自以为在从事修辞学的人们设想出来的”。第一个是学究式立场(the pedant's stance)，它包括忽视或淡化讲话人和听众之间的人际关系，完全依赖于对主题的陈述——即遗忘了特定的观众。这种滥用的原因是忽视了观众，或过度依赖于主题本身。第二个是广告者立场(the advertiser's stance)，即低估了主题，高估了纯粹的效果：即怎样才能赢得朋友，怎样才能影响人们。Booth认为修辞学是劝说的艺术，但它不是表面上那种一开始就暴露一切去劝说的艺术。第三个是表演者立场(the entertainer'sstance)，采用这一立场的作者会情愿为了个性和魅力而牺牲掉内容(布斯，2009：42，44，46)。

软新闻编译稿如果能够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就可以使编译者避免采用错误的修辞立场，从而导致传播失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文原文和编译稿面对的受众不同，对于修辞立场也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有时，在中文中可以被接受的修辞立场，如果直接翻译成英语，就有可能成为讹用的修辞立场的典型。下面这段文字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直译成英语，就会因没有考虑读者的特殊性而犯下“学究式立场”的错误：

进入80年代，株洲率先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实施了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例如：建立新的用工机制、干部能上能下的运行机制)等一系列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的措施。得益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批支撑株洲工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株洲的南方集团、电力机车厂、冶炼厂、硬质合金厂、千金药业等企业的利润占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90%以上，在全国企业500强中，株洲市就占了6家。这在当时，被新闻界誉为“株洲现象”[1]。

上例介绍了株洲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大方面，出现了“建立新的用工机制”“干部能上能下的运行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术语。这些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解释。但对于译文读者而言，这些信息显然是很难理解的。如果将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语，译者就是没有考虑到译文读者的特殊性，就是犯下了“学究式立场”的错误。

下面的例子反映的则是“表演者立场”：

水映山容，使山容益添秀美，山清水秀，使水更显柔情。有诗云：岸上湖中各自齐，山觞水酌两相宜。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原不知。

上例文笔优美，通过四字格和诗句形象地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不过，且不说翻译成英语难度很大，就是翻译成功了，这种散文化的语言也不适合英语软新闻。软新闻这一偏正词组的中心词是“新闻”，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新闻对语言有特殊的要求，那就是语言要求尽量简练，尽量避免使用含过多感情色彩浓郁的词。上文为了片面追求美感用词过于华丽，显然违反了新闻的用词原则，在编译时就应该删去。

“广告者立场”在软新闻中也并不鲜见。有时，编译者为了尽可能地说服读者，只描述事物积极的一面，而对负面的内容避而不谈。但是，不说并不代表不存在，这种立场会损害主题的真实性。Booth认为，“这种滥用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威胁，其危险性甚于忽略观众”(2009：46)。并且，读者也很容易发现这种对平衡概念的滥用，并由此对编译者产生不信任感，从而终止阅读或放弃接受编译者想要他们接受的观点。

Booth说，“比起笨拙地指出修辞平衡遭到破坏时的结果，平衡本身更加难以形容。但是我们发现一位作者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就经历了这种平衡”(2009：46)。事实上，这种平衡就是构建修辞情境的目标，只要有适宜的修辞情境，就会有正确的修辞立场，修辞立场本身就是修辞情境的反映。

[1] 株洲，寻根的胜地.《今日中国》2002(9)。